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和晋制的区别,中国各朝代的服饰与妆容——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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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风和晋制的区别:【连载】中国各朝代的服饰与妆容——魏晋南北朝
服饰篇: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中原服饰基本承袭了秦汉的旧制,不过“蛮夷入主中原”,非汉民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在这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政权更迭非常的频繁,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服饰上互相取长补短,以图其新。宋儒学之士朱熹曾说:“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这个时期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此时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思想界呈现出儒道佛三家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情景。佛教推行少思寡欲,清净无为的出世思想与中国道家的本土思想的相同之处,使得当时推崇玄学、清淡的汉族士大夫阶层更易接受。文人雅士纷纷毁弃礼法,崇尚“老庄”思想,讲究“无为”、“遁世”。
(敦煌壁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文人欲实现政治理想又怯于宦海沉浮。加上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的碰撞,显示在穿着上往往是蔑视礼教,不拘礼法,率性自然,放浪形骸,甚至袒胸露脐、披发跣足。此时的服饰上承秦汉、下启唐宋,也成为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二次改革。
“褒衣博带”也因此成为了魏晋时期的普遍服装形式。不仅兼有广、狭两种形式,还演变出一些新的服饰风格,如上衣紧身、窄袖,衣袖从肘部开始做得特别宽,几乎可以拖到地面,下裳宽大博广,被东晋学者干宝在《晋记》中称其为“上俭下丰”。衣料以柔软轻薄为主,腰间系长带,有的还披散衣襟。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不仅喜欢穿着此装,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此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即著名的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装承袭秦汉遗风,在传统服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吸收借鉴了少数民族服饰的特色,创造了奢靡异常的女装风貌。女子服饰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当时在服装和配饰的细节处理更为倾向于“繁华、奢丽、脱俗、飘逸”的风格。另外,如北齐妇女戴用的幂、穿着的皮靴、缘边袍、系扎的革带等,都为汉族人民所吸收,并流传到了后代。
(顾恺之 洛神赋图 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北方的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将头发束成发髻,他们或将头发编成辫子,或披散头发,或将部分头发剪掉。因此,他们就不需要使用冠、簪等用品,也就没有汉族最为重视的冠冕制度了。他们习惯于在头上戴各种帽子,根据记录北朝史实的《邺中记》、《北史》等文献记载,当时有“金缕合欢帽”、“突骑帽”、“面帽”等多种帽式。
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以丝带织成,为三国时期士人流行的服饰装扮。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对唐宋时期的男子首服也有一定的影响。
汉朝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朝不同的是,巾、帻后逐渐加高,中呈平型,体积则缩小至顶,帻上横插簪笄。簪笄质料因戴者身份而为犀玉骨角不等,称为平巾帻或小冠。小冠加用黑漆细沙而制成笼巾,叫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它的制作方法是在冠上用经纬稀疏且轻薄的黑色丝纱,上面涂漆水,使之高高立起。里面的冠顶隐约可见。因为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
(漆纱笼冠,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的女子们发明了“帔子”,出门的时候披在肩上用来遮风暖背。形似围巾,交于领前而自然垂下。渐渐地人们又发现帔子随风飞舞时飘飘欲仙,很是动人。索性就把它加长变薄演化成敦煌壁画里飞天肩上那种样子了。它的装饰价值也因此大于了实用价值,而今天的披肩也正是由此演化而来的。简文帝“散诞披红帔,生情约新黄”一诗描写了女子披戴后的形象。它一直到隋唐时期仍被广泛采用。
