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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学家黄昆演讲：黄昆：杨振宁是真正的天才，中国科学发展缺少“万人敌”

黄昆先生（1919-2005）是对固体物理学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是我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从“黄散射”到“黄方程”，从“黄-里斯因子”到“黄-朱模型”，黄先生在固体理论方面的建树享誉国际。（关于黄昆的学术成就可参看《从黄昆方程到极化激元》）

2019年9月2日是黄昆先生诞辰100周年。在黄先生90诞辰之时，朱邦芬院士曾就“1947年4月黄昆给杨振宁的一封信”发表感想，撰文纪念黄先生。「返朴」经朱邦芬教授授权重发此文，另附黄昆先生信件原文，以表达对黄先生的思念。希望先生渊博的知识、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永远垂范世人、启迪后学。

1942-1944年间，黄昆、杨振宁和张守廉三人是西南联大研究院的同班同学，分别师从吴大猷、王竹溪和周培源先生。他们三人都极有物理天赋；每天一起上课，下课后一起泡茶馆讨论各种问题，晚上又住在同一间宿舍，整天形影不离；三人还分享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被称为“三剑客”（见图1，久别重逢的三剑客）。

图1. 1992年6月1日，北京大学在勺园餐厅举行周培源先生九十大寿庆祝晚宴。晚宴前，当年西南联大时期的三剑客：杨振宁（右）、张守廉（中）和黄昆（左）三位老友重逢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沈克琦 摄并提供

得到物理学硕士学位后，杨振宁考取庚款留美公费生，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黄昆被庚款留英公费录取，去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莫特（N. F. Mott，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张守廉则去了普渡大学电子工程系。出国以后，黄昆与杨振宁不常通信，一写则洋洋数千言。刚去美国时，杨振宁在Allison实验室工作，实验不顺利，同事间流传“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玩笑话。1947年初，杨振宁给黄昆写了一封长信，信上用了disillusionment（幻灭）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4月1日黄昆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杨振宁的来往信件档案中。

大约六七年前，杨先生把黄昆写的那封信给我看，要我问黄先生有没有留存他写的原信，因为杨自己没留副本。很可惜，文革中黄昆把所有与海外联系的信件、照片都处理了。所幸的是黄昆给杨振宁的那封信还保存完好。半个多世纪后我读黄昆写给杨振宁的那封信，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熟悉年逾花甲的黄昆，但不了解写这封信时年龄刚过27岁的黄昆（图2，笔者与黄昆）。读了这封信，我仿佛穿过“时空隧道”，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岁月，体会那代海外学子的心态，聆听青年黄昆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图2. 黄昆与本文作者朱邦芬在办公室讨论研究工作

2004年，为庆祝黄昆先生85岁寿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北大物理学院和清华物理系一起编了一本《黄昆文集》[1]，我请杨振宁先生写序言，杨先生欣然以“1947年4月黄昆给我的一封信”为题，为文集写序，他“相信物理系的研究生会从这封信中得到一些鼓励与启发”。我把黄昆的这封信，去掉前面几行文字后，附在《黄昆文集》杨振宁先生的序言后面。

由于《黄昆文集》发行面较窄，许多有兴趣的读者未必能读到这封信。2009年9月2日是黄昆先生90诞辰。《物理》杂志全文刊登这封信（个别字作了订正）以纪念黄昆诞辰（见文后所附黄昆信全文及图3所示原信最后一段的照片），我认为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科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是我读这封信的一些感想，以此纪念敬爱的黄昆先生90诞辰。

“中国有我们和沒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

黄昆在信中很大篇幅探讨了他们那批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当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国，还是暂不回国？一方面，“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沒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

我特别欣赏黄昆后面的这句话，它可以与彭桓武先生的“回国不需要理由”相媲美，是中国知识分子“担负起天下的兴旺”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这种精神，才不等同于“高级技师”，才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多少有一般维持思想的力量”。

