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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首富盛宣怀简介：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善财保家之策，为何不能阻挡家族的迅速衰败？

盛宣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清首富、红顶商人盛宣怀是颇具话题性的历史人物。

一方面，他在洋务运动中广办实业，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之一。盛宣怀创办的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成为近代中国工业进程中的骨干企业，甚至延续至今。

另一方面，“洋务与赈务并重”是盛宣怀四十余年政商生涯的重要特征。他在组织疏浚山东小清河过程中创造的“以工代赈”方法，成为此后数十年广泛应用的救灾手段；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主导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不为众人熟知的是，盛宣怀也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先锋实践者。盛宣怀临终留下遗嘱，对其庞大的家族财富作了明确安排，希望通过“自利+利他”的善财传承架构实现“保家之策”。盛家用其一半家产设立的愚斋义庄，应该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具备现代慈善特征的复合目的家族信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盛宣怀精心构思、投入巨资建立的愚斋义庄，仅仅持续了15年即告解散。而且，他最看重的儿子盛恩颐，最终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于盛家祖业留园的门房，死前但求一碗红烧肉而不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不过百年就灰飞烟灭？为什么融合慈善和传家目的先进“保家之策”不能阻挡家族的迅速衰败？本文聚焦百年前中国首富、商业巨子盛宣怀的家族善财传承案例，期待给今天的超高净值家庭传承安排提供重要启示。

江苏省常州市青果巷盛宣怀故居内的盛宣怀坐像。图/傅昌波

洋务与赈务并举，

积累巨额财富

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其父亲盛康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名臣交情甚笃。盛宣怀追随李鸿章后，在“经世致用”文化熏染下，逐渐展示出其过人的政务和商务才能。

1871年直隶地区遭遇严重水灾。直隶总督李鸿章无奈之下，建议清廷以获取功名为激励，大力推广民间捐赠。这让当时晋升通道受阻[1] 的盛宣怀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先是深入江浙地区，带头劝捐数万件棉衣，然后经办劝捐三万石粮食的任务，并大获其功。1872年，盛宣怀因在赈灾活动中的优异表现，被赏加“花翎二品顶戴”，得以走上政治舞台，后获得参与筹建轮船招商局的机会。

可见，赈务能力是盛宣怀角逐政坛的发力点，是他的“官场人设”与“核心竞争力”。在长期赈灾活动中，盛宣怀与朝廷地方的巨擘、江浙地区的绅商、文教界人士形成了密切的社会关系，促进了各方在洋务运动中的广泛合作。

在仍在建设中的江苏常州盛宣怀故居，有一个触屏式的“盛宣怀朋友圈”展示。从中可以看到，在盛宣怀的政治生涯与商业进程中，与之保持持续互动关系的重要人群，就包括光绪，及载泽、李鸿章、张之洞等清朝高官，张骞、郑观应等新兴商人，以及袁世凯、孙中山、蔡元培等政治精英。这个以慈善和洋务为纽带、交错形成的“小圈子”，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重要力量。

盛宣怀“朋友圈”示意图。图/傅昌波

“商业与慈善促进，创富与慈善为伴”是盛宣怀事业发展中的鲜明特征。在此过程中，这位“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并发挥显著作用的第一个工业家”[2] 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轮船、铁厂、铁路等公司，纵贯实业、交通与金融，利用“官督商办”垄断地位，打造了庞大的家族财富帝国。

根据“盛档”[3] 统计资料，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受托成立的财产清理处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清点出其家族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如企业股票）等折合白银约1296万两。这笔数额庞大的遗产相当于：（1）当时中国海关总收入1/5。根据《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作为晚清最重要收入来源的海关，在1916年总收入(连船钞在内)为6467.4万两白银；（2）按当时银本位下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的汇率，相当于同期的1045万美元；（3）即使享受“一战”红利的美国，当时也仅有约2.1万名百万富翁；以1917年美国花费2500万美元从丹麦购得维京群岛来看，盛宣怀家族可称得上“富可敌国”。