女子贴身穿的上衣,即肚兜中的上兜,因不能轻易示人的服用性质而得名。“主”是指系扣的意思,通常为宫女所穿的款式,强调刺绣装饰。是一种“腰间小衣”,是“肚兜”的前身,始于南北朝,是唐宋时期内衣的称谓,结构上以紧束前胸为特征,以防风寒,用于约束和固定胸部。也称兜肚,以正方或菱形衣片最为常见,有素色与刺绣之分,左右两角装有绳带,系于后背,还有有袋和无袋之分。中国古代的内衣不像历代外衣具备严谨的典章服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衣是政治,而内衣则是情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衣裳最具特色的有三种,一是大袖衫,二是裤褶与裲裆,三是不拘仪表的宽袍。
魏晋时期男子穿着以长衫为尚。衫在魏晋之时不仅是玄者所着,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服饰特征之一。它是在传统的汉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单夹二式,以练、纱、罗为材料,通常制成对襟,两襟之间用襟带相连。色彩则以素雅者居多,尤以白色。当时的衫与现在的衫是不同的,其形制与袍相仿,只是袖口不同,袖口有祛者为袍,无祛者则为衫。《释名·释衣服》称:“衫,衣无袖端也。”指的就是袍与衫的区别所在。也就是衫不收袖口,不施祛口,袖口宽敞,此时的衫袖口的宽度在我国历史中除宋代外可为最宽。“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转相流传,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朝服饰。此时的衫上自王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皆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不过底层劳动者虽也是以宽衣敞袖为尚,只是下地干活时,仍是短衣长裤,下缠裹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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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流行裤褶,晋朝崔豹《古今注》云:“袴,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裤褶之名起于汉末,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褶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与汉族传统服饰的宽袍大袖是不同的,其典型特点是短身、左衽,衣袖相对较窄。不过在长期的民族大融合中,汉族人接受了褶并做了一些创新,把原本细窄的衣袖改为宽松肥大的袖子,衣襟也改为右衽。褶上衣的下摆有整齐划一的,也有正前方两个衣角错开呈燕尾状的。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有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不过“所饰无常”并非无可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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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褶的下装是合裆裤,这种裤装最初是很合身的,细细的,行动起来相当利落,适合骑马奔驰和从事劳动。传到中原以后,尤其是当某些文官大臣也穿着裤褶上朝时,引起了保守派的质疑,认为这样两条细裤管立在朝堂之上不合体统,与古来礼服的上衣下裳样式相去甚远。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裤管加肥,这样立于朝堂宛如裙裳,待抬腿走路时,仍是便利的裤子。可是,裤管太肥大,有碍军阵急事。于是,便将裤管轻轻提起然后用三尺长的锦带系在膝下将裤管缚住,这样就又派生了一种新式服装——缚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上层社会男女也都穿裤褶,脚踏长靿靴或短靿靴。这种形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样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裤,一种是带条纹的小口裤,较窄瘦,是西北少数民族服装的式样,曾一度流行于士庶女子或婢仆之中。另一种是比较宽阔的大口裤,北方妇女穿此裤时,都把裤腿上提于膝下,用丝带系缚,这种方式大多为劳动妇女或婢仆等所喜用。魏晋时期,采桑妇女穿袍服、围裳,百姓女子穿上俭下丰服装;南北朝时期的百姓妇女梳丫髻、穿宽袖短衣、长裙,侍女梳环髻、穿对襟衣。
所谓裲裆,源自北方民族,流行于南朝齐梁之间。起初是由军戎服中的裲裆甲演变而来。《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挡胸,其一挡背也。”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前后两片衣襟,比半臂小,质以布帛,肩部用皮制的褡襻连缀,腰部用皮带系扎。裲裆可保身躯温度,而不使衣袖增加厚度,以使手臂行动方便。裲裆有单、夹、皮、棉等的区别,裲裆起初虽为男子服饰,沿用到唐宋以后,男女皆服。既可着于衣内,也可着于衣外,《玉台新咏·吴歌》:“新衫绣裲裆,连置罗裙里。”描写的是妇女在里面穿裲裆;《晋书·舆服志》:“元康末,妇人衣裲裆,加于交领之上。”描写的是把裲裆穿在交领衣衫之外。是裲裆穿法在今天服饰中的延续和残留,只不过今天穿的不是裲裆,而是坎肩。
