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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义会议：张闻天为何“炮轰”老同学博古，支持“失势”的毛泽东

1935年初，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气氛非常紧张，参会人员神情肃穆，因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一开始，“最高军事三人团”的博古做了总结，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归到了客观原因上。之后，最高三人团的周恩来，也做了总结。但，周恩来主要是检讨了自己，反思了指挥者的不足。

二人做完总结，张闻天站了起来，他一出口就是“几记重炮”，丝毫不留情面，对博古，以及军事总指挥李德，一顿怒批......

之后，暂时“失势”的毛泽东发言了，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道出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之处。毛泽东之后，王稼祥站了起来，言语简单利落，直接提出：我建议红军由毛泽东领导！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举动，彻底让与会者惊讶！

要知道张闻天、王稼祥都是博古苏联留学的老同学，他们为何不支持老同学，反而支持毛泽东？

接下来，我们主要聊一聊张闻天思想的转变，至于王稼祥的思想转变，不做过多阐述，一带而过。

1、张闻天的思想改变了，博古却没有，矛盾产生了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的队伍里有三种人才，一是长期在本土进行革命的，比如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实战派；二是年纪轻轻在苏联学习归来的，比如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等人；三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留学背景的，比如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

很遗憾，在三十年代初，党的主要领导人，被“共产国际”所影响，犯了不少“错误”。

1930年，李立三犯了左倾的错误。

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很受“共产国际”欣赏的王明成了最高领导人。王明继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为这是共产国际喜欢的，他们套用的是欧洲的经验。

因为工作需要，王明常驻苏联，博古成了王明的代理人，成了临时中央的最高领导人，继续执行王明那一套。

不得不说，博古的领导能力和总结能力较弱，但张闻天完全不同。

在1932年秋冬之际，张闻天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博古却无动于衷，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一是，对十九路军的态度。

1932年的128事变后，在淞沪抗战中，国军十九路军积极抗日。之后，十九路军对于内战非常抗拒，对于打鬼子非常积极。

张闻天认为，应该团结抗日的国军十九路军，结成抗日同盟。博古不同意，他不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貌似，格局小了。

二是，1933年临时中央来到了中央苏区，张闻天认为可以利用私人资本发展中国苏维埃的经济。博古却把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列。这就是思想僵化了。

三是，1933年11月，发生“福建事变”后，通过谈判可以和十九路军再次拉近距离，然后共商抗日大计。博古依然不同意。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1934年的4月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就表示了不同意被动的城市防御战，国军实力太强，要灵活应对。

结果，博古和李德坚持和敌人硬碰硬，最后，广昌城不仅丢了，损失还非常惨重。

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输得一塌糊涂，损失极其惨重，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到这一刻，张闻天已经把老同学的水平看了个七七八八，博古是个革命者，但不是一个帅才，能力欠缺，而李德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德国人。

对博古、李德的表现，有所质疑的，当然不止张闻天一人，纯粹的革命家王稼祥更是质疑，反倒是，王稼祥对取消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认可度非常之大。

总之，从1932年秋冬起，张闻天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博古却没有，冲突也就来了。这为遵义会议中张闻天的表现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2、长征前期，张闻天几人组成了没有实权的“三人团”

1934年2月，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开了后，张闻天开始担任中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中央的常委里，除了第一把手博古，就是周恩来、张闻天位置高了。

张闻天新的办公地点和毛泽东的办公点距离很近。

距离近了，交流就多了，张闻天发现，毛泽东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除了军事上、土地改革上有独到观点，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也颇有心得。张闻天常常让部下向毛泽东请教。

可以这样说，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印象很好。

长征开始了，因为毛泽东的疟疾还未痊愈，王稼祥的身体也是大病未愈，两人都需要担架，否则跟不上大部队。而张闻天身体较弱，有时候也需要趟担架。

本来，三个人是要分到各个部队的。不过，毛泽东提出诉求，把三人分到一起，也可以分析讨论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要求，王稼祥没有不同意见，张闻天也同意了。所以，临时中央也就同意了。

