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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宋朝的天文学成就辉煌，为什么没有诞生杰出的天文学家？

导语

我国古代天文学长期以来领先全球，并在宋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朝在天文仪器制造、天象观测记录、恒星测量与星图绘制上都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天文学资料。遗憾的是，尽管宋朝天文学成就斐然，却没有诞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学家，也没有促进天文学的深入发展。深入透析背后的隐藏因素，或许有助于理解我国天文学到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古代星宿图

宋朝的天文学成就

1、天文仪器制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天文学是一项高度依赖设备仪器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天上的日月繁星，远在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光年之外，没有精密先进的仪器，仅凭一双肉眼，只能和老祖宗们一样，观测记载一些显著的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无法取得实质上的进步。

宋朝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民间天文学爱好者张思训设计制造了水转浑天仪，又名“太平浑仪”，改传统的水力驱动为水银驱动，解决了冬天水结冰影响仪器运作的问题。另外，宋太宗至道年间的至道铜候仪、宋仁宗皇祐年间的皇祐浑仪、宋神宗熙宁的熙宁浑仪等，较以往的天文仪器在结构设计和测量精度上都有较大提高。

宋朝最先进的天文仪器，莫过于苏颂在宋哲宗元祐年间领衔研制的水运仪象台，又名“元祐浑天仪象”。这台天文仪器总高12米，宽7米，以水力为动力，集浑仪、浑象和报时三大功能仪器于一体，底层为动力、传动和报时装置，中层为浑象，上层为浑仪，三部分仪器联动并自动跟踪天体运行。水运仪象台的规制之宏伟、设计之精巧、构造之复杂、功能之完善，堪称我国古代天文仪器之首，国际科学界对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有也着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现代钟表的先祖。

苏颂及其主持建造的水运仪象台

2、天象观测记录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天象观测，留下许多珍贵的观测记录。宋朝设置双重天文机构，一个是司天监，一个是天文院，两所机构职能相同，都负责天象观测，但独立进行观测行动。司天监每天清晨上报前一天的观测报告，天文院负责以自己的监测报告进行核对。若双方报告不一致，说明至少有一方存在错报、漏报甚至谎报现象。这一制度极大提高了天象观测的准确性，使得观测记录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宋朝的天象观测与以往朝代没有本质区别，以观测日月星辰运行变化为主，但由于天文仪器的先进、观测制度的严密，留下的观测记录比以往更全面、更丰富、更准确，也更有科学价值。世界公认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记录，这一点宋朝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1054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超新星爆发，现代天文学称之为SN1054超新星爆发，至今仍留有爆发遗迹（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和中间的一颗中子星），当时整个欧洲都没有留下记录，宋朝史料却留下了确切记载，将之称为“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的记录是：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1054年7月4日），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

《宋会要辑稿》的记录更加详细，明确记录这次超新星爆发的现象至少持续了二十三天，其光芒之耀眼，白天都可以观测到，夜晚可见时间从至和元年五月到嘉祐元年三月，持续一年十个月：

“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维德言：伏睹客星出现，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嘉祐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天关客星遗迹图&《宋史》星象的记载

3、恒星测量与星图绘制

伟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学说的创始人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恒星测量是天文学的基础性工作，相当于勘察测绘；星图则是观测恒星的记录和查找恒星的工具，相当于编制地图。我国古代很早就进行了恒星测量和星图编制，但宋朝是进行全天恒星观测最多的时期，至少进行过七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恒星测量，每次测量都在前一次测量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测量精度，北宋崇宁年间的一次恒星测量中，二十八星宿的测量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0.15度，在那个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时代，这样的精度领先全球，让人叹为观止。

宋神宗元丰年间的恒星测量成果，被宋人绘制成星图，并被刻石保存下来，共刻恒星1431颗，现存于苏州博物馆，是我国现存最为古老的星图，而欧洲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不过1022颗，部分西方科技史家称“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尽管宋朝天文学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但令人称奇的是，宋朝并没有诞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学家。以领衔制造水运仪象台的苏颂为例，一直被认为是宋朝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但实际上苏颂的主业是做官，他的一生遍历地方长官，在朝廷多个部门任职，并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拜相，天文工作只是他漫长职业生涯中一段短暂时光，而且他只是水运仪象台研制的领导者，并非设计师。

藏于苏州博物馆的石刻天文图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天文学顶峰的宋朝，未能诞生一位真正杰出的天文学家呢？

原因1：儒家“天人感应”学说影响，缺乏深层次研究

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天象观测，设立专门机构，供养专职人员进行天象观测，观测之严密，记录之完善，世所罕见。但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重视天文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将其作为科学研究，探求天象运行背后的客观规律，而是受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影响，将“天变”与“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只要国家有不符合伦理礼仪的问题出现，天上就会出现某种变化来谴责和警告，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一个复兴儒学的浪潮，儒学思想经历唐朝五代的衰落后，重新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以皇帝为核心、士大夫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深受儒学“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因此《宋史·天文志》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天象变幻是警告君主的信号：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

受“天人感应”之说影响，一旦出现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陨石坠落等天文现象，宋朝统治集团就将之与皇帝失德、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奸人当道等建立某种联系，皇帝就要很不情愿地下罪己诏。据统计，现存宋朝史料记载的日食类罪己诏就有25道之多。在“天人感应”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没人去探究天体运行的根本规律，因此宋朝的天文学仅停留在观测现象层面，很难取得深层次成就。

