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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反革命罪,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

04-22 互联网 未知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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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认定反革命罪: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

文/胡建淼

我国1997年刑法的最大变化,就是取消了“反革命罪”,另设“危害国家安全罪”,反映出我国刑罚观念的变化与调整。

“反革命罪”以惩治反革命罪犯为目的,重在以思想与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归罪。该罪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惩治反革命罪的单行法规,即《反革命罪条例》,开启了反革命行为入罪的先河。武汉政府解体后,“反革命罪”被国共两党共同继承了下来。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央苏区也于1931年制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共21条。它的立法目的是“为惩治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条例》还分别列举了11款反革命罪,并设置了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在内的严厉刑罚。《条例》以是否具有“反革命目的”的主观要素作为区别“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根本标准,成为惩罚最严、打击最重的刑事罪名。

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诞生。立法者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避免动辄给人扣上“反革命”帽子,对“反革命罪”的定义与构成要件进行了限制,并且对《条例》的具体规定也进行了相应修改。但是,1979年刑法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条例》的理念和主要内容,将“反革命罪”作为分则第一章保留了下来,共设置了第90-104条15个条文、12个罪名。

“反革命罪”的设立,对于巩固我国新生的革命政权,维持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罪以是否具有“反革命目的”的主观要素作为区别“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根本标准,从而导致思想定罪,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些心术不正的掌权者排斥异己的“杀手锏”。

1981年,《探索与争鸣》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重磅炸弹”,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徐建于1980年所写的《“反革命”罪名科学吗?》,该文是1949年以来第一篇正式质疑反革命罪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在当时遭到不少文章的批判,学校更是收到了一位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和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人民大学居然有个学生要取消反革命罪,该当何罪,彻查。”这位下过乡、当过兵、复员后当过工人,进大学之时已经26岁了的法律本科生,险些被定为“反革命”。幸运的是,学校最后给这位学生定的结论是:徐建撰写文章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位学生方才与“反革命罪”擦肩而过。

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公之于众,反革命罪被取消。这一天,距离徐建写出《“反革命”罪名科学吗?》,喊出取消反革命罪的第一声,整整过了17年。接下来,1999年宪法修改,将“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将“反革命罪”的表述删除。“反革命罪”一词从此完全退出了我国法律的历史舞台。

“反革命罪”的取消,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治理念问题。标志着中国刑法实现了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的转变,中国的法律开始向“泛政治化”告别!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8年11月号)

2、如何认定反革命罪,反革命分子伪造履历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经创作过一部叫作《西望长安》的话剧,这部话剧成功塑造了“粟晚成”这个经典的骗子人物形象,一经上演后便轰动全国。

剧中粟晚成靠着造假和欺骗的手段,不断糊弄各级干部,竟一路顺利升官,还骗到了荣誉,骗到了身份,甚至是骗到了老婆。其荒诞和可笑,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有意思的是,“粟晚成”这个人物并非是老舍先生虚构而成的,因为这个人物连同他的事迹,都实实在在改编自“真人真事”,其原型叫作李万铭。

伴随着《西望长安》的轰动,李万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鉴于他的恶劣事迹,他还被称为了“开国第一骗”,一时间被人当成谈资。

事实上,李万铭的所作所为,远比话剧中还要精彩。他一路靠着坑蒙拐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顶着“英雄”和“老革命”的头衔,几乎拿遍了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好处。

在他不断地忽悠下,各地政府都为其大开绿灯,其官运亨通令人羡慕。后来他一路做到了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还曾代表国家赴苏联考察,各种荣誉和奖章更是拿到手软。

只不过,假的毕竟是假的,李万铭的手段再好,也终究逃不过败露的下场。

1955年,当李万铭准备再一次利用欺诈手段牟取更高的职位时,他的拙劣手段终于是被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察觉了异常,随即东窗事发。

至此,李万铭的行骗之路总算走到了尽头,而他的劣迹一经上报,就使得中央都大为震惊。

如何认定反革命罪,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

本期文章,笔者将为大家讲述“开国第一骗”李万铭,回看这个大骗子的“行骗之路”。

李万铭于1927年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县(今安康市),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主和商人,而之所以“有名”,就在于他的“奸”。