回国做什么？黄昆在信中认为杨振宁“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 Prize还高。”其实这也是黄昆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他没有用这样的措辞。记得本世纪初黄昆曾说过：“近些年来，新闻界的人士多次问我：‘你没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回国后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一个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这也并非我事业上的牺牲，因为搞教学工作并没影响我发挥聪明才智，而是从另一方面增长了才干，实现了自身价值。”[2]

历史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具体环境里，黄昆为我国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培养了整整几代人，这种历史功勋确实比他个人学术上的贡献对于中国更重要。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这封信中所说的“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也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在这一点上，黄昆终其一生没有改变。

当年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回国也都抱着献身事业的雄心，例如叶企孙“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学术独立”，华罗庚、钱三强等前辈回国也旨在为中国数学、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虽然他们自己个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少了一些，也犹未悔。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心只谋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毫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在愧对知识分子称号，实在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

“万人敌”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青年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羽的“万人敌”是指战略，他学得并不好，最后只好“霸王别姬”。黄昆在信中把他的博士导师莫特比作“万人敌”，感慨道：

“我每看见Mott一个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谓‘万人敌‘的人，他由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是充分利用。作自己研究，帮助许多人作研究，organize各种不同和Lab内Lab外的专门讨论，参加国家各种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种各式工业inspection以捐钱，处理系内各事，还时时出国去讲演...... 也就是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

黄昆在信中把莫特描写成是一位精力充沛、勤勉的学术领导人，但是黄昆用“万人敌”还隐含另一层意思，即莫特是有战略眼光的学术带头人。莫特曾指出，科学共同体“需要这样的科学家，头脑清醒，能向他的同事们指出，科学正向何处去和需要为之做些什么工作”。确实如此，第一流研究机构都有这样的“万人敌”，少数几个“万人敌”撑起一个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我曾听黄先生讲起，和黄昆在英国一起学习工作的同事后来有几位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不一定都有特别的天才。正是莫特高瞻远瞩，把他们带到蓬勃发展的方向，带出了一批人。1954年莫特离开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17年，任内出了4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这封信用“万人敌”评价莫特，表明了黄昆的敏锐性。

黄昆没有把“万人敌”等同于“天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昆认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天才”，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没有甚么远大目标，只不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做得还可以”。在黄昆心目中，莫特、玻恩这样的大师都不是“天才”；在所接触过的人中间，他认为真正属于“天才”的，也只有杨振宁。在信中，他用莫特来激励杨振宁去掉幻灭感，然而黄昆对杨振宁的期待似乎还要更多一些，不限于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万人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万人敌”莫特自然对黄昆研究方向的选定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0年代初，黄昆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半导体科学技术，80年代初，他大力倡导开展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物理的研究，这些都表明出他的战略眼光。近10年来，我国科研整体水平进步十分显著，中国存在着大量聪明优秀的年轻人，目前制约我国科学研究发展更上一层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莫特这样的“万人敌”。

做研究和“做Routine”

黄昆在信中写了他突然悟到的一点体会：

“最和你感想相同的是，我也发现做研究多多一半的时间是做routine。我在有一天似乎突然觉悟，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原来如此之平行。以前总以为做实验的，自然许多时间都是在安这样、装那样，但是理论物理则全倚绝顶聪明。那天才突然体会做理论工作一样的得把大半时间用在work out detail上。许多思想还是靠在一面work out detail时慢慢ripen起来。”

黄昆研究物理，事必躬亲。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深入思考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如果不亲自动手算点东西，脑筋就开动不起来，很难做出什么有创新性的成果。他无法想象自己看看文献，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就能看清学科的发展趋势。黄昆年过古稀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在办公室除了讨论问题，往往一坐半天，不停地写、算、思索。他还经常在家中伏案工作，甚至节假日也不休息。春节我上黄昆家拜年，好几次他十分高兴地把他这几天在家中作的一些计算拿出来讨论。

