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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非虚构文学的问题：非虚构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全民写作的新困境

作者：吴宪达

近期“正午故事”团队的解散，让非虚构文学又失去了一个重要领地。当读者们正感慨“好故事无人问津”时，非虚构文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经到了加速催熟的阶段，新媒体平台所带来的流量只能支撑头部团队继续维持内容运营，但对于未能摘得头部资源的团队以及新生团队而言，流量带来的价值已不足以实现故事本身的商业变现。

非虚构写作正处在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困境之中，平衡受众与寻得盈利模式已是开发非虚构文学商业价值的主要难点。

非虚构写作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杜鲁门·卡波特用纪实小说《冷血》打开了非虚构写作的大门。彼时美国的经济与文化都处于高速发展变化中，这赋予了现实生活“文学性”特质，人们也将关注目光更多地放到了生活本身。文学中所有的隐喻与理想都服务于现实生活，当现实本身更值得挖掘时，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远比空虚的情感投射更吸引读者——他们只想了解生活的真相，并不关注理想。

同样作为流派而存在的非虚构写作，也脱离了文学流派的概念，成为连接纪实文学与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文学间的桥梁。正因如此，当下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都被称为非虚构文学创作，这种创作也被赋予了文学层面上的更多可能。

非虚构文学的兴起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文坛大师——被赋予文学性与故事性的现实事件，显然比纯粹的新闻会获得更多关注。这与社会变革及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也并非新世纪产物。早在19世纪，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报告文学形式便随着报纸登陆中国而初露萌芽，并在五四运动后取得了重大突破。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诸多作品，走入群众视线——这便是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发展的初期形式，创作报告文学作品的作者们很多都并非文学作者，但他们的作品却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

在当时，“群众性”成为了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之一，这一点在当下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它是非虚构写作的新土壤，但同时也裂变出新问题。

2010年，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版块，非虚构文学也正式走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此时作为某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在商业价值与受众群体上并无过多差异，仅体现在读者的个人喜好偏差上。但故事之外的探索和对真实故事的好奇会让读者更倾向于阅读非虚构文学。比如在悬疑小说爱好者眼中，一桩杀人案件的非虚构作品与采用个人视角讲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并无差异，但在细节与情感的共鸣上，非虚构作品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重要的是探索其背后的真实故事与现实人物的命运走向，将故事的意味带到了文本之外，读者会感受到故事之外另有结局的新体验。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公众号、手机APP等各类平台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与粉丝，信息传播正式进入“自媒体时代”，这无疑为非虚构作品提供了更肥沃的成长土壤。

与传统杂志期刊不同，公众号等平台的阅读全部免费，且拥有随时点开与退出的高自由度。各类涌出的阅读账号吸引了更多读者，壮大了阅读群体。曾经会为了科幻、推理花钱消费的读者，如今纷纷加入免费的新媒体阅读阵营，成为队伍中的主力；而热衷八卦、娱乐周边的读者，成为了群体中的另一半力量。由此可见，只有找到全部读者兴趣的交集，或者找到某个固定读者群体的兴趣点，才能让新媒体阅读的传播效果实现最大化。正因为这样的特殊逻辑，在新媒体传播中大众痛点成为了流量宠儿，社会热点也成为阅读焦点。在这一与惊吓，非虚构写作由于很好地贴合了其特点，因此逐步脱离了其他文学流派，发挥“群众性”特点，进入到全民创作的时代。

因此，当下的“非虚构文学”已经不是最初兴起的非虚构写作，而是在经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后蜕变而成的新型写作模式。它不再是作对现实的关切之作，而是狭义化于新媒体平台下的、全民皆可以参与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从这一点来看，当下的“非虚构文学”本就是商业逻辑主导的文学产物，逐渐成为了近年来版权市场的宠儿。

然而一切的发展都有瓶颈期，“群众性”创作催生的全民写作模式，与新盈利模式之间产生了冲突。在当下，流量被众多平台瓜分，读者精力又十分有限、故事体量却在不断增长，促进非虚构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等版权开发手段成为了必要的盈利模式。这一举措催生了很多成功案例，无论是如《我不是药神》等已经创作成功的影视作品，还是高价卖出版权的文字作品，商业改编都已具备了完整且成熟的操作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虚构文学”的故事性与奇特性成为了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比如《我不是药神》和《太平洋大逃杀》，特殊的经历与稀奇的故事都是其最有价值的看点。反观当下的非虚构平台，囿于流量驱使，公共事件成为了最具特殊性的作品题材。而回归本质，所有作品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桎梏、封建观念枷锁、性别歧视乃至校园暴力等极具标签性的社会痛点故事。此类故事极易形成叙事模板，导致非虚构作品在无法取得进一步文学性突破的情况下，呈现出同质化严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版权开发的进程，也加大了新媒体流量数据在商业逻辑中的影响权重，催生出开头所提到的“正午故事”解散事件。

因此，社会痛点主题下的非虚构作品与严苛的审核标准形成了对立与冲突，在流量平台几家独大、几近垄断的形势下，更多非虚构作品也只能作为阅读作品，盈利模式难以取得突破。好在非虚构文学的受众面广，且不缺市场，因此其发展前景依旧看好。但这是针对于非虚构文学本身而言，创作团队实则在处于非常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只有用真实故事维持平台更新、用特稿换得版权价值，才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出非虚构文学的商业价值。