魏晋妇女襦裙多承汉制,有衫、袄、襦、裙之分。明显特征为上俭下丰, 上衣较短,衣身变得细瘦,紧贴身体;交领上襦,分为斜襟和对襟两种领形,开始袒露小部分颈部和胸部;衣袖变得又细又窄,但在小臂部突然变宽;在袖口、衣襟、下摆等处装饰不同色彩的缘边;头部多会加假发。下著条纹间色裙,较为宽广,腰用帛带系扎,衣裙之间还有一条围裳,以便束腰。
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廝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贵族是不能穿短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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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有一种外层上襦是半袖的款式。《释名 释衣服》中记载:“半袖,其衣袂翩翩,襦而施袖也。“在随葬的衣服疏中也有“故紫绫半裕一领”的记载,这个半裕,据专家分析就是指的半袖。此外,时尚的古人还会在半袖的袖口处用精致的缘饰作为点缀,为整套衣服增添几分甜美的气息。
腰襕就是从上衣中腰部的位置向下拼接两个衣服的布片,可以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这是上襦衣摆的位置拼接出来的一块布,侧边不开叉,可同色也可异色。有两种穿法,一种是厌腰穿法,另一种是外出穿法,第二种穿法,异色腰襕会显得更加亮眼。
衫裙是魏晋女子的常服,上衣的衫紧身合体,袖子宽肥;女裙的款式丰富多样,有条纹间色裙、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纹罗裙等,做工都非常精细。这一时期女裙的长度和式样都在不停地变化:有的裙子下摆加长,拖曳在地;有的裙子裙腰升高,裙幅增加,还增加许多褶裥,整个裙子造型呈上细下宽的喇叭形,这种上俭下丰的样式增加了视觉高度,给人瘦瘦长长的美感。再加上众多精美的首饰相配,华丽之风跃然而出。同时也能够展现出魏晋女子潇洒俊美的风度。
在妇女中也流行一种杂裾垂髾服,男子不穿的深衣在妇女中流行并有所发展。将下摆裁剪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旌旗而称髾。围裳中伸出两条或数条飘带,称为襳,这种装饰始于东汉,走动时可以起助长动姿的作用。这种形式的出现,也和中国丝绸原料轻柔的质感有关。因为飘带拖得较长,走起路来带动下摆的尖角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褒衣博带、华袿飞髾”极致奢华!南北朝时,这种髾去掉了长可拽地的飘带,将尖角的“燕尾”大大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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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那种若隐若现的效果,当时女装的面料大量采用了轻软细薄的罗沙等精细丝织品。轻而薄的衣服,加上紧凑贴身的新样式,充分体现了女子体貌的动人之处。由于女装过于轻薄,女子们就将多层衣裳组合起来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服装款式——抱腰。它的外形有些像一条极短的短裙,穿时围在腰间,用丝带系住。 也因此,当时的衣服无法御寒。于是,聪明的妇女便发明了上文说的“帔”。
南北朝时期随着胡服盛行,服饰纹样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此时画工和工艺技巧都已不及东汉精美,这也意味着东汉式动物云气纹已经衰退过时。佛教艺术也影响了汉服的形制纹样。魏晋之初,织锦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锦缎上的花纹风格及主题也较之两汉有了极大的不同,纹样结构,受到了西方影响,而狮子、大象乃至神像大都随佛教而来。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互相杂糅,构成了汉民族的新的审美趣味,如天王化生纹属佛教影响与东汉传统吉祥铭文的结合;孔雀联珠罗是波斯、印度及中国文化特征相结合而来的典型纹样。南北朝的卷草花纹则是在汉朝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而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纹样还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博山、凤凰锦、朱雀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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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女子多穿履、靴等,有皮履、丝履、麻履、锦履等。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鞋为礼。鞋子的形式有风头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分梢履、立风履、笏头履、五色云霞履;陈有玉华飞头履;西晋又有鸠头履。有的以形式定名,有的以色饰定名。其中各种履不一定都是妇女所穿。在史书中还提到一种名叫“尘香”的鞋子,是用薄玉花作为装饰,里面装有龙脑等香料,名为“尘香”,是妇女在睡觉时穿的鞋子。重台履是厚底鞋,男女都有之,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中国的鞋头非常有特色,露在衫裙的外面,可以免得前襟挡脚,又可以作为装饰,即突出了鞋子的实用性又兼顾了美观。