可以确认的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红顶商人盛宣怀成为名副其实的晚清首富，其家族也成为民国初期无可争议的“上海第一大家族”[4] 。

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盛家“老公馆”。

近代慈善事业先驱，

功不可没

在中国近代慈善发展史上，盛宣怀在理论、实务方面贡献颇多。

1919年（即盛宣怀去世三年后），其子盛恩颐组织编撰了记叙盛宣怀生平事迹、表述身后评价的《盛宣怀行述》。在这篇“盖棺定论”式的纪念长文里，盛宣怀的慈善活动被提到了与兴办实业同等的高度，成为盛宣怀“事功”的主要内容：“府君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 [5]

这一表述或有夸大，但总体能得到历史资料的佐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图书馆对馆藏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清查整理。在2015年出版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中，慈善活动类资料达到了惊人的36册，说明慈善、赈务等活动在盛宣怀事务中的比例，可能仅次于政务和洋务。

盛宣怀的慈善事业成就中，有几个浓墨重彩的地方。

首先，重视实业的盛宣怀强调“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理念，认为部分新办洋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而他在交通、矿山等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也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巨额的投入。据统计，盛宣怀先后主办、参办、资助20多所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著名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

其次，盛宣怀以身作则，在赈灾活动中表现突出。例如在1871年赈济直隶水灾中，盛宣怀曾三次得到朝廷嘉奖，其中包括举家之力捐助棉衣2万件，按照“每件银1两”的标准，价值约2万两白银之巨。在此后的甲午赈务、两湖赈灾、庚子催款、民国初立等历史事件中，盛家均表现积极，得到各界褒扬。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盛宣怀铜像。

再次，盛宣怀注重赈灾慈善中的制度创新。例如在担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期间，他开展过几项水患治理的慈善项目，尤其是在疏浚小清河工程期间，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提升民众参与积极性，他创造性地采取了“以工代赈”的策略，让受灾灾民参加治河工程，给予工钱，起到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的综合效应，该策略成为之后数十年间赈灾的“标配”。

最后，盛宣怀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重要开创者。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在成立仅一周后，该会通过了经盛宣怀核定的筹款办法八条，并获得清政府外务部、商务部的支持。同年7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发布，盛宣怀是三位起草人之一。当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退出历史舞台、创建独立的红十字会时，清廷于1910年2月27日发布任命，“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从国家层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支持[6] 。盛宣怀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红十字会的早期规范运作作出了卓著贡献。

保家之策：

设立愚斋义庄

根据《盛宣怀行述》及《龙溪盛氏宗谱》，盛宣怀祖上在明朝末年由金陵迁往江苏常州，扎根于武进县龙溪河畔。盛氏是官宦世家，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清朝举人，父亲盛康是进士。受范仲淹创立义庄、范氏一脉“百年不辍、薪火相传”的传奇故事所吸引，盛隆、盛康等有曾严肃探讨设立义庄的重大事项：“昔范文正公置义田千亩，以养济群族，七百年来族中至今赖之。予有志久矣……假我数年，我与汝等共筹之，吾愿足矣[7] 。”

事实上，在盛宣怀设立复合目的家族信托之前，其父盛康在1867年创立了“拙园义庄”。这一宗族慈善事业依赖大量不动产[8] 的持续收益，外聘专人负责打理（“概用外姓，以避嫌疑”），目的是“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

盛宣怀功成名就后，对家族传承的制度性安排始终是他重点考虑的事项。从他1916年的临终遗言“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巨大家族财富的传承早就有初步的安排，但临终前有了新的构思。

盛宣怀与庄夫人和众人合影（1908年摄于日本）。

1911年，因盛宣怀建议将地方铁路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随后，盛宣怀被当局宣布“当场革职，永不再用”，不得已避往日本。旅日期间，盛宣怀对三井家族“不分家产已历数百年……家有议会，会有宪法，子孙继承弗替”的传承制度非常钦佩[9] 。

