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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骨文最早发现于哪个朝代：秦国之秦本义是什么？甲骨文揭开谜团，难怪秦国叫秦国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成为了中国文化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如今在海外的一些国家，“秦”甚至仍旧是他们对于中国的称呼。不过，秦为何会名为“秦”？“秦”到底又有怎样的本意？这个答案我们或许要回到近三千年前去寻找。

一、扎根土地的“秦”

作为一个国号，“秦”早已响彻寰宇。但作为一个汉字，“秦”的本义长久以来却被人们遗忘。如今打开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典，“秦”排在前列的释义多为“中国周代诸侯国名”、“中国朝代名”，或者“中国陕西省的别称”。但若是仔细阅读《说文解字》，乃至探寻最早的“秦”字，我们却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秦”字解释为：“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这即为我们点出了最重要的那一条线索——“秦，禾名”。

“秦”字早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字形总体由两个“禾”和一双“手”组成，形似以双手捧摘许多禾的动作。一般而言，一个“禾”就能指代某种谷科植物。故而“秦”的甲骨文最有可能是指丛生的某种禾。而双手的存在，证明了这种禾为人所采摘，且收获的成果应当运用进了古人的生活——换句话说，“秦”字的本义应当是指某种谷物或者种植，采摘这种谷物的动作。

二、养马起家的秦

那么这种丛生的禾到底怎么和我们熟悉的秦国挂钩了呢？这事的答案其实藏在进三千年前的秦非子身上。

秦非子是殷商重臣恶来（飞廉之长子）的后代，早年居住在西周懿王时期的国都犬丘。大抵是出于个人喜好，他锻炼出了过人的饲养牲畜的能力——尤其是马。恰逢周孝王为抵御北方戎狄而急需大量肥壮的马匹，秦非子便一口气将爱好干成了事业，甚至因养马有功而有了一块专门用来养马的封地。

这块封地便是秦国的开端。而关于“秦”，目前常见观点有以下三种：其一，这块地本就盛产秦这种优质的牧草，故而是先有秦地而再有秦国；其二，这块封地的地名本与“秦”无关，但因为秦非子要用秦这种牧草饲养马匹，秦便被带到了这块封地，并成为封地的新名称；其三，秦非子因善用秦这种牧草饲养马匹而有了“秦”这个封号，他的封地也就自然更名为“秦”。

总之，无论怎么理解，秦之所以用“秦”做国号都与秦国（周王朝的附庸国，而非后世的诸侯国）的开国之君秦非子，以及他善于用秦这种牧草来养马有着密切关系。后来诸侯国之一的秦国，以及统一了神州上下的秦朝，都是继承了秦非子拼出来的家业，故而也继承了“秦”这一国号。

三、农业发家的秦

虽然秦王嬴政最后一统天下靠的是秦国的武力，但在秦政权的近七百年历史中，秦也一直像最初支撑秦国起家一样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发展。

作为一种谷物，秦的种植本身即反应了秦国的农业。秦的产物，也与秦国的畜牧业息息相关。譬如在战国初期，秦国传统的奴隶制经济逐渐崩溃，国家一度陷入发展的低谷。至秦孝公时，为从根本上改变秦国的这种困境，秦孝公任用商鞅，将“农”与“战”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我们所熟悉的军功爵制其实是当时唯二获得官爵的途径。另一条路便是务农。

因为农耕需要土地和人口，在秦国“农战”的战略下，新夺取的人口纷纷成为秦国原有土地的耕作者，秦国原有人口则主要负责新获得的土地。这客观上推动了秦国境内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并为秦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使得这个原本不入东方六国之眼的诸侯国迅速成长为在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与东方抗衡，甚至超越东方的存在。秦国为发展农业而进行的一些创造，譬如成都的都江堰，迄今也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诚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秦国或秦王朝都是硬朗的，相比于“儒雅的东方”而言更加尚武。但回看秦国的发家史，丛生的秦与朴素的农业也都是他们的根基。虽然“秦”的意义早已不只是“秦”，但秦永远还是秦，就像土地上永远都有丛生的绿意。

2、甲骨文最早发现于哪个朝代，哪个朝是最先发现甲骨文的

按照文字演化的规律，中国文字应该由“原始刻符”，发展成为“原始文字”，进而再发展为“初熟文字”，最终进化出“成熟文字”的代表甲骨文。

问题在于：甲骨文上的“成熟文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由于甲骨文卜辞记载的主要是盘庚之后的事迹，因此如今普遍的认知是甲骨文形成于商代，或商代盘庚迁殷时，也就是距今3600年或距今3300年时中国形成成熟的文字——甲骨文。

