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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革命发展史：俄国革命的起因

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之一。

从 1917 年 3 月 8 日到 1923 年 6 月 16 日，这场暴力革命见证了以左翼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统治的传统。

也许对国际政治和安全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将继续组建苏联共产党。

要点：俄国革命的起因

•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结束了沙皇 300 多年的专制统治。
• 俄国革命从 1917 年 3 月 8 日持续到 1923 年 6 月 16 日。
• 革命的主要原因包括农民、工人和军人对沙皇政权内部腐败和低效的不满，以及政府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控制。

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包括沙皇帝国政府内部普遍腐败和效率低下，农民、工人和士兵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君主制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帝国军队的解体。

工人阶级的变化

俄国革命的社会原因可以追溯到沙皇政权对农村农民阶级和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的压迫，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

20 世纪初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导致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相互关联的不满。

农民不满

根据财产的基本理论，俄罗斯农民认为土地应该属于耕种者。

虽然他们在 1861 年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但农村农民对被迫偿还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土地感到不满，并继续要求他们耕种的土地属于公有制。

尽管在 20 世纪初进行了微弱的土地改革尝试，但俄罗斯仍然主要由贫穷的农民组成，土地所有权明显不平等，全国 25% 的土地由仅 1.5% 的人口私有。

越来越多的农村农民进出城市地区，导致城市文化通过引入以前无法获得的消费品、报纸和口耳相传对田园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不满。

工人阶级的不满

到 19 世纪末，随着数十万人迁往城市地区以摆脱贫困，俄罗斯的城市迅速发展。

例如，在 1890 年至 1910 年间，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人口从 1,033,600 人增加到 1,905,600 人，莫斯科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一个扩大的工人阶级，拥有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比过去日益萎缩的农民阶级更有可能举行罢工和公开抗议。

俄罗斯的工业革命没有 让西欧和美国的工人实现财富，而是让工人面临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低工资和很少的工人权利。

曾经富裕的俄罗斯工人阶级突然面临过度拥挤的住房，往往卫生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们每周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0 到 12 小时。

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以及严酷的体罚和工资不足导致持续不断的受伤和死亡风险，加剧了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尽管有这些困难，许多工人还是被鼓励对生活抱有更多期望。

从他们新获得的基本技能中获得的自尊和自信有助于提高工人的期望和愿望。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们开始渴望他们在农村从未见过的消费品。

对于迫在眉睫的革命而言，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更有可能被新的——通常是叛逆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想法所左右。

不再将沙皇尼古拉二世视为工人阶级的保护者，来自这个新无产阶级的罢工和公共骚乱在数量和暴力方面迅速增加，特别是在 1905 年 1 月 22 日的“血腥星期天”大屠杀之后，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被尼古拉斯的精锐部队杀死。

当俄罗斯于 1914 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工厂生产战争物资的巨大需求引发了更多的劳工骚乱和罢工。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战争的俄罗斯人民支持工人。同样不受欢迎的强制兵役剥夺了城市的熟练工人，取而代之的是不熟练的农民。

当不完善的铁路系统加上资源、生产和运输被转移到战争需要时，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成群结队的剩余工人逃离城市寻找食物。由于缺乏装备和补给，俄罗斯士兵自己最终转而反对沙皇。

随着战争的进行，许多仍然忠于沙皇的军官被杀，取而代之的是心怀不满、对沙皇几乎没有忠诚的应征者。

不受欢迎的政府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罗斯许多地区就对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下的俄罗斯专制政府感到不满，他曾宣称“一个沙皇，一个教会，一个俄罗斯”。

和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样，尼古拉二世实施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俄罗斯化”政策，这一过程要求白俄罗斯和芬兰等非俄罗斯族群放弃他们的本土文化和语言，转而支持俄罗斯文化。

作为一个极其保守的统治者，尼古拉二世保持着严格的专制控制。每个公民都应该对他们的社区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奉献精神，默许俄罗斯的法定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

尼古拉二世对自 1613 年以来统治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幻想蒙蔽了双眼，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国家正在衰落。

尼古拉斯相信他的权力是由神圣权利授予的，他认为人们会向他表现出毫无疑问的忠诚度。这种信念使他不愿意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而这些改革本可以减轻俄罗斯人民因他对战争工作的无能管理而遭受的苦难。

即使在 1905 年失败的俄国革命事件促使尼古拉二世授予人民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之后，他仍着手限制这些自由以维护沙皇君主制的最终权威。