结合“亦官亦商”的人生经历，盛宣怀认为，中国传统的“死后分家”制度固然争议较少，但容易耗散家族的整体影响力，不利于大家族的基业长青和永续传承。因此，盛宣怀希望结合中国家族传承惯例与日本“不分家”传承制度的优点，走出一条家族善财传承之路。

1916年4月26日，盛宣怀临终前作出安排，全部家产一半遵照传统惯例分家，一半用于建立兼顾利他和自利的复合目的家族信托：“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份开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

根据他的遗嘱，盛宣怀近1300万两白银的遗产进行三重分配：

① 先行拨付部分财产，用于安置两位遗孀（继室庄德华70万两，妾侍萧氏30万两），安排女性后辈嫁妆（女儿嫁妆6万两，孙子3万两）。

② 剩余1160万两遗产对半分为两部分：分析股与保存股。其中，分析股是留给五房均分的遗产，保存股用于设立综合目的的家族信托。

③ 价值580万两的保存股，又被均分为10股。其中四股为“善举准备金”（即真正用于义抚饥馑、水灾、旱荒、疫疠、地震及天灾等慈善活动的本金），四股为“本支准备金”（用于祭祀、宗祠建设、购置义田等盛氏宗族活动），另外两股为“公共开支准备金”（用于基金日常运营费用，如董事会经办费用）。

图片来自郑宏泰、高皓《盛宣怀家族义庄》一文。

从盛宣怀遗嘱的整体结构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兼顾家庭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家族善财传承安排，如果得到完整的实施，应该能够实现“保家之策”。

单独从社会公益角度看“保存股”的运用，这个名为“愚斋义庄”的家族信托，已经突破传统宗族慈善的局限，兼具家族信托、家族慈善信托双重功能。

违背遗愿，

善财传承计划落空

从历史资料看，盛宣怀对愚斋义庄的安排，也汲取了欧美家族慈善的经验。例如他指定执行监督人李经方（李鸿章的长子）会同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商议，成立愚斋义庄董事会，订立章程。章程规定董事会遵循“动息不动本”原则，即只准动用生利，用于组织的日常运行，不得变卖义庄财产。

在去世前，盛宣怀委托顾润章、盛玉麐等亲信下属担任至善堂（愚斋义庄的前身）执行办事。在按其遗愿建立的“议会”中，董事人选的来源、人数、任期都有具体规定，竭力避免“家族一言堂”。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具备现代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的基本特征。因此，愚斋义庄可以说是我国家族善财传承的首创案例。

遗憾的是，愚斋义庄设立仅15年便告解散：先是其子孙在1927年底瓜分了复合目的家族信托的六成非慈善用途资产，由此触发了连番的内外争夺；1931年，愚斋义庄董事会在《申报》《新报》等重要报纸刊登通告，正式宣告解散义庄。

分析我国首个家族善财传承计划未能实现初衷、难以保障家族基业长青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慈善资产界定不够清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源的稀缺性必然伴随着配置过程中的冲突，只有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当事人才有意愿、有能力参与资源分配的竞争。这意味着，产权是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规则。

作为晚清著名实业家与政治精英，盛宣怀的眼光无疑是深远的，但他吸取日本、欧美传承范例，建立起规模宏大、规则完善的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却不及其父盛康建立的宗族慈善“拙园义庄”[10] ，这与两者的产权性质界定有关。

盛康建立“拙园义庄”时，曾寻求故交曾国藩的支持。同治皇帝对此表示嘉许，并要求拙园义庄将田号明细、庄规条例等“送礼部查核”。

盛康争取公权力的认同与保护，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寻求庇护。但不容忽视的是，最高统治者的背书让拙园义庄脱离了“家族财产”的范畴，成为一项公认的“公共慈善资产”，从而明确了“脱私就公、产权明晰”的产权性质。盛氏后人即使想打拙园义庄的主意，也缺乏法理依据。

