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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事变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弯

文/王卫平

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留给他解决中共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方面，他长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即将以自己的步步退让、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而宣告破灭。此前，他曾告诫党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反言之，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而让他认识到“最后关头”已然来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姑息纵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就等于把蒋逼向了死角，诚如他所言：“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既然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对他来说，中共问题断无拖延之理。因为他始终认定“攘外必先安内”。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与他分道扬镳的中共及其军队，已在其重重围剿、步步紧追之下，西进北上到达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中共及其军队万里奔袭人困马乏，即使不是穷途末路，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他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在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厉兵秣马准备由河南开赴陕甘参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赴西安，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悉数人马迅速开赴进剿前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直捣黄龙。正所谓“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将广自然平添任性，他踌躇满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意气昂藏的督战之旅，最终竟成了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对于这次兵谏，历史上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亦称 “丙子双十二事变”。“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一定论丝毫无损于中共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在促成张、杨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其说张、杨的“兵谏”手段本身具有不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宁说设法逼蒋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具有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论及西安事变时只谈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而鲜及其对事变爆发的影响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内战陷死路

红军长征入陕首先体现为军事入陕。所不同者，在张学良看来，红军进入陕西乃是“赤匪”之“窜陕”，而在杨虎城看来，则是军事之“犯陕”。虽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长，对张学良来说，红军是所谓“穷寇”“穷途”“穷徒”，是可以一击而垮，一击而溃者。对杨虎城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别动我的锅盔牙子”，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红军，都是不受待见的不速之客。

“醉过知酒浓，挨打方知疼”，真正让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无论如何，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硬茬儿”。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可想而知当时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东三省的丢失，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张学良也索性黑锅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出国考察”，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归国后的张学良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再从华中调到西北，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就是“进剿”红军，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未建寸功。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学良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东北军盘马弯弓、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中国古代兵法向以“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劳”为取胜常道。况且红军连“劳师远征”尚不够格，简直就是“羸师远遁”，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守株待兔”。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学良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不料， 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 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 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作为一个统军将领，张学良深知带兵之难，带一支“弱兵”更难。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弱兵”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使自己这个“强者”一战而亏，再战而溃，张学良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

◆直罗镇战役中红军缴获的重机枪等武器。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109师，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的张学良，在会上备受冷遇。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予回应，反而注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死亡的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亦遭蒋介石峻拒。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得不到补充、抚恤，东北军官兵士气大为动摇。张学良曾叹息说：战争的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张学良认识到，随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

远征而来的东北军如此不堪，坐拥地利之便，雄踞三秦之险，“修水利”“守孤城”“功满三秦”经营家门既久的杨虎城及其西北军又当如何？1935年5月到11月，张学良率东北军20余万人先后开入陕、甘后，杨虎城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他既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怀卧榻之忧，深恐齐大非偶。如果说，杨虎城对“外来户”东北军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话，对于红军，一开始他有足够的理由要将之拒于关中之外，因为红军的闯入既与他雄踞关中的政统相异，又与他当西北王的梦想相逆。这就使得杨虎城在初期对红军的作战中是相当坚决的，这从其与红军作战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可见一斑。在阻击红军北上的作战中，杨虎城派去的几乎清一色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警备旅，这当然不排除杨虎城要采用“精兵速战”给红军来个下马威的可能性，但事与愿违的是他的命运竟和张学良高度雷同，若合符节。1935年1月，在关中东南门户柞水县蔡玉窑、蓝田县葛牌镇两地被红军消灭六个营。3月，其警备2旅两个团在秦岭腹地佛坪、华阳地区被红军消灭。4月，其警备3旅五个营在柞水县九间房又被歼灭。7月，其警备1旅在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被歼灭，旅长唐嗣桐被俘。在短短半年时间，杨虎城的“家底”损失惨重，而击败杨虎城自恃为劲旅的竟是同一支红军部队——积极要求北上抗日的红25军。杨的军事力量被红军大大削弱后，引发的不是蒋介石的同情而是轻视。红军强劲的战斗力和神出鬼没的战术令杨大为诧异，他曾沉痛地说：“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由是观之，迭遭败绩，损兵折将是导致张、杨对红军的态度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二人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策略产生颠覆性质疑乃至后来兵戎相对以谏之的心理基础。舍此，事之变者，不亦难乎？如果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一场“捅天”事变，那么，其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蒋介石逼张、杨剿共在先，红军以其强悍的军事反击反逼张、杨改变在后，张、杨复以霹雳手段倒逼蒋停止内战，则又其后矣！