面对这样的压迫，俄罗斯人民继续敦促尼古拉二世允许民主参与政府决策。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社会和民主改革。

人民对俄罗斯专制政府的不满在 1905 年 1 月的血腥星期天大屠杀后达到顶峰。由此产生的严重工人罢工迫使尼古拉二世在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或允许建立有限的宪政政府之间做出选择。

尽管他和他的顾问部长都对批准宪法持保留态度，但他们认为从战术上讲这将是更好的选择。因此，1905 年 10 月 17 日，尼古拉斯发表了十月宣言，承诺保障公民自由并建立俄罗斯第一届议会——杜马。

杜马的成员将由民众选举产生，在颁布任何立法之前都需要他们的批准。然而，在 1907 年，尼古拉解散了前两届杜马，因为他们未能支持他的专制政策。随着杜马斯的失败，对民主的希望破灭在俄罗斯各阶层人民中重新燃起了革命热情，因为暴力抗议活动批评了君主制。

教会与军队

俄国革命时期，沙皇还是俄国东正教会的领袖，在专制政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了加强沙皇的权威，官方教会教义宣称沙皇是由上帝任命的，因此任何对“小父亲”的挑战都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侮辱。

当时俄罗斯人大多是文盲，他们严重依赖教会告诉他们的东西。祭司经常因提供沙皇的宣传而获得经济奖励。

最终，农民开始失去对牧师的尊重，认为他们越来越腐败和虚伪。总的来说，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教会及其教义变得不那么受尊重。

教会从属于沙皇国家的程度仍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然而，教会采取独立活动的自由受到尼古拉二世法令的限制。国家对宗教的这种控制程度激怒了许多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罗斯民族团结的情绪短暂平息了针对沙皇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这些爱国主义情绪逐渐消退。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尼古拉二世就对惊人的损失感到愤怒，他接管了俄罗斯军队的指挥权。尼古拉斯亲自指挥俄罗斯的主要战区，让他基本上无能为力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负责帝国政府。

随着人们越来越批评自称为“神秘主义者”的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对亚历山德拉和皇室的影响，有关政府腐败和无能的报道很快开始蔓延。

在尼古拉二世的指挥下，俄军的战损迅速增加。到 1916 年 11 月，共有超过 500 万俄罗斯士兵阵亡、受伤或被俘。兵变和逃兵开始发生。缺乏食物、鞋子、弹药，甚至武器，不满情绪和士气低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军事失败。

这场战争也对俄罗斯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到 1915 年底，由于战时的生产需求，经济开始衰退。随着通货膨胀减少收入，普遍的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使个人难以维持生计。

罢工、抗议和犯罪在城市稳步增加。当受苦的人们在街上寻找食物和柴火时，对富人的怨恨与日俱增。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苦难归咎于沙皇尼古拉，他留下的微薄支持崩溃了。1916 年 11 月，杜马警告尼古拉斯，俄罗斯将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除非他允许建立一个永久的宪政政府。

不出所料，尼古拉拒绝了，自 1547 年伊凡雷帝统治以来一直存在的俄罗斯沙皇政权在 1917 年 2 月的革命中永远垮台。不到一年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被处决。

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

民族主义作为文化认同和统一的表达，最早于 19 世纪初在俄罗斯兴起，并很快融入泛斯拉夫主义——一种提倡将所有斯拉夫人或东欧和东欧中欧的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的反西方运动。

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根据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化”学说，俄罗斯斯拉夫派反对让西欧的影响改变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

1833 年，尼古拉一世皇帝采用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格言“正统、专制和民族”作为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三合会的三个组成部分是：

• 东正教：坚持东正教，保护俄罗斯东正教。
• 专制：无条件地忠于罗曼诺夫皇室，以换取对基督教所有社会等级秩序的家长式保护。
• 国籍：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并分享该国家的共同历史、文化和领土。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国家宣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是为了转移公众对尼古拉二世十月宣言颁布后沙皇专制制度内部紧张和矛盾的注意力。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在该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性经历中几乎消失了，但在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革命中取得胜利和沙皇俄罗斯帝国崩溃后又重新出现。

民族主义运动首先在生活在这个道德多元化国家的不同民族中兴起。

在制定民族主义政策时，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列宁和卡尔马克思倡导一场世界范围的工人革命，这场革命将导致所有国家作为不同的政治管辖权被消除。

