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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朝出现的第一本官书：从公文模板到晕船指南 官箴书作者操碎了心

官箴书，即古代的“干部读本”“宦海指南”，主要用以向新任或候补的地方官员传授为官之道和治理经验。宋代官僚制度发达，史籍中所见宋代官箴书也颇多，但保留下来的只有五种，即李元弼《作邑自箴》、吕本中《官箴》、胡太初《昼帘绪论》、许月卿《百官箴》以及不著撰人的《州县提纲》。官箴书内容丰富，叙述详尽，从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到具体的日常工作内容，再到官员个人生活中需注意的事项，均有所涉及。书中总结了许多前人经验，举了不少生动的事例，并附有各种公文布告的模板，保留了大量有关地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的第一手材料。

“箴”，也就是“针”。古人以针治病，由此引申出规诫之意。箴作为一种文体，三代时期就已出现，辛甲所作百官之箴，根据百官职任提出不同的任官准则，成为后世官箴书之滥觞。

不过先秦箴文大多只存只言片语，目前保留下来最早的相对完整的官箴文始见于秦汉时期。扬雄、崔骃、胡广等人所作《百官箴》，是传世最早的官箴书。到了宋代，官箴书开始不断出现，体例也基本定型。

史籍中所见宋代官箴书颇多，但保留下来的只有五种，即李元弼 《作邑自箴》、吕本中《官箴》、胡太初《昼帘绪论》、许月卿《百官箴》以及不著撰人的《州县提纲》。作为当时的“干部读本”，官箴书主要是为了向新任或候补地方官传授为政之道和治理之术，其内容主要包括官员的职业道德、从政经验、管理体会等方面，并收入了公文模板和日常注意事项，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宋代官箴书是提升宋代官员自我修养和行政能力的“操作手册”。

在古代人治的情况下，官员个人的职业道德与地方治理的成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行。宋代官箴书也不例外，比如《作邑自箴》要求官员必须先持正己身，强调 “谦、和、廉、谨、勤”；《州县提纲》要求官员洁己、平心、专勤等；《官箴》篇首更是明确指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慎、勤这一对官员职业道德的概括，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认可。清康熙皇帝“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文渊阁本《官箴》书前提要），更使其成为对官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时至今日，这些内容对于廉政、勤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治家”作为官员个人道德的延伸内容，在宋代官箴书中自然有所涉及。《作邑自箴》第二篇即为《治家》，其中谈到家中有不止一人为官者要避免来往过密、家人买卖货物要注意避嫌、工作事务不要对家人论及等。《州县提纲》也提到，官员的家属不得私贩货物；不要把郎中、僧道之徒作为亲随带在身边，以免其私下“交通吏民”。

相比对道德品行的阐释，官箴书中有关官员从政经验的内容更为丰富，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地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地方财政和治安这两项基本事务，叙述格外详尽。

就财政事务而言，官箴书主要记载县官如何进行税赋的催收和徭役的摊派。征税不易，容易导致官民两弊。官箴书指出，要想解决好征税过程中存在问题，需要重新核实县境民户产业，按照户等差甲首，由高到低催征；民户纳税后需及时销豁，不可妄摊；催征来的钱物也要妥善保管。此外，应如何防范下属从中牟利、如何设置期限，官箴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摊派徭役，也就是从百姓中抽出人手从事各种公共劳动，比如筑堤、修路等，也是县官日常行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官箴书作者认识到了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但另一方面，徭役对于维持地方行政运转又不可或缺。因此，对县官而言，摊派徭役之时需要尽量公平公正，努力在减轻百姓负担与维持地方行政运行之间寻求平衡。官箴书记载的不少经验，如禁扰役人、遵循旧例、酌中差役、不禁止募役、预先差役等，着眼点均在于此。