科学史表明，大多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和整天在研究第一线苦思冥想的研究人员依靠科学直觉和洞察力而“偶然”发现的，是苦干加上一点机遇干出来的，很少是靠事先规划而实现的。中国研究做得最好的一批年青院士、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目前整天还泡在实验室里装这装那，或坐在计算机前编程序的已经不多了。不但做routine的活儿全都学生在干，而且有的人已经很少读文献，很少参加本学科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有的人甚至主要精力放在争研究经费争奖项，整天不是评别人就是被别人评。有的研究做得极好的年青院士被“重用”当大学校长，十分可惜！这种人才制度和风气不改变，中国虽能跟着国际研究热点去做研究，能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然而却无法做出第一等的重大成果。

这封信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地方，如青年人的企求和面临不顺利环境所产生的幻灭感，黄昆对萧伯纳的欣赏以及把萧伯纳戏剧的简练清楚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a way of life 和 the way of life的论述，等等。写这封信的黄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与花甲之后的黄昆自然大不一样。但是，信中反映出黄昆的很多基本特点，如理想主义与平常心的统一，做人低调，幽默感等，却历经50年不变。黄昆信中提到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一流研究机构对于有战略眼光的学术领导人——“万人敌”的迫切需求，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大部分工作都得在第一线做routine，这三点正是当前中国科学向前发展亟待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

纪念黄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学习黄昆，我辈任重道远，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参考文献

[1] 秦国刚，甘子钊，夏建白，朱邦芬，李树深（编）.黄昆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黄昆. 我的治学之路. 夏建白，何春藩编. 黄昆集，1999

作者：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主任，中科院院士

黄昆1947年4月1日给杨振宁的信

振宁：

不用我说，你也会猜到，隔了一年之久，接你长信有多高兴！

正和我一向猜想相合，你早晚加入第一二流物理家的队伍。自来英后，我这信心自然只有增加。你我可以说在研究上是在上下两层发展，可是我对你所形容的感觉和disillusionment却完全不觉得隔膜。你的烦恼不正是我的烦恼，因为我们「处境」不同。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在你地位，感想大概差不多，几乎无疑的，disillusion要更深一点。凡是我能达到的，没有不是立刻失去其意味，变得平淡之极。一来这是人之本性，二来在我们中国落后情形中，有梦想的人自然把精力都放在「向上」，而忘记了人生的路本应该是平的。在翻着眼睛向上看造成我们人格的阶段中，我们也未能培养成欣赏这世界所能给予的calmer的享受。这更使得没有excitement的生命索然无味。物理对我大概将永远是敲得半开半闭的门。不得登堂入室，总剩个挣扎之地。不能说它平淡无奇，也就不觉得其意味之“flat”。

最和你感想相同的是，我也发现做研究多多一半的时间是做Routine。我在有一天似乎忽然觉悟，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原来如此之平行。以前总以为作实验的，自然许多时间都是安这样，装那样。但是理论物理则全倚绝顶聪明。那天才忽然体会作理论工作一样的得把大半时间用在work out detail上。许多思想还是靠在一面work out detail时慢慢ripen起来。因为我的要求比较humble，这觉悟并未使我失望，反而让我感觉，虽然聪明人作研究的多，还因这缘故给比较平常的人留下一点作研究的余地。

我的习惯是最不善于「下笔」。在没有相当系统的想法前，总不知如何动手才好。也许就是organize这些问题时，得到challenge，等到需要作detail时，也因为回复了这challenge，还有兴致。也许如我再高明些，就会以为问题分两套，一套是用已有方法，只要头脑清楚，方法运用纯熟就可以自然解决的，和另外一套不可解的问题。前者是routine，是drudgery，后者是frustration。你的感想也许和这相近。自然像我这样，已经养成习惯，觉得一切问题都只在illustrate物理原则，一切都更容易变得trivial了。

和你相比，我也许应该惭愧。自从来此以后，对所谓“high-brow”的general theories几乎就没有沾手。不过，我并不算后悔。因为以我的能力，我循的路线大概更有实益。我把整个时间都用在作目前的研究，和别人讨论他们的问题，和看些零星和solid有关的theories和data。物理好像由天上掉下了地，用高度和堂皇换得一点实在的感觉。