相反，1920年创办的愚斋义庄，虽然完全按照盛宣怀的遗嘱执行，但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缺乏相应的法律土壤，在产权方面存在巨大的“模糊边界”。当时的北洋政府及稍后的国民政府仅出台了《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等具体条例，对慈善财产界定不明晰，对慈善组织的独立性缺乏清晰认识。因此，当愚斋义庄出现内部离心离德时，运营者难以寻求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

第二，公私混同致监察人难以履责。这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恶果。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李鸿章长子、曾出任清朝驻外大臣的李经方担任愚斋义庄的监督人，在社会名声上“镇得住场子”，且李经方本人多年来负责李鸿章家族的田产事宜，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这一安排不可谓不高明。

但由于愚斋义庄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尤其是名称仅以“义庄”描述，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盛宣怀家产的一部分，相关矛盾纯属家族内部的遗产纠纷。正因为如此，包括李经方在内的参与者并非法定的义庄利益独立监护人，而只是受盛宣怀委托、担任兼职的“德望长者”，因此，他们没有法定的理由去保持愚斋义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与图谋瓜分义庄资产的盛家后裔、相关机构正面抗衡。正如爱惜羽毛的李经方在事后表示：（当时的）司法、民众都认为，愚斋义庄的前程是盛氏家事。既是家事，外人如何过多干涉？

这一“时代误解”直接导致盛宣怀的遗愿遭遇现实挑战时，真正有能力维护秩序之人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善财传承载体被拆散。

第三，女主人智慧与见识不足。盛宣怀去世后，遗孀庄德华执掌家政。但她思想因循守旧，难以理解盛宣怀的先进理念与政治智慧。例如，按照盛宣怀的遗言，在清帝退位、民国已立、群雄争锋的改朝换代时刻，其葬礼只能“僧衣薄殓”，并要求将“家中所有钱财，交由专门机构打理”。但庄夫人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认为盛宣怀一生致力于朝廷基业，即便清廷已经覆灭，盛仍然应当尽享哀荣。为此，盛家从北京请来了给慈禧太后办丧事的仪仗，在上海南京路上举行了规格超越“国葬”的超级豪华丧仪。

这场风光无两的世纪葬礼，固然足以宣示家族存在感，但却把失却权力庇护的盛家置于风口浪尖处，加速了各方觊觎盛家财富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庄夫人未能体悟“藏拙”与“中庸”的深意，加剧了家族善财传承的潜在风险。

1917年11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盛宣怀葬礼场景。

此外，庄夫人难以维系家族秩序，无法遏制来自家族内部的离心趋势。例如愚斋义庄建立后，庄夫人逐渐掌握了义庄董事会，也获得了实际经营的主要决策权。但在后辈（尤其是亲生儿子盛恩颐）的反复游说下，庄夫人未能坚守愚斋义庄设立的初衷（以家族力量抱团整体发展，而不是分开单干），这让各房子孙开始图谋解散义庄，分钱到房。

第四，公权机构参与合谋分肥。庄夫人去世前后，正值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交替、各政治派系利益纷争的特殊时期。盛家子女违背祖训、瓜分愚斋义庄之举，引来了江苏省政府的介入调查，但该调查的意图竟然是，通过支持盛宣怀家族“自行支配愚斋义庄财产”，得以分享义庄的部分财物。而之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也不甘落后，通过强行推销国库券、国债的方式，参与了这场针对愚斋义庄的分肥大戏。最终，在 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解散愚斋义庄后，本应用于慈善事业的230万两巨款由中央政府查收，用作“解剿匪经费”。

穿越时间的长河，无论多大的家族财富，都可能面临水毁、火灾、战乱及官府征收等不可抗力的考验。民国初期我国政治秩序剧烈变动，社会秩序与法律保护极其脆弱，这也是愚斋义庄未能成为百年老店的重要原因。