官服就是当官上朝时的正式服装。魏晋南北朝都是世家子弟,每个人基本都有官职,所以每个人都有官服。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均以此服作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礼服中最大的礼服祭服,除了北周以外,仍然只有一种,与汉朝形式大致相同,只是衣裳的主色稍有差异。平冕服中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有衣裳上的章纹根据级别的高低有所区分。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委貌冠服,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缘为领袖。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则为平民百姓的服色。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朱、紫、绯(深红色)、绿、青。郊庙祭服穿黑色深衣,蚕祭穿缥(浅青)色深衣。
由于战争频繁,魏晋时期的武士胄甲,在原来基础上有很大发展。比较典型的有筒袖铠、两裆铠及明光铠等。筒袖铠一般都用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前后连属,肩装筒袖。头戴兜鍪,顶上多饰有长缨,两侧都有护耳。两裆铠服制则与两裆衫比较接近,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也有兽皮制作的。据记载当时武卫服制,有“平巾帻,紫衫,大口裤,金装两裆甲”、“平巾帻,绛衫”、“大口裤褶,银装两裆甲”。穿两裆铠,除头戴兜鍪外,身上必穿裤褶,少有例外。明光铠是一种在胸背装有金属圆护的铠甲。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这种铠甲到了北朝末年,使用更加广泛,并逐渐取代了两裆铠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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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容篇:
由于儒学的没落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不论男女,均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来表达超凡的内在人格。佛教东传,南北迁徙交流令魏晋人眼界大开,再加上后宫佳丽、家伎舞女数量实在众多,她们必须以独特的妆容来吸引主人的目光,种种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彩妆的爆发式的发展。
胭脂是上红妆必不可少的伙伴。在魏晋南北朝人爱美思潮的烘托之下,此时胭脂的制作也大胜于秦汉。绵胭脂、金花胭脂这两种方便携带的胭脂便隆重现世了。将丝绵裹成卷,浸染红蓝花汁,魏晋南北朝女子们常用来敷面或抹唇,这便是绵胭脂。金花胭脂,一听名字便觉得美丽。它确实也与“金”有缘。金箔、纸片,浸染于红蓝花汁中荡漾,再将它加工做成薄片状,不仅美观而且还便于携带。这应该是女子们外出携带的胭脂。若女子们想要补妆,拿出金花胭脂,将唾沫微微蘸点于其上,它便渐渐溶化散开来,女子们只需要轻轻粘一点,便可以涂抹于面颊、点注于嘴唇。俏妆胭脂,红粉佳人。因了俏妆的魔力,缺陷也能诞生出美,这就是“面靥妆”。
长眉,即是一种眉心相连的眉妆。在眉妆上,魏晋南北朝最为流行的仍然是汉朝的蛾眉、长眉与广眉。晋代的《古今注》中便写道:“今人多作娥眉。”南朝沈约《拟三妇》诗中有:“小妇独无事,对镜画蛾眉。”此时的长眉在汉朝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妆台记》中叙“魏武帝令宫人扫青黛眉,连头眉,一画连心甚长,人谓之仙蛾妆;齐梁间多效之”。长眉既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主流,又蕴含着复古之情。至于广眉,在十六国时期出土的一系列女乐伎壁画中多见广眉,其所展现的旷达随性的气质,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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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眉,晋葛洪《抱朴子·祛惑》云:“世云尧眉八彩,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似八字耳。”李商隐《蝶三首》中描写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时也曾写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公主连出嫁也画八字眉,可见其流行程度。
此时的妆容也开始更加大胆,出现了白妆、晕红妆、紫妆、斜红妆、额黄妆、寿阳妆等等。
白妆,即以白粉敷面,两颊不施胭脂,此种妆容多见于宫女。《中华古今注》云:“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这种妆式多追求素雅之美,颇似先秦时期的素妆。
(洛神素雅的白妆青黛眉,图片来源于网络)
晕红妆,即以胭脂、红粉涂染面颊,此种妆容比较浓艳。温庭筠《靓妆录》中记载有:“晋惠帝令宫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又作晕红妆。”
紫妆,即以紫色的粉拂面而成。紫粉最初多用米粉、胡粉掺落葵子汁调和,呈浅紫色。相传为魏宫人段巧笑始作。晋崔豹《古今注》载:“魏文帝宫人绝所宠者,有莫琼树、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侧。……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以现代化妆的经验来看,黄脸者,多会以紫色粉底打底,以掩盖其黄色皮肤。