李家经营着粮栈、酒铺,还有一家山货店,可以说家大业大,根本不差钱。可李万铭的父亲,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往酒里兑水,在山货里掺假,还经常以次充好,欺骗顾客。

本来行为可耻就算了,但更可恶的是,李父竟还“当了婊子立牌坊”,堂而皇之地在柜台上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对于如此不要脸的奸商,乡民除了传骂,也别无他法。

不过,尽管李父的行为遭人唾弃,在李万铭看来,这却是父亲教给他的“经商之道”。他甚至还将其奉为圭皋,立志要做父亲那样的“成功商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真理,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结果,李万铭从小学开始,就专注于偷鸡摸狗的勾当。小学时他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他偷过老师的手表,更大一些,他还去邮局偷信件,专拿人家的汇款。

对于这些,李万铭的父母都看在眼里,但却美在心里。而正是他们的默许和鼓励,让李万铭走上了歪道,还将他推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意思的是,李万铭虽然品行不端,却颇有些“歪才”。尽管没读过几年书,字儿写得倒是不错,而且很善于模仿他人的字迹,还刻得一手好章。除此之外,他的文笔也还不错,称得上是个才子。

如何认定反革命罪,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

18岁那年,中学还没毕业的李万铭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了国民党青年军的一员。凭借着不错的文笔,他担任了207师政治宣传干事,在任期间,他积极书写反动墙报,张贴反动标语,其能力还受到了上级军官的赞誉。

在国民党军队里,从小就品行不端的李万铭可以说“进步明显”,他不仅保持了自己偷鸡摸狗的习惯,还进一步养成了坑蒙拐骗、馋懒占贪的恶习。

此外,国民党内部的官僚作风还让他对做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渴望高官厚禄,渴望通过做官来达到享乐的人生理想。

但在李万铭的意识中,名利和地位都是骗来的,对此他还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不骗成不了大事”、“我不骗人,人就骗我”,“冒大险才能享大福”,这些都是他的人生信条。

积累好了信心与决心以后,李万铭就开始踏出了行骗的第一步,他趁着部队进行新旧交替之际,想要冒充退伍老兵,冒领退伍费。

他假意借来退伍老兵的证明信观摩,仔细记住字迹和大印,还回信件后他就凭印象伪造信件,雕刻印章,将自己的本事展现的淋漓尽致。

看着伪造好的证明,李万铭很满意,于是自信上交了申请。只不过,第一次的尝试并没有让他收获成效,其证明信被查出了问题,他也随即被当局送进了国民党在沈阳的陆军监狱。

虽然出师不利,可李万铭并没有气馁,他在监狱中仔细反思了问题,最终总结出了问题所在,同时也为下一次造假做好了准备。

被关了三个月后,李万铭被提前放了出来,当时正值辽沈战役,他随军到了前线参战。辽沈战役大败后,他一路从东北逃到南京,还带着自己伪造的推荐信,顺利进入了南京陆军医院。

随着南京解放,李万铭再次逃离了国民党军队,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将主意打到了共产党身上,想要做共产党的官。

但思来想去,李万铭都没想到进入共产党的好办法,他只能暂时伪装成普通百姓。正好这个时候,我军准备接收一批中央大学的学生进入军政大学学习,得到这个消息后的李万铭大为欣喜,当即伪造了证件,冒充中央大学学生。

由于当时欠缺甄别能力,李万铭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他顺利进入二野军政大学学习,并于当年10月毕业。

也是从这时起,李万铭正式开启了对党的行骗之路,二野军政大学还成了他的金字招牌,被其一次次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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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政大学毕业后,李万铭被分配到西南工作,可他嫌工作苦,不肯去,于是便仿制了印章,伪造了介绍信,成功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建设科当科员。

只不过干了没几天,李万铭就嫌弃这个职务太低,与他的“宏伟目标”相差甚远。所以,他又故技重施,刻假章,造假信,谎称自己是“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苏南公署予以优先安置。

结果在交验证件时,李万铭破绽百出,直接被公署人事部门识破。不久后,他就被定义为假党员、诈骗犯,直接被送到了人民法院,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不过只过了一年多,李万铭就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提前得到了假释。再次出狱以后,李万铭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于高官厚禄的执念越来越强烈,这也使得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让他下定决心要干一票大的。