和别人讨论有两宗好处，一來我的自信心多少增加些。这里虽然是现在英国最兴盛的theoretical school，我相信我还得算是年青人中优秀之一。只要一般所作的研究是值得去做的话，也还该有我作研究的地位。二来和他们很仔细地讨论他们的问题，也真等于增加了自己的研究经验。似乎使我觉得回国后也不该走上绝路。这种趋向都是来得很自然：Solid的问题就是很琐碎，英国人的方法、性格都又着重commonsense，而逃避玄深。Mott自己Mathematical ability虽极高，但最喜欢简单化的model和方法。提起Group theory，虽有一Junior staff member开过一课，但是奇泄气无比，他自己都弄不大清楚。我听课还是在昆明那份气慨。上课时一来就失了头绪，下来又不理。所以还是一点没懂。

前些时买了本Einstein, Minkowsky, Lorentz Collected paper on relativity。因为我早已决定，相对论不干我事，只偶然无聊时翻了Einstein的几篇看，真是简单清楚。General theory只看了初期，用special theory treat accelerated system，而predict red shift和light ray bending的那篇，也无玄虚之感。奇怪的是，以前好像在国内也试着看过，并没有觉得这么直接了当似的。

前些天在tea时好多人提出一个关于Fitz-contraction的paradox，虽然也吵了半天，结果由我解决。所以似乎在说理这些时，思想也自动多少成熟一点。一般讲來，我也不无自危的感觉，因为我似乎只是借最近得获的一点思想的integrity从以前基本知识中提用学问。基本知识增加很有限。这种基本上的停滞，和conscious的「向上」心冲突而使我觉得恐慌。

虽说我普遍的长进很有限，但是论作的研究由我内心审断更是不足道。我一共写了(2+1/3)篇文章。其中两篇至少在主题上，在上次给你信时就已经大半固定。可是不记得有没有说过。在合金中两种原子大小不同时，lattice一定被曲扭。其中一篇就是用elastic analogy相当arbitrary的假设一个simple distortion，以后superpose去predict对X ray reflection的影响。

另一篇是用一个很simplified的model算合金的Heat of formation。虽然去年初就着手，一直未得合理结果。最近才发现electron cloud的polarisation一定得计算进去。我用的Thomas-Fermi method得的结果尚可。可是究竟多可靠就可怀疑。

1/3是无意之作，几乎纯是计算。Fröhlich和另一学生用Møller Rosenfeld theory的force算light nuclei的binding。他在lecture中讲起，因为否则很困难，所以在H-3中他们假设，wave function is a product of functions of diff kinds of coordinates。我就正正经经把这symmetry加入算了一番，很trivial。结果在他们文中加上了一p。（也许你不明白，那(2+1/3)夹七夹八凑在一起也许就可充论文，虽然还未太定。Mott很随便，说论文根本就是Damned Nuisance！）

这文章整个都很乏味，和我的Li calculation不相上下。一般说来，我作的自然比在国内弄的高明些，可是我 [][] 还是不免觉得是废纸和废印刷而已。我倒不太为此心烦。一来我以为和他们比，我们太critical。我们既是后追者，更不应如此。二来我总想，我的研究大概会要在质上进步，不必为己过担心。假如我来得及，四月底前可以准备好，也许可以算在暑假前就交论文，否则就得等寒假了。因为刚来S [][][] 给我的「下马威」是三年最少，所以我现在倒也不亟亟多早得degree了。

我倒是真曾有过暑假后来美的心。起首是因为这里论文之事还很渺茫，不愿乱作准备。最近又因为向会中请路费，请美金和去办visas交通......都使我头痛。而且我又未积钱，行动之下，恐怕都难宽裕。很typical我遇事偷懒的心，我就又决定放弃此行的打算，决定改去爱丁堡Max Born那里去作一两季的客。这次你的来信又有点使我意志动摇。尤其因为我如来美，最自然是来芝加哥的金属研究所作客。Zener是Mott很熟识的，而我想也最好就stick to solid。那么我们大家相会一番，岂非大痛快之事！听你们三人游美之计，自然更是十分羡慕。可是如果我现在作打算，最早大概也要冬天才能来。我还得好好想想！