徐妃半面妆,顾名思义,即只妆饰半边脸面,或是给左右两边脸颊上不同颜色的妆容,以达到从左右两侧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人的观感。此法相传出自梁元帝之妃徐氏之手。因不满被招进宫的命运,加上梁元帝有眼疾瞎了一只眼,拜见时则故意只画了半边脸的妆容以此来嘲笑。《南史·梁元帝徐妃传》中载:“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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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黄妆,也称“鹅黄““约黄”“贴黄”等,因以黄色颜料将额头涂成黄色,故名。它的流行与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当时全国大兴寺院,塑佛身、开石窟蔚然成风,女性或许是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了启发,也将自己的额头染成黄色,久之便形成了染额黄的风习。如果是用黄色的纸片或者其他的薄片剪成花的样子,黏贴在额头上,就成为“花黄”,这是当时妇女比较时髦的装饰。北周庾信《舞媚娘》诗中写:“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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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鹅黄的颜料选择上,姜黄十分适宜。姜黄染色后呈现出明亮的黄色,附着力强而且非常透明。一千多年前,姜黄(粉)就作为药品陆续被记录在古印度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泰米尔古医学著作《悉达医学》等诸多亚洲古医学书籍中。
除了染画,也有用黄色硬纸或金箔剪制成鹅黄花样,以胶水粘贴于额头上的。这种剪贴的鹅黄有星、月、花、鸟等多种形状,又称“花黄”。北朝女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载誉归来后,也不忘“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斜红妆,为面颊两侧、鬓眉之间的一种妆饰,大多形如月牙,色泽鲜红,有的还会故意描成残破状,犹若两道刀痕伤疤,亦有作卷曲花纹者。其俗始于三国时。南朝梁简文帝《艳歌篇》中的“分妆间浅靥,绕脸傅斜红”便是指此妆。这种面妆,现在看来似乎不伦不类,但在当时却颇为时髦,不过这也是有原因的。
唐代张泌《妆楼记》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夜来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臙脂仿画,名晓霞妆。”魏文帝曹丕宫中新添了一名宫女叫薛夜来,文帝十分宠爱她。某夜,文帝在灯下读书,四周是水晶制成的屏风。薛夜来走近文帝,因为没留意到屏风,一头撞上,顿时脸颊撞伤,伤处仿若晓霞之将散,其他宫女见而生羡,也纷纷模仿薛夜来,用胭脂在脸颊上画上血痕,取名曰“晓霞妆”。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这种特殊的面妆。可见,斜红源起之初,是一种缺陷美。
梅花妆,花钿的一种。花钿专指一种额饰,也称“额花”“眉间俏”“花子”等,秦始皇时便已有之。六朝时特别盛行一种梅花形的花钿,即“梅花妆”。相传宋武帝刘裕之女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那天仰卧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树被微风一吹,落下一朵梅花,不偏不倚的正巧落在公主额上,额中被染成花瓣之状,且久洗不掉。宫中其他女子见其新异,竞相效仿,剪梅花贴于额,后渐渐由宫廷传至民间,成为一时风尚。因此梅花妆又有“寿阳妆”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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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妆,是一种将面靥画满脸或贴满脸的妆容。六朝时期的面靥相比汉朝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圆点状,而是各种花样、质地均有,如似金黄色小花的“星靥”,“靥上星稀,黄中月落”(北周庾信《镜赋》);以金箔片制成小型花样的面靥。并且,此时面靥已经不局限于仅贴在酒窝处,而是发展到贴满整个面颊了,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故又称“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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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女性单纯地在脸上涂抹一些护肤品不同,古代女子似乎更加注重和讲究通过化妆增添脸部的美感,她们经常在脸部描绘一些花卉的图案,更时尚的人甚至还将金珀、翠珠黏贴在脸上,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古代女子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并不逊于今日女子,故而每当一种新异的装扮出现,人们便竞相效仿,新的妆容也借此得以推广。
