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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传——从饿肚子的孩子到中国籍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公元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的创立者诺贝尔先生逝世116周年。这一天，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正在举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而这一天，第一次迎来了一个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全体目光都聚焦到了他的身上，他就是莫言。

莫言的老乡“宰相刘罗锅”

莫言的家乡在山东高密，据说是以大禹的字命名。 高密地处山东东部胶莱平原，地势平坦，境内河流众多，夏季经常洪水泛滥。 高密也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东汉大儒郑玄、清朝重臣刘墉等都出生于这里。

《高密管氏家谱》

莫言本姓管，叫管谟业，莫言是他的笔名。据《高密管氏家谱》记载，莫言的远祖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管仲，有世系可考的最初祖先是唐朝末年人管福。管福因躲避战乱，从南京迁居到了今浙江龙泉。北宋末年时，管福的六世孙管师仁官至副相，多善政。元朝时，管师仁的十二世孙管士谦娶妻孙氏，来到了高密定居，是为高密管氏始祖。而莫言，就是管士谦的二十四世孙。

莫言家乡，大栏平安村卫星地图，其中红点处为莫言出生地

莫言的曾祖父叫管锦城，清朝末年时从高密管家苓芝迁居到了河涯庄（今高密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并营建了莫言出生时的老房子。他的后代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71年莫言的祖母去世才分家。莫言的爷爷管遵义，兄弟三人，排行老二，会木匠手艺；奶奶戴氏，是勤俭持家的好妇女。莫言的父亲叫管贻范，兄弟姐妹四人，排行老大，解放前读过私塾，解放后在村里担任会计；母亲高淑娟，是小高庄（今北高村）人，从小就体弱多病，但是任劳任怨，是个伟大的母亲。莫言出生前，他的父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哥管谟贤、姐姐管谟芬、二哥管谟欣，莫言是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

莫言旧居，莫言就出生在这里

公元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廿五，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外面寒风凛冽，天还未亮，只见一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的约摸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正在拿着 笤帚往铁锹里扫路旁的浮土。扫完后，他又放下笤帚将浮土里的石子和鞭炮碎屑挑了出去。挑完后，他急冲冲地跑回了家。这个男人叫管贻范，炕上躺着他的妻子高淑娟。他连忙把浮土倒在了炕上。他这是在做什么呢？原来他的妻子要生孩子了。按照当地习俗，孩子得生在泥土上。

高淑娟闭着眼咬着牙，接生婆和她的婆婆戴氏在接生。管贻范在屋外等着，不一会儿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管贻范马上进了里屋，接生婆说：“是个带把的，拉小车的。”管贻范说：“拉小车的好。”脸上充满了笑意。而这时他的上五年级的大儿子管谟贤回来了，管贻范说：“你娘又生个拉小车的。”管谟贤喜笑颜开，说：“多了弟弟，真好。但是我不希望他拉小车，我也不想拉小车。”原来当地人称种一辈子地的男人为拉小车的。后来，管贻范给这个男婴取名谟业，也就是后来的莫言。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不但不是拉小车的，而且日后成为中国籍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莫言的父母

莫言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忧愁。欢乐是因为他是男孩，忧愁是又多一张嘴，饭更不够吃了。莫言从一出生就进入了挨饿的状态，尤其是4岁到8岁这一段时间，可以说能吃的都吃了。当然，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跟他一样。

1960年，莫言的挨饿到了极端恐怖的程度，村里陆续饿死了许多人。就在这一年，莫言上了幼儿园，幼儿园的女老师对孩子非常不友好，经常是非打即骂。因此，他被送进了小学，算是提前上了小学。

进入学校，还是挨饿。这一年冬天，学校拉了一车煤，有一个学生饿得实在受不了，于是就吃起煤来，莫言等学生一看煤还能吃。于是就问那个同学怎么样，那同学回答：“很香，越嚼越香。”于是同学们就都大口嚼了起来。等到上课时，都拿了点在手里。老师一看他们的嘴怎么都黑了呢？同学们回答：“吃煤呢。”老师一脸狐疑，“煤怎么能吃？”同学们都说：“能吃”。一个同学给了老师一块，这老师也是饿急眼了，拿起来就吃。由于大家都饿得实在受不了，这堂课也就成了吃煤的课。