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的董仲舒

原因2：科举制度“指挥棒”效应，天文学地位不高

在宋朝的官僚体系中，天文官员的地位很低。宰相、执政为帝王辅佐，台谏、言官为帝王耳目，侍从、馆阁为帝王智囊，而司天监这类天文机构的官员处于最边缘的位置，平时无人理会，不仅毫无存在感，也缺乏仕途进步的空间，只有出现异常天象时，他们才有一定发言权，被皇帝所注意，而发言内容仍不外乎“天人感应”那一套，因此《宋史·天文志》直接给天文官员定位说：

居是官（天文之官）者，专察天象之常变，而述天心告戒之意，进言于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

宋朝实行文官政治，重视科举，科举取士之多，空前绝后，官员待遇之好，人人羡慕，使得人们汲汲于科场仕途，将进士及第、入仕做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儒学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官办学校还是私塾教育，都把儒学作为根本之学、圣人之学，其他科学如数学、天文学都被认为是“末学”，“术数之学”，不登大雅之堂，宋真宗赵恒曾作《劝学篇》一首，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科举“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下，大宋的有志有才男儿都被吸引到科场上埋头苦读，以期“一举成名天下知”，投身到仕途上勾心斗角，“十年身到凤凰池”，有谁耐得住寂寞，愿意数十年如一日地与天文仪器为伍，与日月星辰为友，蹉跎了大好的青春时光？

“水运仪象台”结构复原图

原因3：官办天文模式限制，天文学缺乏群众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故自上古以来，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每一个朝代都设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不一的天文机构，配备专职的天文官员，可谓要编制有编制，要人手有人手，要经费有经费，让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望尘莫及，也造就了我国天文学成就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领先于欧洲。

但官办模式也有弊端，就是禁止民间教习天文。我国历朝历代虽然重视天文，却认为天文学是“术数之学”“谶纬之学”，禁止民间私自开展，宋朝也不例外，而且禁令比前朝更加广泛、更加严格。宋太祖赵匡胤算是宋朝最开明的皇帝，仍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下诏规定：

“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私藏于家，有者并送官。”

宋太宗颇为重视天文，曾下诏各地官府推荐民间精通天文的人才，送到司天监考校，考校合格就可以授予官职，在司天监上班，曾制造“太平浑仪”的张思训、制造“至道铜候仪”的韩显符，都是这样从民间天文爱好者一举成为国家天文台正式干部的。从一介布衣直接当上公务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充分显示出赵光义对天文学的重视，但他选拔天文人才的诏令中却有如下规定：

太宗之世，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幻罪论死。……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

原来，赵光义从民间选拔天文人才背后还有一个隐藏意图，把精通天文之人笼络到朝廷加以控制，避免他们在民间私习、传播天文星象之术，摇动百姓民心，扰乱社会秩序。宋朝后来的皇帝对民间私习天文的禁令越来越严，不断重申禁令，如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正月下诏规定：

“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严申之。自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

如此严令禁止，三令五申，让民间百姓不敢私习天文，毕竟谁也不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学一门不能当饭吃、不能考试做官的学问。当一门科学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时，是很难出现杰出天文学家的。

宋朝的司天监和天文官员

原因4：实用主义思想影响，难成理论体系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主要在天象和历法两大方面。如前所述，宋朝的天象观测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主要为统治集团服务，缺乏实用价值，不注重深层次的天体运行规律；而宋朝的历法则受“实用主义”影响，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注重实用价值，同样导致不注重理论研究。

我国是农耕经济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极度依赖于气候，迫切需要一套能反映日月运行、气候变化的历法。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我国先后实行过五次大的历法改革，每次改革都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确，但无论如何改革历法，历法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务于农业生产，而不是探索宇宙。正因为历法的实用性，使得人们仅仅将它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因此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把天文学作为科学进行深入研究，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古代观星台遗址

结语

宋朝政府对天文学的重视促进天文学取得空前辉煌的成就，使得古代天文学在宋朝达到一个顶峰，但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科举制度“指挥棒”效应、官办天文模式限制、实用主义思想影响，这四大因素又束缚了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深入发展，使得天文学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理论体系。其后的元明清时期，这四大因素的制约效应更加突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迟缓，到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开始文艺复兴时，我国天文学终于开始全面落后于西方。其中原因，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中国通史》《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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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中国古代四大天文学家都是谁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天文学家都是谁?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代四大天文学家都是谁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曾任尚书和河间相等职。他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

石申，一名石申夫，魏国人，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占星家。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

《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四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还说各家的天文学都有占星术的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乱相寻的形势，记录着为政治事件占验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即“田氏纂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谨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视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纵)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史记正义》引南朝时代梁阮孝绪的《七录》说，“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可惜书已失传。

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他与甘德所测定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相传他所测定的恒星，有138座，共880颗。从唐代《开元占经》中保存下来的石申著作的部分内容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标有“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坐标位置(今本《开元占经》中佚失6个星官的记载)。现代天文学家根据对不同时代天象的计算来验证，表明其中一部分坐标值(如石氏中、外星官的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等)可能是汉代所测；另一部分(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4世纪，即石中的时代相合。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二年。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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