因“觉”而明：逼蒋抗战寻出路

红军长征入陕既是军事入陕也是政治入陕。政治工作是红军起家本钱和看家本领，是红军的最大优势。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曾向同志们发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其豪迈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预言，“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如果说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敌人，那么，长征与其说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进军。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尚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难道不正是“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的题中要义吗？不正是党和红军当时最大的政治主题吗？政治主题一旦确立，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策略。中共向来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强敌入侵的炽焰愈演愈烈，唯一的出路当在于尽快结束内战。而内战的始作俑者蒋介石此时正是横亘在抗日事业面前的一块“顽石”。对于这一“顽石”，弃之反之不现实，讨之伐之力不逮，联之合之乏资本，因为“斗”也罢“合”也罢皆需“本钱”，诚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事情果真“无可奈何”了吗？中共的斗争实践反复彰明一个道理：力量上的不足往往可以通过政治上的鲜明导向来弥补甚至超越。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继《八一宣言》发表并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响之后，是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临委会组织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不仅有力配合了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并为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准备了人心。次年2月17日，征尘未洗的红军又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布《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拦，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抗日先锋队被迫回师。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改变了“抗日反蒋”的政策，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停战议和。通电把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在国民党下层军官中引发很大影响，甚至连阎锡山都不得不承认红军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足见这些宣言对国民党内部引起的震动之烈。5月5日《通电》之后，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对蒋方针已由过去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从长征开始到立足陕北，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一路北上一路鼓呼，即使面对围追堵截的灭顶之灾，也坚持以飞蛾投火的勇毅和精卫填海的绝决，为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而呐喊奋斗，并以实实在在的抗日行动和极富牺牲的献身义举，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为了民族大义牺牲最坚决，奋斗最英勇，奉献最真诚的民族脊梁，赢得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广泛认同，也使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攘外安内”政策不断受到孤立、质疑和瓦解。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开明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即表示赞同中共的主张。在我党躬身践行的政治引领下，各种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日益达成时代共识，这是面对强敌的民族觉醒。既然要不要结束内战已鲜有疑义，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为“梦醒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内战如何停止，以怎样的方式停止开始上升为各方关注的时不我待的重点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坚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那么，这个可资利用的薄弱环节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握和运用好这个薄弱环节？毛泽东似乎已成竹在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毛泽东曾在陕北红军大学的一次报告中，运用陕北老百姓赶毛驴作比喻说：“老百姓让毛驴上坡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对待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我们就像是对待毛驴上坡一样，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怎么办呢？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一套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一语点破了如何把蒋介石“逼”上抗日之路的命门，当然，如何点中这一命门，还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进行积极的政治统筹和策略运用，统战工作无疑将是关键一招。

因“义”生勇：同仇敌忾是明路

红军长征入陕同时也是统战入陕。所谓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的人为了相同目的结成的共同阵营。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实施往往是对领导者政治胸襟，政治胆略，政治智慧，政治器局的全面考量。当然，统战工作一旦成功，其带来的收获往往是十分丰盈的。