对新时代家族善财传承的启示

如果说，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缺失，是造成盛宣怀雄心勃勃的善财传承计划无奈落幕的客观原因，那么，思索“个人可控”的因素，对于今天的高净值人士更有启示意义。

首先，及早妥善的善财传承安排，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增强纠错能力。从盛宣怀游历日本萌发善财传承计划的想法到其去世，时间只有5年，很多想法可能来不及充分论证。例如愚斋义庄章程中，就存在着一个暗藏隐患的条款，“超过董事会半数成员同意，即可更改本规章及条文”。这个看似为了避免义庄落入外人之手的规定，却给后人从内部破坏永续经营原则提供了方便，也为日后盛家决裂、内外合谋瓜分义庄资产埋下了隐患。

我们无从知晓愚斋义庄制定该章程的经过，但很显然，如果创富者盛宣怀能够参与章程的决策讨论，通过其与律师楼、信托监督人的交流，为实现永续运营的目的，该条款应该能够设计得更加完善。

从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看，当事人尚在春秋鼎盛之际，具有更充沛的体力、精力构建实务框架，也有更强大的执行力与影响力推动项目实施后的容错纠错。而在其走向人生终章之际，不但本身决策能力下降，对传承的实际掌控力也日渐衰弱。因此，家族善财传承计划的建立，最好是创富者在“当打之年”早作安排，避免在弥留之际匆忙托付，甚至因突然离世痛失妥善安顿家族传承的机会。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找到无数事例。比如，台湾富豪王永庆突然去世，留下“超高遗产税”（家族需缴纳的遗产税总额达到300亿新台币，是台湾其他富豪30年实际缴纳的遗产税之和）、“海外资产无法拿回”（例如存在瑞士银行的400亿元新台币无法取出）等系列的后遗症。而香港特区的李嘉诚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家族善财传承计划，两个儿子依据不同的禀赋作了不同的传承安排，同时用李嘉诚基金会作为家族善财传承的主要利他通道。

其次，家风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庄夫人去世之后，其子孙不再坚守原本的复合家族信托安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奢靡的生活让盛家子孙对社会财富缺乏起码的认知。

盛宣怀儿子盛恩颐。

被视为盛家接班人的四子盛恩颐，曾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由于家教缺失、家风不正，盛恩颐最终沦为典型的败家子。例如盛恩颐先后迎娶了11房姨太太，并给她们都配备了别墅与汽车；在接管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一职后，盛恩颐“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在赌场里，盛恩颐甚至一夜之间输光名下100多套上海的洋房别墅。

任何人不会天生就是“败家子”。但是，在家族后人尚不能理解财富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就轻易地让其享有巨大财富的支配权，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式的。在盛宣怀的儿女们看来，家族与企业就好比是一口古井，自有财富汹涌而出。钱来得太容易，自然会失去对赚钱的敬畏感，养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恶习。

龙溪盛氏家训有“禁止赌博”的条款，但显然未能约束盛恩颐。图/傅昌波

盛宣怀去世后，在朝代更替、群雄逐鹿的时代背景下，工商企业与不动产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不分家产，只动利不动本”的遗产处置原则，使得盛宣怀各房子女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无法满足其奢侈的日常支出；权责不清又激化了各房对共有遗产支配权的纠纷。这两股强大的离心力，最终使得家族后人无视遗嘱及章程约定，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将已归入“愚斋义庄”的信托基金由盛氏五房重新分掉，并引发了连续不断的家族官司。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带头私分愚斋义庄财产的盛恩颐，因不擅劳作、没有收入来源，最终在祖宅的门房凄然去世。盛宣怀善财传承计划落空的案例充分说明，家风家教才是家族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盛宣怀留下的庞大家族遗产在数十年内烟消云散，反而是其兴办或资助的教育机构、慈善机构、公共图书馆等，在百余年后仍然在世间熠熠生辉。可以说，无论是盛宣怀，还是当代的先富人群，他们的财富积累不但包括个人的努力与智慧，也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人力资本的奉献和自然资本的消耗。因此，安排家族传承必须考虑回报社会，这也是善财传承的要义所在。

