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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子的历史故事：老子和孔子谁在先？由司马迁《史记》引发的一场“学术公案\"

《道德经》，也就是《老子》的作者，是被道家奉为始祖的老子。由于相关的文献记载非常有限，老子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成为了一个神一样的存在，道教三清观中供奉的"太上老君"便是他的化身。

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形象

在真实的历史中，老子因为与长期处于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扯上了关系（有可信度存疑的文献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使得人们对老子所处的年代不断拷问、探究，然而却难以有哪一家的观点获得压倒性胜利。

"捣糨糊"的司马迁？我把我知道的都摆出来了

虽然现在不时能听到一种声音，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不具有史料参考价值云云，但小编认为，仅仅从出土的甲骨文的商王世系表与《史记》中所载完全一致这一件事，就足以认定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家兼文学家了。可以想象，史官出身的他一定是搜罗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资料，经过严谨的比较和筛选之后，将它们汇而成书的。对于实在难以取舍的，便把它们都罗列出来，供后人参考。

司马迁画像

他关于老子的处理便是这样，先介绍了老子的出身和姓氏，讲述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情况以及《道德经》的来历：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接着笔锋一转，说"有人说老莱子（即老子）也是楚国人，著过十五篇关于道家的文章，与孔子是同时代的……据说老子活了160多岁……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总之，老子是位隐君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老子的部分并不长，因此将其余部分悉录如下，供参考：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於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司马迁本是好意，他拿不准的，就把他掌握的资料摆出来供人参考，但却不曾想他的好意却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正是他摆出来的这几个"或曰"，使得老子的身份和年代更加扑朔迷离，也为后世关于老子所处年代的争论，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以后几乎所有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都从对司马迁以上文本的质疑开始。

学术史上的一桩千年公案：孔子是否曾经"问礼于老子"？

司马迁之所以将老子的传记写成这样，说明在汉初的时候，《道德经》的作者年代就已经难以确认了。但是在从汉初至唐代之间的几百年间，或许是因为儒学的正统地位一直稳如泰山，儒生们不屑于与道家争论，因此竟没有引起过对老子生活年代的大规模质疑。直到唐朝中期，佛教的势头眼看就要超过儒家了，因为写《论佛骨表》劝谏唐宪宗而获罪、差点丢了性命的韩愈，这才开始怀疑至圣先师孔子是否真的曾经"问礼于老子"，企图以此来捍卫儒学的正统性地位。

韩愈画像

唐中叶以后，学者们关于老子和孔子孰先孰后的论断便不绝如缕。比如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叶适就认为，"孔子问礼于老子"是道家者流为借孔子来抬高自己祖师爷的地位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同在南宋时代的陈师道则明确提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在孟子和荀子之间……

到了清朝，文字狱长期大行其道，考据学的兴起又使得对老子年代的考察更加充分和深入，比如汪中、崔述等人，都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但都没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一直到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还曾质疑"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真实性，他认为《老子》和《管子》一样，都是孔子后学。

"各子书，虽《老子》《管子》亦皆战国书，在孔子后，皆孔子后学。"

——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

康有为

确定孔子究竟是否曾经"问礼于老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确定老子生活年代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这件事真实发生过，那就能确定老子生活的年代，乃至《道德经》的成书年代都早于孔子；反之，如果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么不但推翻了老子早于孔子的论断，还反向证明了庄子等道家人士借孔子抬高老子及道家地位的事实，而且也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增加了不小的可信度。

梁启超对胡适的质疑：你服不服？

1917年，春风得意的胡适留美归来之后，把他的博士论文稍事修改，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名出版，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此书一出，学界哗然，美誉四溢。但是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大学以《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题，作了两天的公开演讲，把胡适膈应得在日记中牢骚连篇，认为梁启超是有意针对他。

胡适和梁启超

因为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对胡适的这部成名作进行了多方面批评，说他"把思想的来源抹杀的太过了"，又说他"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甚至说他"内中一部分，总不免有些拿二十世纪的洋帽子，戴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诗人的头上。"（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但其中最关键的是，梁启超在演讲中认为胡适从老子开始讲哲学史的做法不妥，因为他"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并列举了如下六个理由：