在这里和我最投机的中国同学是庚款教育的曹日昌。去年两次暑假出游都是和他。今年他曾要我六月和他去瑞士。因为我恐怕六月可能得考试，不能决定。因为这是加入一便宜的旅行团，不早定就没希望，所以我等于已经放弃。另外同室的一个女研究生（相当intellectual，毫无feminine attraction）暑假和她哥哥和一个朋友去巴黎，因为她和我同时来Bristol，十分熟，又知道我去瑞士不成的事，所以约我是否愿加入，我也是还没有全决定。好处是他们还可以说法文，坏处是和他们大概还是不能和中国好友同去一样自在尽兴。使我犹疑的是，如果我不去，也许就再没有适当去的机会，所以暂为悬案。

你说可能受了个人主义影响的话，使我想起B.C.地质的王洪桢來Bristol时和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中国的top intellectuals越来越和中国的根脱了连系，慢慢变成了一种国际人，正和印度和犹太的intellectual走上了同一路径。这说法不能否认的正确，很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又說，他所最不能原谅的是，intellectual在国外打起长久算盘的。他人很有正义感，见识也地道，所以他这样说是衷心之语。但是事实却也不容否认，在英能久留的可能和在美国比自然小得多。因此，他可以在场外说话，格外容易。但是我听之下很有警惕之心。以我所知的，在美国停下来的真不少。这事也真自然，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吃苦不讨好，似乎又何必！不过我们如果相信我们intellectuals不只是一种高級technician，同时还应该多少有一般维持思想的力量，我们不得不目之为危机。

我和你这样argue，原因是想你的基本思想和在这上面所遇的矛盾必然和我相同。把这题目清楚的说出來，也许可以助我坚定意志。比方说我看在这里来了两个巴西人，他们也作研究生，可是声明以后如可能，就settle在此，我自然不免生羨慕之心。同时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中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似乎奇怪为甚么我不想在这orderly，secure的地方住下来而要跳入火坑。虽然我难以想象我们一handful的儒生怎样能影响多少国运，事实上还不免觉得我们在外面似乎很独立的人回去几乎是像几颗米放入了石臼，一定被砸碎无余。可是我仍旧觉得巴西人要呆下来，没有和良心打交代的必要，因为巴西仍是巴西，有他俩和没有不生差别。我们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

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我来英国后的一个发现就是Bernard Shaw。他许多play的preface真是精彩之极，其简练清楚和看Einstein文章一样的感觉。我的思想也多少受一点影响。第一是他积极的精神令人难忘。第二是他似乎给人生命加上了一重超出个人pettiness的Grandeur，我不能仔细说明。我只能猜想，他不过是给以往的哲学加了一个个人的synthesis。换句话说，我们所缺少的正是哲学（人生哲学）。可是我想如果我们真去翻哲学，一定看有东有西，结果不知所是非，不能得益。但是经过Shaw的天才肯定的说出來，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无须去论他意见的正误，只要我们能接受一点就多一点实益。因为我们要哲学，不是为academic interest，是为practical value。我们要a way of life，不管它是不是the way of life。而且我觉得intuitively我们就知道不会有the way of life，并且凡是实际的way（忽然想莫非正（是）中国所谓的“道”，human struggle ever the same！）都是arbitrary的，能consistently行得通的就是高明的。

我要说的一点是，Shaw对人的一个一贯的意见就是，人类永远循着命定的方向走。A real woman很恰切的遵着延续人种的路走。年青时effort at attraction，着意嫁某人后的subtle tactics，以及婚后的对待子女。而A real man最大的目标永远是工作，fulfillment of self-achievement。越是有能力，这倾向愈强。在中国环境中养成seeking hig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人格，我觉得正是这一个衷心的倾向。也正是因为中国是在「直追」的潮流中，一面固然造成格外强你所谓不能兑现的期望，但同时也的确给这种期望留下较大的scope。