然而，这种认知其实并不准确，根据甲骨文卜辞记载来看，早在五帝时期，中国已有成熟文字，距今超过4000年！

根据史书记载，商人始祖或是帝喾，或是帝舜，或是帝俊，距今大约4100年左右。而在甲骨文中，这个人得到了证实。

甲骨文中明确记载了“高祖夒”或“高祖夋”，其中“夋”通“俊”。东晋郭璞注释山海经中的“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高祖夒”或“高祖夋”，既可以说是帝俊，也可以说是帝舜。

除了“高祖夒”或“高祖夋”之外，甲骨文中还有“高祖河、高祖王亥（振）、王亘”等商人先公记载。

王亥（活跃于夏代中前期）之前，史书记载的部分商代先公，在甲骨文中并未找到，但到了王亥之后，商代世系更为清晰，在“周祭谱”中频繁出现，可与史书记载一一对应。

从甲骨文对商代先公的记载来看，商人在五帝时期已有成熟文字。原因很简单，如果商人没有较高的文明、成熟的文字，首领如何会给自己取名，后人如何记录这些先公的名字，并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汉字六书造字法，甲骨文已经全部具备，其中的象形字较为简单，大致将事物形象线条化即可，但会意字非常抽象，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很难掌握会意造字法。比如，颜色如何表达，东南西北如何表达？接下来，笔者就“东与西”两个字作一下分析。

甲骨文中的东字（见下图），两头用绳索扎住口袋的象形，或者像一个竹木编的笼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从日在木中”，但现代学者认为许慎是根据篆文望文生义，甲骨文没有表现出“日在木中”。总之，东字本义如何还是一个谜团。

甲骨文中的西字（见下图），犹如一个鸟巢，有夕阳西落倦鸟归巢之意，于是后来由此定义“西方”。

不过，也有人根据西字字形，分析认为与鸟巢差异较大，应是指竹木编制的器具，鸟巢说是受到了小篆的影响，因为小篆西字有一个“弓”形，可以解释为“鸟”。

如果将东字解读为竹木笼子等编织而成的器具，那么西字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器具，这就与泛指物品的“东西”对应起来。

但无论“东与西”的本义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东与西的本义是具体物品，然后经过长时间演化之后，才成为抽象的方向概念。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四方概念。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约10000～7800年）中，已有四方纹。距今6500年的河南西水坡遗址中，墓葬蚌壳图形表明，当时古人已经精确测定了“子午、卯酉”的“东南西北”方位。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中，古人观象授时，已有明确的四方概念。

艺术源于生活，文字也源于社会需求，因此表达东南西北的文字，应该很早就出现了。也就是说，甲骨文中表达“东南西北”概念的文字，可能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演化形成，当时“竹木编的笼子”就已经代表东方了。当然，不排除甲骨文之前的“东南西北”文字，是另一套文字，只是没能传承下来。

如果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已有成熟文字，那么为何如今找不到证据呢？其实，以商代日常的文字载体来看，夏朝之前与夏朝的文字载体，应该是已经腐烂了。

甲骨文因为刻在龟甲或骨头上而保存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代没有其他文字载体。从甲骨文“册”、“典”、“书”等文字来看，商代日常公文是用毛笔写在竹简、木简上的。

甲骨文中的册字，是两根绳子捆绑竹简的象形，典字是两手捧住“册”的象形。因此，从字形上来看，商代的文字载体是竹简，周代的与之一脉相承。

甲骨文中的书字，是一只手竖立持笔，正在书写的象形。甲骨文是刀刻文字，不可能竖立刻字，只会是斜着持刀。

从考古上看，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甲骨文上等，都有使用毛笔的证据。也就是说，史记说蒙恬发明毛笔并不属实，大概只是改进了毛笔，中国人使用毛笔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多年。

因此，根据甲骨文“册”、“书”等字形，以及相关考古发现来说，商代正常文书应该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可见，夏朝及之前的文字，极有可能也是写在竹简上的。

商人重鬼神，将卜辞刻在龟甲上以问鬼神，因此甲骨文有着特殊的用途。但夏朝乃至以前的五帝时，未必有着这样的习俗，或许因为他们的文书全都写在竹简上，最终因为岁月的原因而化为了泥土，以至今人考古找不到丝毫痕迹。

总之，从甲骨文对先公的记载，以及表达抽象概念的文字演化逻辑来说，中国文字的成熟时间应该前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大致应该是在五帝时代。

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主要采用竹简、木简作为文字载体，扛不住岁月的侵蚀而化为泥土，导致今天无法确认中国文字的成熟时间，如今只能姑且认为成熟于商代。

参考资料：甲文编、《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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