莫言在学校不受欢迎，高个子同学经常欺负他，同学们做游戏都不愿和他一组，于是他常常只能眯着眼睛站在一边看人家玩。那时莫言的自理能力很差，穿的还是开裆裤，一些男生使坏，总往他裤裆里塞东西。后来，老师进行家访，让莫言母亲将莫言的裤裆缝上，母亲便不再给莫言穿开裆裤。然而，莫言还是常常闹笑话，因为他不太会系裤腰带，有时会系成死结导致半天解不开，屎尿憋不住，会拉到裤子里。有时又系得太松，运动时会掉裤子，朗诵课文时也会掉裤子。

莫言小学时写的作文

莫言作文写得非常好，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由于莫言经常受到表扬，开始神气起来，说话经常口无遮拦。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不让男孩子光膀子穿开裆裤上学了。莫言对此不满，私底下跟同学说：“这是奴隶主的作法，老师就是奴隶主，学生就是奴隶，学校就是监狱，奴隶就得听奴隶主的。”莫言没想到，一个学生竟然把他的话告诉老师了。老师一听这还了得，于是组织学生对莫言进行批判，学生也不知道怎么批判，一个个对莫言破口大骂。最后轮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憋半天说不出话来，突然一个大耳瓜子扇了过去，莫言哇哇地哭了起来。这老师又把这事告诉了学校领导，领导认为很严重，莫言小小年纪就这么反动。当时学校打算报警，因为年龄太小，于是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当时的警告处分是一种很严重的行为，虽然没动皮毛，但是对身心是莫大的打击。从此，莫言被认为是坏孩子，只要有坏事，就认为是他干的。

莫言留下的最早的照片，八岁时在县城和表姐照的

莫言为了改变大家对他的印象，经常早起第一个去学校烧炉子，给学校扫院子，帮村里的贫下中农提水，给一个养兔子的老师喂兔子。一天，他正在给老师的兔子喂食，看到桌子上的一本书，他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就入迷了。老师回来一看莫言在这，就告诉他：“你的警告被解除了。”莫言半天才缓过神来。老师看他在看书，就说：“你要喜欢就来看”。从这以后，老师的书都被他看遍了。他又到村里有书的人家借书，有些人不愿意借给他，他就帮人家干活。村里的书看完了又到邻村借，但是那时候有书的人家很少，他很快就看遍了十里八村的书。他曾经想买过书，由于家里穷，就又放弃了这种想法。

1966年，莫言11岁，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莫言的家庭是富裕中农，成份不好，被迫辍学。辍学回家后，就到公社干活，由于年龄小，干不了重体力活，被安排去放牛羊。放牛羊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孤独，每当路过学校的时候，都非常羡慕。

莫言无时无刻不想摆脱孤独，12岁那年，他到当地桥梁工地做小工。一天中午因饿得受不了，到地里偷吃萝卜被发现而遭到批斗。又有一年夏天，他因偷吃西瓜，被农民自治的土炮差点崩死。因为莫言经常偷吃东西，又回去放牛羊了。

莫言也曾经回到生产队割麦子，但是每一次都是割的又慢又烂，麦茬留的很长，麦穗到处都是，割完大家还得再捡一遍。有的人嘲笑他，有的人则指责他，有一个人就说他：“你小子这不是在搞生产，而是在搞破坏。”莫言心里很难受，无奈，又去放牛羊了。

莫言和他的母亲

莫言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到集体的土地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别的捡麦穗的人都跑了，但是由于他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而被抓住，被看守的人扇了一耳光，他母亲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他们的麦穗扬长而去。他母亲嘴角流着血，那种绝望的眼神令他终身难忘。