这一次,他跑到了安徽滁县(今滁州)的一家刻字铺中,花重金刻下了“二野军大”组织部以及政委邓小平的印章,还伪造了各种介绍信、中共党员证明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以及伤残鉴定表等材料,之后一路跑到了西安,以“二野军大军政科副科长”的身份,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安排工作。

其实不用想也知道,李万铭的材料必然漏洞百出,只要随便一查就能让其败露。但气就气在,李万铭的介绍信用的是二野军大高层的名义,陕西政府这边很难接触;加之路途遥远,通信不便,其真实性很难得到佐证。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同志”是非常信任的,而且李万铭给自己塑造的还是一个战斗英雄的形象。因此,人们对于李万铭敬佩都来不及,更别说对他产生怀疑了。

所以,李万铭的这一招灵验了,他受到了陕西政府的重视,很快就被安排到了户籍所在地安康县,当上了安康专署民政科科员。

不久后,李万铭的“党员”身份得到了组织的承认,随之而来的还有“人民功臣”的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的证书,这些,都被他堂而皇之的当成荣誉展示给了大家,他的“英雄”之名更是得到了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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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待了半年后,李万铭被选拔为了培养对象,前往西北农学院考察学习。借着此次学习的机会,李万铭的野心再度膨胀起来,开始谋划下一步打算。

1951年底,李万铭向西北农学院领导转交了一封装有“二野军大”组织部“军事调令”的信件,这自然是出自他的手笔。在这份调令中,李万铭如此写到:“任命李万铭为第12军35师103团参谋长,令速赴中南局报到。”

对于这份突如其来且破绽百出的调令,院方领导竟没有丝毫怀疑,还当即批准了李万铭“归队”。之后,院方还主动给李万铭开具了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办理了调动手续,甚至还为其开了欢送会。

就这样,李万铭风风光光地离开了西北农学院,前往武汉“赴职”。

“赴任”途中,李万铭却突然不想去军队任职了,于是,利用自带档案的便利,他再一次做起了手脚。

李万铭销毁了档案中一些“无用”部分,伪造了更多“含金量”十足的履历和鉴定书,比如“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等等,这些头衔无一不为他加分加码。

到了武汉,李万铭果然凭借光辉履历备受重视,加之西北农学院开具的证明和其伪造的“二野军大”的介绍信,他被介绍到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没用多久还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

尝到了一次次甜头后,李万铭对于骗术的掌握已经炉火纯青,他清楚怎样的身份最容易受到信任和优待。所以,他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转而将自己伪装成“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等,并利用这些漂亮的头衔为自己牟福利。

1952年,时任农研所秘书主任的李万铭有幸被选入中国农业考察团,代表国家前往苏联参观学习。

在飞机上,李万铭还凭借着光鲜外表和出色谈吐俘获了漂亮女干部但琦的芳心,两人回国后便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

不得不说,凭借着区区行骗伎俩,李万铭不仅“事业有成”,就连爱情也获得了丰收,简直可谓“人生赢家”。

只不过,利益熏心的李万铭习惯了得陇望蜀,从苏联回来后,他依旧不满足眼前的既得利益。他想要冒更大的险,爬上更高的职位。

1952年12月,李万铭捏造自己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代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指示:“通知李万铭同志赴北京会见陈赓同志。”将几句话写在纸上后,他就将这个“指示”转述给了农林部领导,当即轻松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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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兜兜转转了一阵,李万铭又伪造了一封陈赓将军回复给中南农林部领导的信,信中称:“军委已决定调李万铭同志任十二军参谋长,因身体欠佳,暂回中南休养。”

其实,李万铭哪里敢去军中任职,他不过是想用军委的名义来糊弄地方,从而拔高自己的头衔,获得更好的待遇。毕竟军委的命令,地方政府很难查证。

回到武汉后,农林部领导对于李万铭所带回的“陈赓将军复信”果然深信不疑,他们连忙将其安排进了东湖疗养院,还公费让他到杭州游玩。

在杭期间,为了不让农林部对自己不去军中赴任一事起疑,他又整了一出,谎称自己正好在杭州碰到陈赓司令,陈司令决定让他改任即将组建的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并候令上任。