在盛氏家族善财传承计划落空之际，在大洋彼岸，与它同期成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会却茁壮成长，活跃至今——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1910年成立）、卡耐基基金会（1911年成立）、福特基金会（1936年成立）。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例，从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算起，100多年来，其家族设立了70多个慈善机构，资助了包括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内的众多著名慈善项目。其家族也已传承七代，共300多人，每年都会举行家族慈善聚会。家族慈善至今仍是这个庞大家族紧密团结的桥梁和纽带。

江苏常州市盛宣怀故居。图/傅昌波

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家族善财传承计划以失败告终，令人唏嘘，发人深思。江苏常州市的盛宣怀故居，应该成为超高净值人士的打卡点。在这里才能真正看清楚：能够穿越时间的家族财富，只能是利他与自利相平衡的财富；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慈善是超高净值家庭的必选项，善财并行是家族传承的必经之途。

（傅昌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彪，京师善财传承实验室特约研究员）

注释：

[1] 盛宣怀早年未能考取进士，因而依附李鸿章从事庶务。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抑制地方派系坐大，李鸿章所代表的东南地方势力遭遇打压。盛宣怀原本拟定调往直隶听差，却因“核与定章不符”，被吏部否决。

[2] 美国学者Feuerwerker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评价。

[3] 盛宣怀家族极重视档案记录与保存，曾留下17.5万件、1亿余字的档案史料，汇编而成的“盛宣怀档案”（即“盛档”）记录了家族在1850-1936年的各类事项，成为研究我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4] 参见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

[5] 参见沈云龙《惊呆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的《愚斋存稿》。

[6] 参见《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

[7] 参见《龙溪盛氏宗谱》，此处“我与汝等共筹之”，是指盛隆与盛康筹建义庄的计划。

[8] 从《龙溪盛氏宗谱》中的记载，初始投入的资产包括“屋：四厦三十余楹；赡族义田一千二十二亩，祠基祭田一百一十二亩，共田一千一百三十四亩”。

[9] 参见彭晓飞《族产制度近代转型之探索：上海盛氏愚斋义庄研究》。

[10] 根据当地县志，拙园义庄规模较小，但却持续运作到1949年当地土地改革后方才解散。

作者：傅昌波、肖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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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邱宇

2、清末首富盛宣怀简介，他是晚清首富盛宣怀最宠的儿子

“号外号外，盛七小姐为分遗产将哥哥、侄子告上法庭啦”！

1928年6月某日，上海街头一报童挥舞着手里的报纸大喊。

报童口中的“盛七小姐”正是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因在家中排行老七，所以人称盛七。此时距离盛宣怀辞世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原本，作为中国近代商父的盛宣怀已经在过世前便将财产分割完毕，他当时的分法还相当利落：盛氏产业不准动，交给专门机构打理。其他家产中少部分分给两房太太和未出阁闺女。而重点的大部头家产则分为两半，一半给五个儿子，另一半用以设立愚斋义庄，救济盛氏贫苦人家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

这样的分法说来是极其爽快的，越简单的东西越费脑，想来盛宣怀为制定这一财产分割法也是煞费苦心了。别的不说，单就这一分为二法，就很能看得出他为子孙计的良苦用心。

盛宣怀是大商，但凡大商都非常懂得做慈善，这不仅是为后世子孙积德，更是为家族长久兴盛计。盛宣怀和其他大商一样，深深懂得“最好的风水的是德行”的道理。所以，他将一般财产劈出用以设立义庄，实际是想在保留一部分盛家财产不被子孙败光的同时，为子孙留个后路。