从小到大的一系列事件让他对家乡产生无尽的恨意，他认为自己活得连猪都不如，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时刻想要逃离家乡。

莫言从小就想上大学，但因家庭成份而中断。1975年，他曾给时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不久，周部长回了信，信中说：“小伙子，你的信我看了，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目前还是希望你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莫言是又失望又激动，失望的是上大学的事又落空了，激动的是部长能给他这个放牛娃回信。

莫言的动作大了点，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想上学，还给部长写信，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村里人一聊到这个话题就都合不拢嘴，有些人看他的眼神都像看神经病一样。有一次大队开会，有一个人指着鼻子对他说：“你要是能上大学，猪都能上。”随即一阵哄堂大笑。

莫言一看这条路是没辙了，他又想起第二条路，去当兵，因为当兵能提干。从17岁起他每年都报名参军，但因为成份不好，而被贫下中农顶替下来。

有一次，莫言听“右派”邻居讲故事，说是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搞费一万多。当时一万多，光烧鸡就能买一万多只。他又说他认识一个作家，顿顿吃饺子，都是肉馅。莫言听着乐的合不拢嘴。心想，一万只烧鸡，一天吃一只，都够他吃半辈子了。从这以后，他的心里就种下了想当作家的种子。

1973年，昌邑县挖胶莱运河，莫言也去了。莫言看大家挖运河的干劲，脑袋里思叙万千。干完活回家，皮都累掉一层。但是他还是向母亲要五毛钱，去公销社买了笔记本和墨水，趴在炕上就写起了小说。就这样，他白天去挖运河，晚上写小说，他给小说起名《胶莱河畔》。但是，莫言写完第一章，就中途而废了，因为他太累了。

挖运河太累了，莫言不干了。1973年8月，他找到了在高密棉厂工作的五叔，五叔又找熟人，又是好烟好酒的，帮莫言上下打点，终于让莫言当上了季节工。季节工是棉花成熟时人手不够，只有一段时间，而且工资低，但是莫言也愿意来。

莫言和棉厂职工的合影

莫言写一手好字无意中被厂里领导发现，于是就让他办黑板报。后来又推荐他当厂里夜校的语文老师，小学没毕业的莫言，一边教，一边自学。讲课生动有趣，赢得了厂里人的喜爱。

在厂里，一个女人映入了莫言的眼帘，她叫杜勤兰，是附近陈家屋子村人，虽然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但是莫言暗暗的喜欢她，虽然喜欢，但是总是羞于开口。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

1976年，莫言已是21岁了，他非常着急，因为在不入武就没机会了。厂里的党支部书记知道莫言想当兵，于是就帮助莫言，跟他的公社武装部长朋友美言几句。突然有一天，莫言正在工作，入武通知书来了，他能当兵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莫言一看要离开厂子了，于是就向杜勤兰表了白，没想到，人家也对莫言有好感，不加思考的就同意了，于是就在家里举办了订婚宴，因为没到法定婚龄，所以只能以后再结婚。

运兵车来到莫言的家里，村里有人入伍是件大喜事，以往有人入伍村里都会敲锣打鼓献上大红花，搞得热热闹闹的。但这天莫言离开，村子里一片寂静，没有锣，没有鼓，没有红花，没有鞭炮……莫言的家庭从此变成了军属家庭，成分虽然还是富裕中农，但社会地位却提高了一大截，这是村里的贫下中农们无法忍受的。

在离开县城前新兵在又黑又脏的澡池里集体洗澡，这似乎是人生蜕变的仪式。莫言，终于逃离了让这块带给他痛苦和压抑的土地。这一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莫言他们被拉到三百多里外的黄县，每天除了站岗外就是种地，而且比农村还要辛苦，令莫言大失所望。于是莫言联合其他新兵给领导写信，说这里军容不整、风气不正，没有前途。没想到还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还派来了调查组。最主要的是，领导认为莫言的字写的好，有文化。调查组有个江干事，莫言跟他的关系处的非常好，他希望江干事能够帮助他离开这个没前途的单位。