但是谁能想到，这三人竟然成为了没有权力的“最强三人团”。

三个人在一起，那一定会讨论一些话题，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

张闻天对博古在“福建事变”、“广昌战役”中的分兵行为、拼命行为，非常不满。

而毛泽东将“五次反围剿”做了个横向对比，从战术到结果，一一呈现，前四次都是胜利，第五次失败，最重要原因就是博古、李德采取了单纯的防御路线，否定了运动战。

这样一对比，张闻天和王稼祥看得更清了，不断地点头。三人距离更近了，互相的认可度变得非常高。

长征途中，很快碰到一个大仗，那就是“湘江战役”，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从七八万锐减至三万多，这损失太大了。

如果按照这种做法，红军很快会被打没了。

“担架上的三人团”义愤填膺！摆脱敌人追击后，张闻天和王稼祥、毛泽东指出军事指挥的巨大失误，博古李德依然坚持“没错”。

本来，部队是要和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当时，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湘鄂川黔苏区。但是，蒋介石已经发现了我军的企图，开始挡住去路。

这让汇合的风险变大。

因此，张闻天三个人建议：先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张、毛、王三个人提出，周恩来又同意，博古等人也只好同意了。

前文说过，张闻天是重量级人物，他是王明、博古的同学，也是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而王稼祥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是政治部主任，也是王明、博古的同学，虽然不是常委，但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就在日夜接触中，毛泽东获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巨大认可，这为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埋下了第二个巨大的伏笔。

3、遵义会议，影响前途的一次重要会议

如果没有遵义会议，革命还能走多久？谁都不好说，按照以前的打法，人会被打没了。

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开始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他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太强大，苏区的物资力量不足，红军各部配合不够，瓦解白军工作的能力较弱......

总之，博古把原因都推到了他人身上，找了一大堆的客观原因。

之后，作为最高三人团的周恩来做了总结，周恩来说了自身的很多原因，对自己的工作不足做了深刻的检讨。

周恩来的发言和博古的发言成了鲜明对比。

接着，博古让大家讨论。

接下来，“重炮手”们出场了。

讨论阶段，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言的，手里拿着发言提纲，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第一句就语出惊人：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不正确的。

接着，张闻天结合过去、现在，指出博古、李德的巨大错误。这一番话，让老同学博古简直下不了台。

张闻天的言语很有激情，将现场众人带入了一个情境当中。

接着，毛泽东站起来了。平常，毛泽东都是后面发言，这一次，他要提前发言。

相比张闻天的发言，毛泽东的发言说服力非常高，一是逻辑性强，分析了博古李德左倾路线的四大错误；二是语言生动，比如“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比如“两个拳手比武，聪明的拳手总是先退后进”，再比如“两个拳头打人”等等。

毛泽东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而这些批判，被毛泽东说的深入浅出，语言极富魅力，现场大部分人只剩一个大大的“服”了。

第三个发言的是王稼祥。这位是纯粹的革命家，上来之后，言简意赅，就两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第二，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这两句话影响太大了！真的是振聋发聩。

很多年后，毛泽东说道“：王稼祥投出了关键一票。”而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后面的朱德发言，直接对老战友毛泽东极大肯定。

再后来，大部分人支持毛泽东，包括最高三人团的周恩来。而支持博古李德的只有一个凯丰。

就此，大局落定！

张闻天、王稼祥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为了革命的前程，不忍心继续看到红军战士的一个个凋零，于是，怒批了老同学，支持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的直接结果是：原来的三人团取消了，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队，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过了半个月后，毛泽东开始辅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3月中旬，新的最高军事三人团诞生了，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从此之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指挥下，红军度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

14年后，新中国建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上的调整，或许就没有现在这个新中国了。

回忆那段历史，不得不说，在革命的关键阶段，张闻天和王稼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张闻天，他当时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支持让毛泽东顺利成为核心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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