可世间事从来没有“尽如人意”，盛宣怀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才刚刚落土二十载，他的子孙就已经将盛家的财产败得差不多了。因为手上的钱不多了，他的几个子孙还打起了他昔日用来设立义庄的钱的主意。

盛宣怀一生共有8子8女，可因为他离世时长子盛昌颐、三子盛同颐已经过世，二子、六子、八子又早夭，所以实际分得财产的儿子只有三个儿子，其他的都是孙辈如盛毓邮等五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五个人又具体怎么分呢？为了公平起见，在这点上盛家也做了妥善安排。盛家请了几位大佬坐镇成立遗产清理处，这几位大佬分别是：盛家至交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盛宣怀亲家、前国务总理李宝琦；盛宣怀亲信、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

盛宣怀

在这些之外，盛家还请到了盛宣怀之弟盛善怀；盛宣怀妻弟庄亮话一同坐镇。

这样的超豪华阵容，当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保证盛家子孙不会因为财产分配问题而起争执。在具体分割财产时，超豪华阵容团为防止盛家子孙在财产分割上因挑拣而争执，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分遗产。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财产分成五份，五位分割人抓到啥就是啥，全凭自己手气。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遗产清理处的各位大佬还将这五个阄分别标注为“仁”、“义”、“礼”、“智”、“信”。想来，这标注背后，也有各大佬对盛家子孙能守住盛家家产的殷切期望。

最终，盛家五位财产分割人各自抓走了一个160万两白银的阄。抓完后，剩下的580万两白银便顺理成章地归到了盛氏义庄。

当日抓阄时，五位财产分割人分到的财产虽有细微差别，但好在差别毕竟不大，所以他们当时并未起争执。说来，这算是一次成功的财产分割。

然而，二十年后，因为盛家子孙家产已败光的缘故，他们不可避免地打起了义庄那点钱的主意。

具体盛家子孙是如何败光分到的大笔遗产的呢？这个问题，盛家最出名的“败家子”、盛家老四盛恩颐是相当有发言权的。

这盛恩颐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儿子，他这名字还是当年慈禧御赐的。盛恩颐的起点相比今天的超级富二代王健林之子王思聪真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父是首富，其老丈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自己又留学英美，母亲庄夫人又是盛府的掌门人。

这样的盛恩颐，真真是起点极高了。可偏偏因为自幼得到的恩宠太过，加之盛宣怀忙于生意又很少管顾他，一不留神，这盛恩颐就变成了穷奢极欲的纨绔子弟了。

盛恩颐有一台进口奔驰轿车，这台轿车不仅是整个上海的第一台，还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私人订制”：盛恩颐排行老四，所以这车的租界牌照便是4444，这车不仅是银质的，甚至还被刻上了盛恩颐的大名。

这样的车子，在今天的中国绝找不出来。

世人都知道，爱豪车的多数都爱美女，盛恩颐也不例外。相比今天那些喜欢频繁换女友的富二代，盛恩颐就厉害多了，他看得上的多半要娶回家，而且还要做顶级金丝雀养着。

根据不完全统计，盛恩颐八抬大轿娶回来的夫人就有11个之多。这些夫人的标配通常是：一幢花园洋房，一台顶级轿车，无数男佣女佣。

除了这豪车美女的爱好外，盛恩颐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喜好：赌博。

这盛恩颐赌博那是出了名的豪，豪到啥程度呢？他曾经在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赌博时，一夜就输掉了一整条弄堂和100多幢房子。

这个败法，千金散尽那自然是迟早的事儿了。发展到此，盛家子孙要迫不及待分盛氏义庄的钱便再正常不过了。

盛恩颐

在盛家子孙败家的当口，盛家未出阁的女儿盛爱颐眼看着哥哥、侄子们这般败家法，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哥哥们提出要瓜分盛氏义庄这点钱时，盛爱颐急了。