首先，根据《史记》中的《老子列传》和《孔子世家》推演，"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背的孔子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第二，孔子善于夸人，墨子、孟子好批评人，但他们却都未夸或批评过老子；第三，即使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记载承认老子，但那里面的老子却是个极其守礼的人，与《老子》的精神截然相反；第四，《史记》中关于老子的神话主要来自《庄子》的《天道》，《天运》和《外物》三篇，但《庄子》本就不是史书，更不可靠；第五，从思想的逻辑性上说，"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如果是春秋时期说的话，旁人不可能不受影响；第六，《老子》中如"仁义"、"万乘之君"、"偏将军"、"上将军"等，都是战国时期才有的用语，尤其"仁义"对举，更是孟子的"专利"。因此，

"《老子》这部书，或者身份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在梁启超看来，

"胡先生对于诸子时代，考核精详，是他的名著里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像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胡先生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悬而未决的"疑案"

梁启超的批评显然引起了胡适的"不适"，但作为学界新星和后起之秀，他又不好在公开场合对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批评表态，于是只能在日记里发发牢骚，认为梁启超不通人情世故，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认为梁启超"上门演讲"就是来欺负胡适的。胡适虽然没有很快地公开回应梁启超的批评，但他的学生们却出于捍卫师门、应对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挑战"，而频频作文向梁启超"发难"。

傅斯年

同时，由于梁启超、胡适的名人效应，加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对老子年代的考证，又必然事关刚刚兴起的诸子学研究中，诸子学谱系的重建问题，因此，这个由司马迁肇始的、从韩愈就开始怀疑的跨越千年的老子年代问题，竟然在上世纪20年代的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成为了后来持续多年的"古史辨"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张煦、张荫麟、高亨、熊伟、张福庆等各路学子纷纷撰文，冯友兰、顾颉刚、钱穆、马叙伦等也先后各抒己见。

"简明之经体，是战国时期作品。"

——冯友兰《老子年代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

"《墨子》、《荀子》是辩论体，《老子》则是辩论体之精者，所以《老子》成书的年代，不但不应在《春秋》、《士丧礼》、《论语》、墨、孟诸书之前，而且还不应在庄、荀之前。"

——张福庆《对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载《古史辨》第六册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无论是以胡适为首的主张"老先孔后"的一方，还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主张"孔先老后"的一方，谁也没能说服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

钱穆

时至今日，在各种研究资料空前丰富的情况下，关于老子年代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具体，"老子晚于孔子"的观点近年来逐渐占了上风，理由大致与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的理由类似，从《老子》的用语、行文风格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作品的比较，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与其它相关典籍的矛盾中，得出老子年代晚于孔子的确切结论。

台湾学者杨照通过考察"道"、"性"、"命"等字词的使用变化、考察《老子》中出现的事物与观念，对比它们出现的时代，并进行了音韵学上的考订之后甚至认为，老子的年代不但晚于孔子，而且很可能晚于庄子。

"从这么多不同角度进行的考证，显示《老子》晚于《庄子》的证据，远远多过《老子》早于《庄子》的证据。"

——杨照《考证老子年代的五种方法》

还有一种人们接受度较高的观点认为，老子，也就是《老子》的作者，是早于孔子的，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老子》这部书，又是经过后人（很可能是后世的儒生）因为某种需要而篡改过的、非原始版本的《老子》，这种说法被称为"历史修编说"。关于孔子与老子年代的讨论，依然不时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或许有朝一日，某个关键性文献的出土，才会对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给出一个服众的答案。

参考阅读：司马迁《史记》、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杨照《考证老子年代的五种方法》，等

2、老子的历史故事，老子不是道德经的作者

春秋末年的一天，东周的守藏史老子，深感周王室这个单位没前途，便辞职隐居。老子来到函谷关的时候，函谷关的关令尹恳求道：“先生既然要隐居，请您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将您的学说保留下来。”老子便写下了《道德经》，随后出关，不知所踪。