因此，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然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民族主义内在的革命潜力是推进列宁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的关键，因此支持民族自决和独特身份的思想。

1917 年 11 月 21 日，即十月革命后一个月，俄罗斯人民权利宣言承诺了四项关键原则：

• 俄罗斯帝国所有人民的平等和主权——政府权力的来源在于人民的原则。
• 所有民族的自决权。
• 取消所有基于国籍或宗教的特权。
• 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发展自由。

然而，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府抵制这些理想的实施。在沙皇俄罗斯帝国至少危险地共存的所有不同国家中，只有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获得了独立。

然而，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 1940 年被苏军占领后失去了独立。

苏联领导人曾希望 1917 年的革命能够引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昂托洛茨基所称的“不断革命” ，从而在各国之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托洛茨基的愿景并没有成为现实。到 20 年代初，即使是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其民族主义性质，将保持自治。

今天，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通常指的是极右翼和少数极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运动。

此类运动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当时极右翼的黑百人集团坚决支持罗曼诺夫王朝并反对任何背离沙皇专制君主制的行为，从而反对更受欢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

2、俄国革命发展史，俄国视角的一战

在结束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和会上，罗斯福总统将谢尔盖·威特介绍给日本的首席代表，罗曼·罗森站在谢尔盖·威特后方。

与以往从英美角度解读不同，利芬反对将“一战”的主要矛盾视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与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认为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只有从俄国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决于乌克兰的命运。”此话看似历史学家凑新闻热点的“胡扯”，却是多米尼克·利芬于2013年11月13日在剑桥三一学院演讲时的开场白，彼时，距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还远着呢。

利芬认为，没有乌克兰的人口、工业和农业，20世纪初的俄国就不再是大国。那么，德国完全有可能在欧洲确立霸权。从俄国立场看，新兴民族中乌克兰人的运动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1918年3月，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结束了“一战”的东线战事，俄国一度失去乌克兰，被迫承认乌克兰是原则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上的德国“卫星国”。如果此条约体系得以维系，德国只需在西部战线取得平局，加上俄国的衰落以及对东欧的统治，就足以确立柏林的欧陆霸权。然而相反，协约国在西线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德国在东部建立帝国的希望。实际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核心问题，正是牵涉了乌克兰、巴尔干半岛的东欧问题。

俄国视角的“一战”史

苏联时代的研究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大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投资地点的帝国主义战争。利芬不赞成争夺殖民地一说，但他认为“一战”与帝国和帝国主义存在莫大关系。在那个时代，帝国是具有特殊属性的大国，这些属性包括统治广袤的领土和诸多民族，且未取得这些民族的明确同意。帝国主义乃是支持创造、扩张和维系帝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策。1900年，帝国在欧洲人中的重要性远超之前时代，它不仅被视为衡量一国未来国力的尺度，更被普遍认为，胜利的帝国主义既是一国阳刚气概的标志，也表明它在达尔文式竞争世界中生存振兴的能力。

利芬的专著《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解释了俄国的外交政策、战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基于一系列新史料，利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解释。他试图将1914年的国际危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场东欧的冲突导致的战争，围绕着的关键问题是帝国与民族主义、地缘政治与身份，它们是所有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

《走向火焰：帝国、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英]多米尼克·利芬著，苏然、王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不同于以往从英美角度解读，利芬反对将“一战”的主要矛盾视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与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矛盾并非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他认为这场战争的首要性质是东欧的冲突，只有从俄国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由此，此书赋予俄国应有的地位即“一战”史的最中心，它既可被视为“一战”的俄国史，也可说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史。

帝国主义俄国的核心利益

利芬指出，从战前到“一战”期间，俄国的帝国主义核心外交利益始终是：趁奥斯曼帝国的缓慢垮台之机，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赢得最重要的商贸和舰队的地中海出海口。

在那个年代，英国占领埃及，确保对苏伊士运河的掌控；美国夺取巴拿马地峡，从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关键性的战略和商业要道。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巴拿马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

那个时代，民族主义交缠着帝国主义的野心，人们普遍认为战争难以避免，只有军事威慑才能维持和平。20世纪的英美同盟不只关注权力政治和共享地缘政治利益，同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其共同的战略利益同一致的伦理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也利用了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与生物学阐释。