官箴书中对地方司法、治安方面的记载更为详实。比如《昼帘绪论·治狱篇》即指出县官应谨慎拘人，亲自审讯犯人，保障监狱安全，照顾好犯人衣食起居，认真调查取证，有疑必究，对治狱的总结相当全面。《州县提纲》则有三分之一的内容直接讨论司法相关的问题，涉及报案、审讯、用刑、监狱管理等各方面，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比如报案人诬告该怎么治罪，犯人生病了要怎么处理，该如何预防犯人越狱等等。此外，其他官箴书也提供了不少地方治安管理方面的信息，如《作邑自箴》中，就论及了案卷管理、监狱卫生等内容。

在处理上述种种日常事务时，官员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手下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工作。所谓“胥吏”，也就是官府中的小吏，他们多为本地人，长期任职乃至世代承袭，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可谓是“地头蛇”，比起从外地“空降”的州县官员来，在专业技能和信息掌握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些本应成为官员好助手的胥吏们，却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他们肆意收受贿赂，强索民财，左右县政，侵侮长官，践踏犯人。于是如何应对“胥吏为奸”，便成为了不同官箴书的共同话题。

然而胥吏作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俸禄收入，而县官日常需索又很多，是以他们不得不向百姓敛财。面对这种情况，官箴书的作者也感到很棘手，因为官员们无力解决胥吏的薪水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胥吏为奸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治。尽管如此，官箴书仍然提出了一些应对方法，比如要求县官自身清正廉洁，减少对吏的需索，同时加强对胥吏的管理等等。

在治理经验和管理心得之外，官箴书中给出的公文模板和日常“小贴士”则十分实用。《作邑自箴》中列举了“劝谕民庶榜”、“知县事榜”、“公人家状式”等十几种模板，可谓公文写作的好帮手。而官箴书中的“登途须知”和“备急药方”，则从官员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指导：如上任时是夏日，需准备避暑食物，以免中暑；是冬日，则需防备严寒冻伤。住店时应小心留意，防备盗贼；走在路上则应留神雨雪风霜，避免身体受损。坐车有坐车应备的物件，乘船有乘船时该讲的秩序。至于跌打损伤、中蛊中毒，甚至沙子迷了眼睛，官箴书也都提供了相应的药物和对策，可谓事无巨细，几无遗漏。

2、宋朝出现的第一本官书，宋代的文书传递已不依靠驿站而是发展出了完备的快递网络

驿传作为我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始于春秋战国，称遽、驲（古代驿站专用的车）、邮、传等。经过长期发展宋代驿传的设置规模空前，管理制度也十分完备。

宋代的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每隔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路为主的州县有水驿，利用驿道需要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

宋代时期的馆驿已经不承担通信邮递的功能了，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文书传递主要依靠递铺。递铺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设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南宋时期还设有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皇祐元年(1049年)规定，马递一天一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一天一夜行五百里。

速度最快的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金字牌长尺余，木制，用朱漆刻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日行五百里，昼夜不停，走递过程中随身带着数个鸣铃，递铺值守的人听到铃声就要立即预备人马出铺，在道边即刻交接出发。朝廷要求：“非紧急边事，毋得擅发急递。”元丰年间，西夏剑指陕西绥德，又动用80万人围攻甘肃兰州。神宗用金字牌急脚递指挥陕西鄜延路作战，一时间驿夫“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斥堠铺和摆铺也是急脚递的一种，前者始建于建炎三年(1129年)，“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十里置一铺，每铺限三刻承传。后者亦高宗时所置，本为“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设，因其要求经由州军并取便路互相联结置铺，故名摆铺。初以三十里、二十里置一铺，后改为九或十里一铺，日行三百五十里。除御前之朱漆金牌外，枢密院给发军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黄青字牌。沿边州军并诸军统制司申奏军期急切文字，则有黑漆白粉牌，雌黄青字牌和黑漆白粉牌的文件传递皆日行三百五十里。

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直接由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负责的官员当时实封、不得写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文书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985)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

递铺虽以传递官府文书为主，但也可以接待使客，运送官物，乃至提供马匹车船等交通工具。由于递铺组织的完善和普遍，驿馆相对衰落，其职能遂为递铺所取代，或与递铺交织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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