非虚构文学所处的竞争环境其实并不特殊，与传统文学共享同一片天空。在相同的背景下，文学性与受众需求之间的平衡成为了文学作品的制胜关键。从传播形式来看，新媒体赐予了文学更多机会，但更多人的加入使竞争变得异常残酷。不过放眼未来，非虚构文学的瓶颈期也正是其内容革新与形式转变的新时期，唯一能突破瓶颈的是作品本身，或某一部作品。在接下来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中，让我们拭目以待，一定会出现一部现象级作品，为非虚构文学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成为类型文学成长进程中的里程碑。（吴宪达）

2、关于非虚构文学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常让人感动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

您期待看到怎样的中国原创作品。

最后我们获得的远远超越了“建议”的层次。随着新年的来临，编辑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总字数逾5万字。情感与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织就一份呈现关联传统与现代、未来与当下的阅读思想图谱，他们以自身生活或研究为维度的阅读与追问，记录下了虽然蜿蜒动荡，但对真挚的爱、对重塑人与人的连接依然充满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为陈明、王建勋和韩晗三位学者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

往期文章：

74位人文学者，留给未来关于阅读的回答 ｜2021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

王人博：我们需要发现行动的逻辑，而不仅是书面的规则

孙莉莉：绘本阅读的重点在于“教育家长，解放儿童”

朱自强：“成长”书写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命脉”

有分量的社科研究是稀缺的

“非虚构”体现的是直面现实的品格与回应现实的勇气

孙歌：我们需要培养形式感觉来认识问题的轮廓

我们需要一种幸福哲学，一种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

面对“语言暴力”，我们该如何承受？

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向历史提问的方式？

每一个现在，都有我们暂时不能明了的意义

在今天，我们如何反思“经典”？

我们需要更多对苦难的叙事与反思

今天的“大师”都不必然成为学术典范

今天我们仍需要思考“什么是文化”

学者要如何评估自己的存在价值？

聆听那些被流量逻辑所排斥的边缘经验

01

持续思考的问题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著有《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等。

韩晗：我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当然与我的专业有关，就是围绕着后**时代下中国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等问题的思考，包括我们如何面向我们自己的历史。当中一个一直让我思索的问题是：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其实是目前我国城市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要走自己的路径，它发展的天花板是“自我绅士化”，即工业区域人口脱贫，但它最差的结果是“二次废墟化”，很多网红工业遗产园区出现了二次废墟化，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二次废墟化的工业遗产，造成了城市化的部分停滞与居民的持续贫困，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驯化利维坦》《用野心对抗野心》等。

王建勋：我在这一年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它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之所以思考和关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社会今天面临的很多挑战都与现代性有关。

陈明，《原道》主编，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等。

陈明：儒教问题。相对意识形态或现代性，文明是一个比较能够在尊重和容纳地域边界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前提下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和现象进行描述的更合适的概念。如果按照以宗教命名文明的通例，把中国叫做儒教文明，那么儒教的世界图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存在秩序、人生规划就应该成为当代儒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02

值得关注的图书

陈明：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卷一）》。沃格林意识到“观念仅在有限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认知，而在于建构。”我觉得这可以视为对文明以及以宗教命名文明之原因的一种解释。《大学》里格物所致之知之所以能作为正心诚意的根据并成为修齐治平的起点，也是因为这种儒家观念具有一种沃氏所谓的唤起（evoke）的作用。

《政治观念史稿（卷一）》，[美] 沃格林 著，段保良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大学·中庸》，王国轩 译注，中华书局 ，2016年1月。

王建勋：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反联邦论》是一本经典，但遗憾的是，似乎并未引起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作为与“联邦党人”（“联邦主义者”）论战的作品。汉语学界对于《联邦党人文集》（亦译《联邦论》）相对熟悉了，但对于《反联邦论》还知之甚少。

《反联邦论》，[美]默里·德里、赫伯特·J . 斯托林 编，马万利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1年5月。

韩晗：这本书其实与我专业关系不大，是民国政要吴国桢客居美国时自费印刷的一本书《美国为何难以更好理解亚洲事务？》，这是1960年代吴国桢与《亚洲研究学报》的笔战。知道这场笔战的人很多，但了解其内幕的人很少。这本书印刷量非常少，连出版社也无。几乎没有人读过全书，我托朋友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得到了这本书的复印件，书里有吴氏勘误的痕迹。它反映了中美关系转折点上在美华人知识分子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微妙变化，我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两万字的研究文章。当然，这本书其实也值得翻译进来。

03

期待的原创作品王建勋：我期待的是，有独特视角、有现实关怀、有独立精神、有思想深度的作品。

韩晗：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个表妹在美国，她经常从国内买书走海运到美国，买的都是甲骨文、后浪历史社科非虚构的书，几乎没有买过今天的小说散文，而我的一个学生在吉隆坡，当地一家华人书店老板很慷慨地将各种内地的文学杂志打包送给她，因为这些文学杂志在“礼失求诸野”的马华社区都卖不掉。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苍白无力，小说散文再也不是什么救世良方，传统作家们因为脱离对现实的关怀，走向了自食其果的孤单，大行其道的反而是光怪陆离的穿越宫斗网文。我的个人感受是：就文字而言，源自于历史的思考与具有现实价值的非虚构写作时常让我感动，这也是我未来希望看到属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原创作品。

陈明：世纪初我所从事的领域曾有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那是一种试图开出新局的努力，二十年过去这一努力应该有成果产生了吧——时代需要新的范式。

作者｜陈明 王建勋 韩晗；

编辑｜挪冬；

校对｜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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