1978年春天，江干事联系到莫言，说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电子计算机系招生，他可以帮莫言弄到一个考试名额。由于只有6个月时间，数理基础太差，莫言咬紧牙关，叫家里把大哥小学到高中的教材打包寄来，下班后在一间小仓库中整夜熬着复习，仓库地面、墙壁上画满了数学物理公式。但是6月份的时候，名额取消了。这年7月，莫言崇敬的爷爷去世。

当兵时的莫言

1979年，莫言回老家跟杜勤兰成婚。然而婚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去保定训练大队。这一年年底，总政治部发文件，以后不在从战士里直接提干了，必须经过院校培训才行。而且，超过24岁的不能提干。这一年，莫言正好24岁。莫言得知消息后，脑袋嗡一下子，差点崩溃了。

莫言可不想复员后又回老家，他又开始写作。于是往《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投稿，没想到，都退了回来。后来他不往大报刊投稿了，往地、市级的小报刊投稿，但是都石沉大海。然而莫言毫不气馁，仍然不断的投稿。这一时期，莫言得了严重的胃病，痢疾、感冒、鼻窦炎同时发作，体力透支，身心疲惫，但也没压垮莫言写作的心。

皇天不负有心人，1981年春，莫言往保定《莲池》杂志编辑部投稿。没过几天，编辑部的编辑毛兆晁给他来了信，让莫言去编辑部。于是莫言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编辑部。见到毛编辑时，莫言一时不知所措，愣在了那里。毛编辑以为他是个女知识分子，没想到是个小伙子。毛编辑告诉莫言写得非常好，但是得改一改，问莫言行不行，莫言马上同意了。

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菲菲》

不久，他的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春夜雨霏霏》情节非常简单，就是讲一个结婚不久的少妇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想念自己远在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这篇小说的发表改写了莫言的一生，从此他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写作就是他的工作，圆了他少年的梦。

莫言的女儿管笑笑

发表稿子需要“笔名”，从这以后，管谟业就成了“莫言”，之所以用这个笔名是他小时候因为说话惹了很多麻烦，所以他希望自己“莫言”。再者，“莫言”两字也正好可由“谟”字分解而来，比较有味道。从此，莫言的人生彻底改变。这一年11月份，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真是喜上加喜。

1982年的一天，总参肖副主任一行来保定训练大队视察，大队领导和他们聊着聊着就聊到莫言身上去了。“肖副主任，我们大队里有个叫管谟业的老兵，在部队待了七年了，那确实是个人才啊，我强烈建议给他提干。这一年夏天，莫言得到了提干的通知，从一名小兵变成正排级干部。

提干以后，他又接到让他去北京工作的通知。莫言成为了北京延庆某部宣传科宣传干事，负责新闻方面的撰写工作，偶尔也需要讲讲课。几个月后，莫言又折腾出了三部小说：《为了孩子》、《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

1984年秋天，年近30岁的莫言又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学生，那个做了20多年的大学梦总算成真了。莫言白天听课，晚上就写作，写出了大量中篇、长篇小说。而且不限于在《莲池》投稿，《无名文学》、《长城》、《解放军文艺》、《小说创作》、《流水》、《钟山》他都投过稿，而且都能够成功发表。

对莫言有深远影响的世界名著《百年孤独》

莫言从同学那里听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名著《百年孤独》，于是他在北京王府井的旧书摊上花了一块六毛钱买了一本。回到学校后，他迫不及待的就打开看，刚看第一页就被深深的吸引，看完后，他发出“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叹。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买的是盗版书，因为当时马尔克斯并未授权在中国出版。