陕西这个地方，至今仍广为流传着一个传统秦腔剧目《三滴血》，讲的是糊涂官“滴血认亲”断案的故事，其逻辑是：若非亲人，则“血在盆中不粘连”。也许在蒋介石看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如同这互不粘连的“三滴血”。“看戏的不怕戏大”，他要把这令人闹心的“三股势力”玩于股掌。对蒋介石来说，二桃可以杀三士，一石亦可击三鸟，三角形固然有其稳定性，但三角关系从来都最具破坏力，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北，看似确有“一石三鸟”之妙：作为一个失去了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东北军调入陕西，实是为其找了一个就食的地盘，并且为其戴上一顶“剿匪”的桂冠，从道统上讲，似乎也足够“高大上”，况且红军已是强弩之末，这个功劳简直就是白送给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安能不感恩戴德？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实力派的西北军，出于保地盘守家底的基本生存逻辑，杨虎城已“数逆上意”不肯离陕以出击红军，但现在红军已闯入自己的地盘，杨虎城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这也是杨虎城初期与入陕红军数度交手的原因之一，且不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地域差异、情感隔阂，但就利益关切来说，二者拧成一股绳的概率远远低于二者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用东北军牵制监视西北军亦可谓妙棋一招；既然东北军建功心切，西北军保土心急，因利乘便让“明知不是伴，事急紧相随”的两支地方实力派与自己的“心腹大患”红军斗个死去活来，他蒋介石都会成为坐山观虎斗的最大赢家。

蒋介石的“一石三鸟” 之策看上去的确很美，一切从各自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似乎也显得有根有据，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利益和现实。那就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除了国与共、中央与地方、嫡系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等复杂的利益缠斗之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已然成为一个超越于所有利益之上的现实利益。一旦超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上升至民族国家之高度，利益就转化成了大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考量合格政治家的第一要义。“顺应历史潮流”在彼时之中国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政治家对时代的积极回应，也是其政治伦理之底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虽为古训，但在当时更是彰显民族大义之警语。

面对民族大义，经由种种斡旋与努力，使各方力量舍私斗而就公义，弃小利而成大义，最终形成战胜外侮的滚滚铁流，正是我党和红军统战工作的逻辑起点，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恰恰是党和红军用鲜血换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早在福建事变中，我党在统战工作上曾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1933年底，正当“围剿”与“反围剿”激战正酣时，以十九路军为主导，在福建爆发反蒋事变，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严重受挫，由于当时“左”倾“关门主义”盛行，致使福建事变失败，中共获得之良机转瞬即逝，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福建事变被弹压，苏区红军被迫长征，唇亡齿寒，教训大矣！痛定思痛，痛何如焉？直至1935年底，毛泽东仍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借蔡廷锴及福建事变以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殷鉴不远，用血换来的教训往往值得倍加珍视，红军入陕之后，便立即展开了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委派第十七路军驻北平代表给杨虎城送去《八一宣言》，杨对中共的政策表示赞成。图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期的南汉宸。

在估计和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后，毛泽东坚信：“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叩。”统战工作大有可为，我党对张、杨及其所部的统战工作主要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

针对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要由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发出大量信件的方式，呼吁他们以国家存亡为念，积极走抗日救国之路。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身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国政治主张，表示愿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广大将士，深受家乡沦陷之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行亲痛仇快之事。这种情绪无疑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高崇民经南汉宸介绍来到西安，做中、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很快被张学良奉为上宾，他曾对左右表示：“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足见信任之殷，张学良曾感慨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立于天地之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教堂秘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问题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表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能把他（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作用。延安会谈又是东北军从内战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又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团团长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部队。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的主张转达给蒋介石。