同样，德奥同盟也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建立的。德裔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帝国内最强大的民族，他们认为同柏林的结盟不仅可抵御来自君主国外部，还可抵御来自君主国内部的斯拉夫人的威胁。

被维也纳视为居住在半殖民地外延的斯拉夫人，却在俄国找到了强大的保护者。俄国人往往认为这些斯拉夫人和自己拥有共同的文化，多半会对他们所受的屈辱感同身受。俄国企图联合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打造斯拉夫主义，使之成为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必要联盟。俄国上层阶级认为，帝国之所以强大光荣，恰恰是因为它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体现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给予俄罗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历史影响力。

“一战”前的俄国决策者鹰派占主导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这既是其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是其东亚战略的彻底失败。战争耗费22.5亿卢布，相当于俄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在追求帝国“荣耀”过程中招致的屈辱还引发了国内革命，导致财政收入下跌，私人存款外逃。

1905年10月，为平息国内混乱状态与安抚政敌，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承诺颁行宪法并建立议会（杜马）。俄国1906年的宪法效法德意志宪法，君主与内阁保留主权和执行权，对外政策完全不受杜马干涉，外交大臣只对君主负责。

“一战”前，沙皇尼古拉二世肩负俄罗斯帝国的使命感，不信任官僚集团，认为自己才是俄国人民以及巴尔干斯拉夫和东正教社区的保护人，且同样将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俄国必不可缺的发展规划。

“一战”时期沙皇在检阅军队。

俄国上层外交官员对东欧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伊兹沃利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他们主张维护俄国的大国地位，支援巴尔干斯拉夫人对抗奥匈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俄国的核心利益。

以罗曼·罗森为代表的另一派外交官，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指责这些危险的荒诞言论将导致俄国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大陆战争，从而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有利。他们尤其不看好俄国与斯拉夫人的关系。俄国与巴尔干之间的贸易额很小，为了大陆权力均衡而建立的法俄同盟并未促进欧洲和平或给俄国带来利益，而声称保障欧洲均势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和德奥同盟体系，实际上反而导致产生了可能引爆战争的两大武力阵营。

包括罗曼·罗森和谢尔盖·维特在内的鸽派官员务实地相信，俄国正进入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不久将成为富裕国家和全球经济的主角，所以首先应考虑保障一代人的和平，从而使俄国的经济潜能成为现实。只要避免卷入欧洲冲突，维持和平，并开发亚州国土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未来就属于俄国。

鸽派的观点也许能避免俄国陷入“一战”，但鹰派在俄国上层占据大多数。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往往以武力捍卫核心利益，因此战备和武装力量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

分析军事力量，俄军在现代科技及其应用知识上都不及德国，且受日俄战争战败的影响，俄军需增加财政补助、更换补给和装备。俄军的战略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火车头数量比德国少40%，货车数量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然而，俄国许多军事家认为，俄国拥有的广袤领土和战争所需的资源，是最能顶住现代战争压力并承受长期战事的大国，而德国出于经济原因则无法支持长期作战，在战事中必须依靠冒险却有决定性的攻势迅速取胜。因此，俄军只要集中精力准备好击退德军的初始攻击，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尽管后来德军的“施里芬计划”确是如此筹谋，但俄军对于能否顶住现代战争长期压力的预期显然过于乐观，没有考虑其国内的阶级形势。

世界大战是否爆发，在于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

俄国出于安全、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考虑，最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利芬认为，“一战”主要因利益冲突、恐惧和随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衰落产生的野心而造成的斗争。这一危机只有俄德联合才能和平解决。“一战”中200万俄国人的丧生并未得到深刻反思，很大程度上由于俄国脱离战争的方式和它被排除在和平协议之外。“一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固，这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葬送了2000多万苏联人民的生命。

作为历史的后见之明，无论是1914年前俄国对德国积极的威慑战略，还是斯大林主义对德国的“互不侵犯”偏向战略，都导致了意外结局。1914年之前对抗德国的企图，导致战败、革命和内战。1939年与希特勒的交易，最终使俄国处于181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境地。这表明，选择非常艰难，而且代价巨大。

乌克兰曾经且直到现在对俄国来说都十分重要，但乌克兰不再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欧洲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一战”前，两大军事集团军备竞赛和军事威慑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今天依靠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能否阻止政客发动世界大战仍尚在未知之数。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首先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更迭，以及族裔民族主义对特定帝国和植根于帝国的全球秩序威胁加大，这些因素今天依然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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