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当时写作从来不提故乡，因为他不但要从肉体，还要从精神上逃离那里。然而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莫言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萝卜地，地里种的全是高密农村早就有的大红萝卜，非常鲜艳。太阳升起，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光辉洒到了萝卜地中央的一个草棚子上，草棚子里走出一个丰满的、穿红衣服的姑娘。姑娘手里拿着一柄鱼叉，她从地里插起一个大红萝卜，举起，朝太阳走去，萝卜在阳光下闪耀着异样的光芒……莫言醒了，发现故乡是他永远也逃避不了的地方。于是一篇名为《透明的红萝卜》的小说出炉了。小说发表以后，文学界轰动了。评论家们将这部小说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至此，莫言正式出道了，他在文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这部《透明的红萝卜》也因此成为了他的成名之作。

莫言明白了，他以往所逃避的，原来正是他应该追寻的！“红萝卜”的成功使莫言信心大增，他冲向了他一直苦苦寻找的突破口，突破口就是他的家乡——高密大地。在198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水》中，莫言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从此以后，“高密东北乡”就成了莫言专属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名称的确立，是莫言文学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1986年，《人民文学》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莫言一部关于抗战的小说——《红高粱》。莫言以“我爷爷”的独特视角，建立了复杂的叙述时空，既以后辈身份非常自由与亲近地出入历史，又对抗战历史进行一种现代的审视和评判。高密东北乡成为承载民间传奇历史的舞台。

《红高粱》一经刊出，好评纷至沓来，莫言的名声大增，同时被中国作协收为会员。不久后，《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相继创作完成，与《红高粱》一起构成了“红高粱家族”。而就在此时，一个叫张艺谋的人找到了莫言。他要把《红高粱》拍成电影，莫言欣然同意。

莫言和电影《红高粱》剧组成员巩俐、姜文、张艺谋的合影

1987年，《红高粱》开拍了，张艺谋本来是要到东北拍的，但是莫言执意要在他家乡高密拍。一到高密，看到没有几户人家种高粱，因为现在都改种小麦了。于是张艺谋和当地农民签了合同，让他们种高粱。

电影《红高粱》剧照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的小说开始翻译到海外。张艺谋红了，莫言也红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九千九百九呀……”当时大街小巷都传唱这首《红高粱》的主题歌。

莫言的小说《天堂的蒜苔之歌》

1987年，山东苍山的“蒜苔事件”轰动全国。莫言知道后非常激动，他觉得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必须替农民说话了。于是创作了小说《天堂的蒜苔之歌》，真实反映了农民经历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表达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不满。

1988年9月，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创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同学有余华、迟子建、刘震云等，与余华同宿舍。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莫言创作的技巧探索更加自觉。199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超越故乡》，指出故乡和童年经验是自己创作中永不枯竭的资源，但更需要远离故乡，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性，并最终超越故乡。

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

1994年1月29日，莫言的母亲去世，于是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伟大母亲的小说。1995年在回乡探亲的80多天完成了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小说在《大家》连载之后，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和10万元奖金。小说的“艳名”和民间化的历史书写引发巨大争议，遭遇误解甚至政治批评。小说前半部对动荡的现代历史进行宏大描述，后半部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繁华背后的颓废进行反讽书写。富有生命力和颠覆性的母亲形象上官鲁氏与患“恋乳癖”的精神侏儒上官金童的塑造，代表了莫言小说探索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莫言说：“《丰乳肥臀》集中表达了我对历史、乡土、生命等古老问题的看法……是我文学殿堂里一块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

1997年，莫言结束了21年的部队生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工作。他逐渐从《丰乳肥臀》遭受批评的阴影中走出来，写作小说《拇指铐》、《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藏宝图》、《牛》等，这些作品叙述笔调从容幽默，也更加注重故事传奇性。

美国翻译家葛文浩

美国有位翻译家，叫葛文浩，对莫言的作品爱不释手，经过莫言的同意，他将莫言的大量作品翻译了出来。渐渐地，更多翻译家涌向莫言，要把他的作品翻译成本国的语言——瑞典翻译家陈安娜、法国中国语言文学教授诺埃·杜莱特、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和吉田富等等。渐渐地，莫言成为了中国作家中作品译本最多的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甚至波兰文、希伯来文、塞尔维亚文……似乎只要世界上存在一种语言，那就会有莫言作品在该种语言上的译本。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作品非常欣赏，并预言莫言一定会会得诺奖，虽然他没见过莫言。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拒绝接受由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文化勋章。他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