对于这些鬼话,农林部领导们全都深信不疑,而后他们对于李万铭更是尊敬有加,这都让李万铭十分满意。

到了1953年,全国大区撤销,人员开始重新分配工作。这时,凭借着捏造的辉煌履历和“荣誉”,加上金字招牌“二野军大”和他在各地任职得到的证明,以及还有出国访苏这样的难得经历,李万铭很容易就在干部群体中脱颖而出。通过关系,李万铭被调往北京的农林部任职,一举当上了中央林业行政处处长,高居正处级。

只不过,虽然官不小,但这却是个实实在在的苦差,每天的工作多得够呛,这显然与李万铭“馋懒占贪”的人生信条不符。于是,找了个“喉咙中毒”的理由,李万铭开始装病不上班,这竟然还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原来,李万铭打小就口吃,声音也略带沙哑。但到了他编造的履历中,这些都成为了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后遗症,他对外宣称,自己曾中过美军毒气,而口吃和沙哑就是喉咙中毒留下的“病根”。听过如此解释,领导同志们感动敬佩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怀疑?

有意思的是,虽然李万铭口吃,但骗起人来却毫不影响他的发挥,他甚至能够在慷慨激昂时表达流畅,而且极富感染力。也正是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凭着谈吐得到女同志的青睐,这倒是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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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长期不上班,李万铭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于是,他企图谋求更高的职位,决定故技重施。

1954年秋,李万铭伪造了防空司令部总司令周士第的亲笔信,又转抄了志愿军12军军长给周司令的军急电报,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果然,这套把戏再次骗过了相关领导,他们不仅予以了批准,还热心帮其购置了机票。

飞抵兰州后,李万铭当即伪造了一封由周士第司令拟给中央林业部的信,信中写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

带着这封伪造信,李万铭在兰州闲逛了一阵子,便迫不及待地回北京“复命”了。

途径西安时,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听到了李万铭的消息,于是,他特意邀请李万铭到省委做客,想要好好接待一下这位“国家功臣”。

接到邀请后,李万铭自然是欣然应约,毕竟一次次任职让他早已有了官相,此时的他俨然以“高级干部”自居。

然而,李万铭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位省委书记,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干部,因为他不仅曾做过二野政治部主任,而且当时还兼任了兰州军区政委,这与李万铭编造的履历谎言,正好撞在了一起。

在两人的谈话中,张德生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对于李万铭所描述的一些事情,自己闻所未闻,特别是对李赴12军任职一事,他没有得到过任何通知。

于是,本着警觉心理,张德生令省公安厅对李万铭展开了调查。而这一查,李万铭的弥天大谎便被一一戳破,他的骗子面目,顿时被揭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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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立即依法对李万铭进行了逮捕,这起案件一经上报便震惊了中央,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亲自过问。

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罗瑞卿就李万铭一案作了报告,他详细介绍了其行骗过程,并向各界与会代表提议,希望文艺界能将李万铭一案创作成文学作品,也写部中国的《钦差大臣》。

对于这个提议,“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很感兴趣,之后他多次亲自前去采访了李万铭,并根据其案件创作了《西望长安》这部话剧,成功塑造了“粟晚成”这个人物形象。

话剧一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全国轰动,一时间众人都知道了李万铭的劣迹,可谓是家喻户晓。

1956年8月,李万铭一案在北京公开审理,最终他以“政治诈骗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全部赃款。

随着劣迹败露,此前受李万铭所骗的女同志但琦当即与其离了婚,这时,他所骗来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而且还身陷囹圄,可谓是罪有应得。

在后来的改造中,李万铭表现得非常好,他不仅痛改前非,而且积极向好向优靠拢,最终彻底新生蜕变。

到了特殊历史时期,由于罪名重大,他还遭到了不少批斗,并被加刑十年,这使得其坐了整整23年的牢房,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后被提前释放。

不过在之后的人生中,李万铭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不仅喜结良缘有了新家,还转为了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生活十分美满,直到1991年去世。

其实如今我们纵观李万铭的行骗过程,其手段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漏洞百出。

但在那个时代,李万铭却敏锐抓住了人民崇尚英雄的心理,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响当当的英雄,其手段又不可谓不高明。

只不过,李万铭的高明并没有用对地方,其结果也只能是咎由自取,受人唾弃。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尽管正道沧桑,但它并不致命。至于旁门左道上的鲜花野果,有毒也好,无毒也罢,还是不要尝试为好。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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