急了的盛爱颐第一时间找到了妹妹、八小姐盛方颐商量对策，起先，她们还想想办法阻止他们分盛氏义庄的财产。可商量来商量去，她们发现她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分割义庄。

正在两姐妹垂丧气头时，有进步人士提醒她们道：“现在是新时代了，男子和女子一样可以参与分割财产。”

这话让盛爱颐立马来了精神，她虽想起国民党在“二大”上曾通过了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上面就曾明确提出了“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议案还提出“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原则。

盛爱颐特地找到了当时的报纸，在确定了相关后，她便找到律师咨询了相关。

左为盛爱颐

但在是否打官司的问题上，盛爱颐依旧有犹疑，毕竟说到底盛家遗产分割属于家事。所谓“家丑不外扬”，若真打官司，以盛家在上海的名气，这起诉讼案很可能会成为全上海的焦点，那样一来，盛家子孙争夺财产种种丑闻便将悉数被曝光。

但眼下的境况下，盛爱颐比谁都清楚：若不诉诸法律手段，她和妹妹定是分不到任何财产的。这便也意味着，盛家所有家业都将在不久后被她的哥哥、侄子们败光。

理清楚这层后，盛爱颐与盛方颐终于下定了打官司的决心。

盛爱颐

很快，盛七小姐为遗产分割状告哥哥、侄子的消息便在整个上海被传扬开了。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个事件几乎成了上海的一起公案。

盛七小姐的诉状甚至引来了全国的关注，毕竟，在当时看来，这是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的第一例案例。往大里说，这便是关乎全中国女同胞幸福的大案例。

另一方面，盛七小姐本人在上海的声名也将这起诉讼案推波助澜了，尤其此案还牵涉到了当时的国民财政部长宋子文。要知道，此人曾与盛七小姐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过往。

或许是因着盛七小姐的声名，或许是因为盛七与宋子文的这段过往，或许仅仅因为盛七小姐赢得了全国女性同胞的同情，总之，最后，公众、政府、媒体都清一色地偏向了盛七小姐。当时的《申报》在报道盛七小姐与兄长之间的诉讼案时是这样报道的：

“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

只一句“各方均表同情”，便已将盛七在这场官司中的极高支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开庭当日，原告盛爱颐、盛方颐姐妹和被告盛家兄弟等却都未到庭，庭审现场一直是双方律师在据理力争，但他们的“未到场”却丝毫未影响这场诉讼的热度。

很快，在各方支持下，数次庭审后，盛七小姐和盛八小姐赢得了这场官司。

根据法院判决，盛七小姐和妹妹获得了与兄弟、侄子相同的财产分割权。1928年9月，盛氏义庄的财产被分成七份分割，盛七小姐在诉讼案后分得的具体财产数（七分之一）是50万两白银。

盛爱颐分得财产后暗暗在心底发誓绝不能败光盛家家业，思来想去后，汲取了哥哥、侄子们教训的她决定将这笔钱投到实业上。随即，她在上海开办了后来被称作娱乐鼻祖产业的百乐门歌舞厅。

盛家子孙

可由于经营不善，最终，盛爱颐也不得不将百乐门转让给了其他人。百乐门在被转手后竟很快成为了名流汇聚的场所，后来它竟还成了上海最繁华的所在。可叹，盛爱颐砸了几十万两真金白银，终也是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说来，盛七昔日为阻止盛家财产被败光不惜官司夺家产，结果到头来，她自己竟也不小心做了狭义上的“败家子”。

而同样分得了盛氏义庄50万两白银的盛家其他子孙，则不出意料地在不久后又将这些钱败了个精光。

时光流转，转眼又是几十载过去了，败家子盛恩颐与李鸿章家的败家子李厚甫溜达到了襄阳公园门口。这两位昔日超级富二代都伸着头往公园里瞅却谁也不进去，为啥，因为两人都掏不出钱买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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