莫言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后来，大江健三郎接触到了莫言，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曾到莫言老家参观。大江健三郎曾经给莫言写信说：“莫言先生，作为朋友，我认为你是个可怕的对手，然而，仍然是朋友。”

莫言的小说《檀香刑》

2001年，《檀香刑》出版，在后记中，莫言称这部作品是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檀香刑》借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形式和“猫腔”民间戏曲的声音，向民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学习，追求纯粹的中国风格，寻求与西方文学的分庭抗礼。

2001年6月，受聘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此后他在多所大学被聘为兼职教授。

2001年10月，在苏州大学做《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概念，他说：“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

2003年，莫言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出版，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进行深刻揭示：“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都在同一个欲望泥潭里挣扎。”暗示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物质利益，资本追逐的趋势下的道德沦丧和精神迷茫。人性的善良和伟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物质需求和肉体刺激。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荒唐事却接踵而来。

2004年，莫言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在发言中称，“20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趋同和从众，是人类的弱点，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

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

一次，莫言到一座佛寺参观，看到墙壁上的“六道轮回”的壁画，于是在脑海里产生了“魔幻”思路。2006年，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借用佛教六道轮回之说和传统章回体形式架构小说，反映当代农民与土地之间五十多年的关系变迁。莫言说这部小说是自己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正面交锋，写完这部小说，才可以说自己写出了一部比较纯粹的中国小说。

这一年，发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提出伟大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2007年，莫言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

莫言的小说《蛙》

2009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在《收获》第6期发表。《蛙》塑造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形象，以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贴近生活的史诗般叙述，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路程。

2010年在日本举办的“东亚文学论坛”上，莫言发表了名为《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的演讲，这篇演讲言辞犀利，直击当今社会的人性之恶，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质，因此，许多读者曾赞美道：“仅凭这篇演讲，诺贝尔文学奖就应该颁给莫言。”在这篇演讲稿里，莫言谈论的关键词主要有“欲望”、“贪婪”、“贫富”、“环境污染”、“文学使命”等，对现代社会有很强的警示意义。演讲稿末尾，莫言发出了“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文学也将变得毫无意义”的感叹。

时间转眼到了公元2012年，农历壬辰年，这一年莫言57岁了。他曾经获得过红楼梦奖、矛盾文学奖、大家·红河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等奖项。而在这一年，莫言获得了令世界作家们魂牵梦绕的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演讲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公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籍作家莫言，他成为中国籍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报告大厅，莫言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讲演，他回顾了自己的母亲和家乡父老和童年记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梳理了自己写作成长的历程，表达了自己对人性和优秀文学品质的独特认识，他说：“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当作人来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瑞典学院院士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宣读了颁奖致辞，致辞写道：“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和妻子在包饺子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网上就形成了挺莫派和贬莫派，而且愈演愈烈，至今就没停止过。有的人很喜欢他的作品，然而有的人却对莫言非常反感，甚至人身攻击。面对这些，莫言从来都不予理会，处之泰然。这正如他的笔名“莫言”。

莫言的小说《晚熟的人》

2020年8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长篇小说《晚熟的人》出版。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并且是被劣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也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却成了最孤独的一个。”

2、莫言是哪里人？

莫言国籍：中国。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涯乡平安庄（现为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 ，中国当代作家 ，中共党员。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

3、莫言是哪里的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本名管谟业，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其写作风格以“大胆新奇”著称，擅以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展露文学天赋。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在文坛引起轰动，并凭借该小说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2]2016年，当选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副主席。

4、莫言是哪的人

莫言是山东高密人。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6日，莫言获颁授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开学，莫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

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目前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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