◆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1935年12月，中央派汪峰为代表，持亲笔信在西安会见杨虎城，向杨指明出路，坚定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此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汉英也来到西安，带来南汉宸提出的六项建议。1936年初，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在对上层统战工作开展的同时，针对张杨部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统战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36年初，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陕北甘泉为红军所围，弹尽粮绝，红军本可易如反掌地将其歼灭，但红军却高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打回老家去”的歌声主动撤围。绝处逢生的该部官兵受到强烈震撼。东北军进攻瓦窑堡时，红军又主动撤退，在瓦窑堡城楼上写着“山海关”三字，当东北军看到这三个大字，看到瓦窑堡城中随处可见的“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标语时，个个泪流满面。在日渐深入的抗日宣传和统战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跑到红军阵地上谈心，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苦楚：“我们退出家乡实在是不得已，现在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谁还愿意打内战呢？”十七路军的官兵因受到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对剿共内战也越来越厌倦，借故请假，因“病”请假，脱队离队的不断增加，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前线的士兵纷纷给杨虎城写信，有人表示：“我们愿意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的战场上，打死一个日本鬼子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脸见先人”，希望杨虎城能立即率领他们打日本。

优待被俘官兵并对其进行思想帮扶是统一战线策略向下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凡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都待之以礼，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当俘虏看待，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回部队的发马还枪。在物质生活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把好食品给俘虏吃，把好窑洞给俘虏住。被俘官兵纷纷表示：“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人。”被释放的官兵回部队后，热情赞扬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如星星之火，使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受到感染，表示不再愿为内战作无畏的牺牲。党中央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系的建立，就是对被俘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结果，起搭桥作用的就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经教育后释放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张、杨在取得与共产党抗日合作的协议后，为了应付蒋介石，表面上还唱着“剿匪”的调调，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东北军、十七路军，俨然已成了红军的同盟军。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统战宣传，亦是统战工作的有效方式。1935年，中共党员、著名左翼作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而创作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风靡中华大地。在与东北军的交锋中，红军常以此曲感化东北军官兵，致使其悲不自胜无心恋战而挫败，从而在局部开创了由开战到停战，由停战继而联欢的局面，此曲着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统战作用，以致历史学家唐德刚常将之与楚汉相争时张良“悲歌散楚”相比附，称其“如出一辙”。翌年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组织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在爱国青年的游行队伍中，亦有人领唱《松花江上》，听者无不动容而和之，也正是在当天劝阻学生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活动中，张学良沉痛表示：“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日后，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27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同乘车离开常宁宫“行辕”，前往秦岭北麓的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上校以上军官“训话”，仍喋喋不休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要害是“剿共”，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服从命令，到陕北前线去剿共，当即就受到受训官兵的抵触。正是蒋的一意孤行，违背了“举国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使得“兵谏”之事变势在必然，也使得蒋悉心酝酿的原定于事变当日发布的第六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的“致全国电”中声明：发动事变是为了使蒋抗日，为迫使蒋“补赎前愆”，前愆者何？“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足见张学良对失去东北的创巨痛深，亦可见蒋“逼”人之甚切！其口吻与中共指示之大旨何其相似乃尔？亦可见中共统战政策的政治威力之巨。

2、西安事变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今天西安事变

【历史上的今天】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为何不杀张学良?

在83年前的今天，1936年12月12日 (丙子年十月廿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中正(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牛元峰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亦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造成张、杨的恐慌，张学良出于公心，屡次向蒋介石提意见，遭拒绝。蒋介石后来又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历史点评：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揭秘：“西安事变”遗留下的悬案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延伸阅读：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揭70年前西安事变细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Royal　Leonard)，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张学良从西安机场上飞机到南京机场被扣押的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　flew　for　China)》，该书第五节“扣留蒋介石”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据说国内尚没有此书中文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现将伦纳德先生的这一段回忆译出，略有删节，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少帅(指张学良——译者注，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译者注，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

圣诞节中午，我的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以危险的速度开到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送我回家。我抓起旅行包，捎上塔雷廷名牌公文包，向机场奔去。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做警戒，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登机后一分钟即做好起飞的准备。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

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拥，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只见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很混乱。我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准备好了。”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叫我降落在潼关的战壕上，这里少帅的部队和政府军旷日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我的飞机在潼关外面的战壕网上盘旋，并投下了和平的信息。

“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拥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火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然而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客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过一个军事机场，那里很乱，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也许你不在乎某些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您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

“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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