魏晋时期人物的身材,不论男女,均以“秀骨清像”为美。“秀骨清像”源自唐代张怀瓘在《画断》中对陆探微绘画的评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这里虽然没有说胖瘦,但“清”往往和“瘦”“癯”“羸”等字并用,可见“清”反映在人的形象上,应该是属于比较瘦的类型。“秀”作为一种美的形象,和“清”一样,形容的是道骨仙风、消瘦俊朗的人物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碰撞最为明显的,人们十分信奉佛学,而佛像又过于偏女性化,所以很多雅士将自己打扮的偏女性化,渐渐的,很多人都以这个为标准打扮自己,不过男子的化妆步骤相对女性而言,要简单很多,没有那么复杂。
首先第一个步骤是熏衣剃面。《颜氏家训·勉学》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可见当时梁朝的贵族子弟对自身形象的重视程度,不但略施粉黛,而且还刮掉了胡子,用熏香熏衣服和裤子。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熏香十分看重,并且对于香料的要求十分高,需要十几种香料混合在一起才可以。但正因为如此,熏香浪费的钱财也非常之多,因此在《魏武令》中描绘到,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曹操甚至通过禁令来遏制:“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薰……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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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男子化妆的第二个步骤是糊粉。无论男女,都喜爱白皙的肤色,而这一时期的男性主要使用固态及糊状这两种形态的铅粉,来使自己变得更白。在这里面,糊状的铅粉又被称之为“糊(胡)粉”或“水粉”。《释名·释首饰》曾记载:“胡粉,胡糊也,脂和之如糊,以涂面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化妆时最注重的便是这一步骤。在《魏书》中,曾记载过何晏对化妆的喜爱:“粉白不去手,行不顾影。”
男子化妆的第三个步骤是涂口脂,口脂也称为口泽。相当于现代人用的润唇膏,男子使用的大多是无色或者是浅粉色,起到滋润双唇并且略微润色的效果。除此之外,如果你的头发干燥且有头皮屑,那么则需使用到香泽。香泽则类似于现代的润发油,能够让头发变得乌黑光亮,同时还可以起到去头屑的作用。
《晋书》在讲到天子之冕时,写到“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这位魏明帝不但喜好化妆,而且还爱好穿女子的服饰。
后来,魏晋时期的帝王也都喜欢那些阴柔的男子,更严重的就是喜欢男人,这种情况还蔓延到了一些豪门里,于是为了奉承帝王,也纷纷在家里豢养了一些美貌的男子,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出来招待客人,吟诗作画,诗词歌赋,营造一幅兴盛的样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发式名目繁多,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著名的是灵蛇鬓、飞天鬓、云鬓等。飞天鬓,就是把头发集中在头顶,分成几股,然后绾成圆环,高耸在上。这是在南朝刘宋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式;灵蛇鬓据说是文昭皇后甄氏发明的,发髻就像蛇的身体一样扭曲盘旋;云鬓是魏晋南北朝妇女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发式,就是把鬓发梳理成薄薄一片,好像蝉的翅膀一样,给人动荡飘逸的美感。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发髻形式高大,发饰除一般形式的簪钗以外,流行一种专供支承假发的钗子,替钗。同时此时的首饰与配饰、步摇、梳蓖、指环、耳坠、玉双璃鸡心佩、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和金博山、带具等。髻上所镶的金翠首饰各有严格的规定,非命妇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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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和晋制的区别
“晋制”汉服与“魏晋风”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有腰襕。襕就是从上衣中腰部的位置向下拼接两个衣服的布片,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但是“魏晋风”为了迎合当下消费者对于服饰简洁大方的需求,省略了腰襕这一要素,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区分两种服饰的重要依据。
“晋制”汉服的袖口比较多样,一般可以分直袖、喇叭袖、窄袖等等。虽也与手臂留有空余,但并不是特别宽大,对于日常生活和出行来说,都有极大的便利性。而“魏晋风”更多是与古装剧中的人物穿着比较类似,袖子整体比较宽大,更倾向于追求飘逸洒脱的境界,与“晋制”汉服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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