这是《史记》中的一段故事。两千年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哲学家，晚年出关隐居。但是司马迁对老子年龄和家谱的记载很可疑。《史记》里甚至有三个老子——老子、老莱子、太史儋。这些疑点，为后人怀疑老子的身份留下了话柄。

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怀疑老子是传说人物，《道德经》则是后人托名老子编造的书。梁启超和钱穆认为《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后期，顾颉刚甚至认为《道德经》成书于西汉初年，晚于《淮南子》。

有的学者不否认老子的存在，只是认为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在孔子之后。罗根泽认为，老子就是《史记·老子列传》中提到的太史儋。太史儋曾出函谷关入秦，与老子的经历类似。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老子就是春秋时期的人，与孔子同时。郭沫若认为，《庄子》和《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都指出，孔子曾问学于老子。难道西汉的《史记》比先秦的文献更可靠吗？

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抄写于西汉之前的帛书《道德经》。从此，老子身世研究进入了以出土文物为证据的新时期。

马王堆帛书《道德经》

1993年，湖北郭店的战国墓葬又出土了竹简本《道德经》。经鉴定，竹简本《道德经》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其篇幅相当于今本《道德经》的三分之一。这个发现不仅推翻了梁启超和钱穆的观点，也为研究老子的身份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学者郭沂认为，竹简本《道德经》没有今本《道德经》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仁义之语和狡猾权谋之术，其思想体系与今本不同。例如：

今本《道德经》第19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竹简本为：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今本《道德经》第36章：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竹简本无此章。

竹简本内容完整，语言连贯，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其语言、思想更加古朴。显然竹简本出自一人之手，且此人所处的年代很早。

郭店竹简《道德经》部分内容

郭沂认为，老子确实是孔子同时代的人物，竹简本《道德经》是老子的作品。第一，诸多先秦文献能证明老子与孔子的关系；第二，竹简本《道德经》的思想更符合春秋末年的思想状况，与孔子的思想也不冲突。

老子见周王室衰败，便将竹简本《道德经》传给学生文子，随后归隐山林，“莫之所终”。

那么，今本《道德经》的作者又是谁？郭沂推测，今本《道德经》的作者并非老子，而是《史记·老子列传》中的太史儋。

据郭沂考证，孔子死后106年，太史儋离周入秦。他应该在函谷关见到了守关的关令尹。关令尹与太史儋交谈后，为太史儋的学识所折服，便请求他著书留念。太史儋便根据老子的著作——竹简本《道德经》，再加入自己的感悟，写成了今本《道德经》。这段历史却被后人误传为“老子出关”，甚至误导了司马迁。

老子出函谷关雕像

太史儋入秦后，对秦献公说：

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他预言，西周分崩离析500年之后，会有一个霸主统一天下。而这个霸主很可能就是秦国。

这个预言可能让太史儋在秦国大受欢迎，甚至使他影响了秦国的商鞅变法。今本《道德经》包含了一些抨击儒家的思想和权术，因而成为了法家思想的源头。公元前356年，商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在秦国变法。商鞅变法的民意基础，很可能源自太史儋思想在秦国的影响。

太史儋走后，关令尹很可能离开了秦国，前往齐国的稷下学宫游学。《史记》中记载，稷下学宫有一名叫环渊的学者。郭沫若认为，“环渊”与“关尹”读音相近，因此环渊应该就是关令尹。关令尹将道家思想传入稷下学宫，并写了一篇文章——《太一生水》。《太一生水》与竹简本《道德经》被埋进一座墓中作为陪葬品。1993年，竹简本《道德经》和《太一生水》终于重见天日。

稷下学宫

郭沂认为，先秦道家包含两个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谱系为：老子、文子、太史儋、关令尹、稷下学宫黄老道家。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谱系为：春秋隐者（《论语》中的隐者、老莱子等）、杨朱、列子、庄子、庄子弟子及后学。前者讲入世，追求治国平天下；后者讲出世，追求修身养性。两派的学说共同构成了道家学派的底色。

总之，今本《道德经》虽不是老子原著，却保存了老子的著作和学说。若不是关令尹请求太史儋著书，老子的《道德经》很可能会像许多古书一样，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太史儋和关令尹的函谷关之会，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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