我每看见Mott一个人所有的influence，就有感想。真是所谓“万人敌”的人，他由早到晚没有一刻不是充分利用。作自己研究，帮助许多人作研究，organize各种不同和Lab内Lab外的专门讨论，参加国家各种technical committee，款待各种各式工业inspection以捐钱；处理系内各事，还时时出国去演讲..... 也就是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

假如你对科学研究本身还有faith的话，能比build up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再富于adventure和excitement的还有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多少存有这样的雄图，那么什么事又该能使你disillusion呢？我觉得只要人能把雄心放在超出自己以外的Abstraction上，人格的力量立刻就增加，沒有disillusion只有fresh challenge。把interest重心一旦倾于个人身上，几乎早晚会觉得这目的太trivial，一切的effort都太不值得。宗教者，革命者生命的丰富不是也在跳出了个人的圈子。你说吴太太挣扎之heroic和romantic，但是生命仍不得丰富，岂不是因为这挣扎都只寄在区区的一人，所以连她自己回想，恐怕也只能有一掬pathetic的眼泪，而不能有satisfaction。

这种看法我相信你一定以为正确，你的地位岂不是恰好可以接受这个positive solution。Consistently的发展这想法，比方说，successfully组织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Nobel Prize还高。同时在这步骤中，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也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因为你说到disillusion，所以我说我对你的看法和希望不justify它。想你一定和我会同意吧！

没想到把信拉得这么长，好多都是泛论，盼望未使你太腻了。也许用不着声明，凡是我preach的意见都imply我自己未能达到或是保持住的，也就是因为自己fail于此，才反复想念，谈论之间就不由脱口而出。我们觉得weak，就觉得需要declare来坚强自己。积极和不self interest是我唯一的salvation。我达不到，所以就要喊给人听。

快乐！

昆

四月一日

图3 黄昆的信的最后一段

本文原载《物理》杂志38卷 （2009年）8期，第575-580页。

2、物理学家黄昆演讲，科研经费一分不落虚空地

物理学家黄昆演讲?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家小事，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物理学家黄昆演讲?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物理学家黄昆演讲

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家小事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黄昆，特别珍惜国家的科研经费。

“基础研究，也应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黄昆的一个朴素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地在科学上作出贡献。”

“黄先生这辈子只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昆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回忆。

1986年，黄昆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位置退下来之后，带领理论组11位研究人员，申请了一个面上项目，为期3年，共2万元。

“项目完成得极好，出了多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在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朱邦芬说。

经费少，黄昆总是千方百计让“好钢用在刀刃上”。经费多，他更是遵循“一钱不落虚空地”的原则，每当拿到国家科委下拨的大笔经费时，他都如履薄冰，为此写下了4个字:睡不踏实。

“担任所长期间，由于国家重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下拨到研究所的经费较多，尽管这些经费不是他自己用，而是研制器件和材料的研究室用，但黄先生唯恐经费用得不合适，没做出预定的成果，浪费了人民的血汗钱。”朱邦芬说。

当年，黄昆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再做出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有些人只依靠昂贵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并不以为然。

“黄先生对自己的钱却不在乎。”朱邦芬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占国家一丝一毫便宜。他把补发的两万元工资全都交了党费;从不领取出国的置装费和补助费，大量国内外工作信函的邮资全都自己支付;因私事不得不打电话和用车时，必定交费。”

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按规定可以定级为“一级教授”，但黄昆主动要求定为“二级教授”，觉得自己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老师拿同样的工资，于心不安。

1984年，黄昆作为“斯诺教授”访美，他省吃俭用，用外方资助生活费节余的钱购买了一台全自动幻灯机及调压器，用于半导体所对外学术交流之用。1986年2月，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协会固体物理研究所邀请他参加庆祝弗洛利希80寿辰学术会议，结果，黄昆把外方提供的生活费近80%节余下来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供半导体所外事同志工作用。

人物简介 黄昆(1919—2005)，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声子物理学科的开拓者，首次提出了多声子光跃迁和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1945年黄昆作为“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成为布列斯托大学研究生，并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历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的访问学者和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博士后研究员。1951年年底，黄昆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等单位工作，先后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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