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著名的校长,但却是任职北大最长时间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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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著名的校长:他不是最出名的北大校长,但却是任职北大最长时间的校长
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务。他就是北大任职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
这位风云人物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蒋梦麟的世界,探寻他的传奇人生。
早年经历:秀才的底色与留学的选择
蒋梦麟,原名蒋梦熊,字孟邻,1886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和诗人,母亲则是一位聪明睿智的家庭妇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蒋梦麟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1892年,蒋梦麟开始接受传统教育,先在私塾读书,后进入余姚县的中心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望。
1903年,他进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包括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和文学艺术等。这段时间他的学习生涯对于他后来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8年,蒋梦麟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更多有关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思想。
他对于教育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西方教育体系和思想,并思考如何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对于蒋梦麟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完成学业后,蒋梦麟决定继续深造,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1912年,他前往美国留学,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教育学,随后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这里,他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在留学期间,蒋梦麟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接触到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这些经历使他的教育观念得到了升华和完善,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奠定了基础。
教育生涯:从北大校长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蒋梦麟的职业生涯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职务之一,也是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起点。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积极推动学校的各项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府。
在担任校长期间,蒋梦麟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他对教育的长远之计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具有“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的人才。
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对于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民政府时期,蒋梦麟担任了第一任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提倡国民教育,注重培养国家人才,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他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年的坚守:台湾岁月与教育家的担当
1949年,蒋梦麟随国民党政权迁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继续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关注国家人才的培养。在台湾,他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台湾当局“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等。
在台湾的岁月里,蒋梦麟始终坚守着他的教育理念。他积极推动教育改革,注重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他认为教育是促进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倡导教育应该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在台湾期间,他致力于推广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倡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
蒋梦麟对教育的投入和献身精神也是他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一面。即使在晚年,他仍然以极高的热情和责任感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关注每一个学生,提倡个性化教育,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潜力和价值。他积极推动教师培训和教育科学研究,提升台湾教育的整体水平。他还捐出自己的退休金,设立奖学金,以帮助那些有潜力的学生完成学业。
尽管在台湾的生活条件艰苦,但蒋梦麟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念。他在台湾期间,身体力行,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
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台湾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敬仰。
总的来说,蒋梦麟在台湾的岁月里,始终坚守着他对中国教育的执着和献身精神。他的思想和影响至今仍然对中国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巨匠的离去:蒋梦麟的遗产与纪念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这位教育巨匠的离世,让中国教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然而,他的思想和影响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的贡献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以及他对青年人才的关爱和培养,至今仍然对中国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纪念蒋梦麟逝世半个世纪之际,我们回顾这位教育巨匠的传奇人生和贡献,以此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感激。
2、北京大学著名的校长,究竟谁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文|陈卿美
作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是一所稀里糊涂的大学。北京大学的糊涂,首先就体现在首任校长身上。因为北京大学已经建校120周年,究竟谁是第一任校长还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一种说法是严复。搜索北京大学,首先看百度百科的介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据1998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记载,1912年5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为大学校校长。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也就是说,1912年,北京大学才有第一任校长。但北京大学今年却隆重庆祝建校120周年。这就矛盾了,明明在1898年就已经建校,为何1912年以前的校长却忽略不提呢?
另一种说法是孙家鼐。1898年7月3日,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还有说法是,同时任总教习。孙家鼐的家乡在安徽,家乡人民一直以孙家鼐任北大第一任校长为荣,认为是孙家鼐创建了北京大学,在各种宣传中都将孙视为北大首任校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中国史学会编纂的《戊戌变法》记载,在光绪帝向孙家鼐下达任命后,8月24日,礼部通知孙领取官印,“ 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之关防”。随后,户部又通知孙领取财政拨款。既有权,又有钱,孙家鼐貌似成了名副其实的校长。
为何偏偏是孙家鼐呢?因为孙家鼐是官书局的管理大臣。1896年,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李端棻曾上奏,“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孙家鼐也曾上奏附议李端棻,大力支持建设京师大学堂。由此,孙家鼐担当大任则是顺理成章的。
孙家鼐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不同于“一才一艺”的同文馆,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大学堂那一套。孙家鼐还曾提出八条具体建议,一、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 拟立仕学院;二、出路宜筹;三、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四、学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译书宜慎;六、西学拟设总教习;七、专门西教习, 薪水宜从优;八、膏火宜酌量变通。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坚持下得以保留,但顽固派对孙家鼐一直攻击不断,慈禧也多次点名批评孙,让孙压力山大。光绪帝被废后,1899 年 7 月,孙家鼐提出辞职并得到批准。从1898 年 7 月 3 日任命,到1899 年 7 月17日辞职,总共379天。
还有一种说法是丁韪良。丁韪良是美国传教士,23岁来华传教,在中国待了58年。说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根据是,丁曾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是北大的实际管理者。
丁韪良
根据《光绪与京师大学堂》记载,孙家鼐在向光绪提出办学建议时,曾提名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月薪从优, 予以五百金。订明权限, 其非所应办之事, 概不与闻。”这里说的是“西学总教习”,并不是总教习。事实上,还有中学总教习,孙家鼐曾希望康有为担任此职,后来担任辞职的是许景澄。当时的丁韪良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丁韪良带领所有西学教习向孔子的灵位脱帽和行鞠躬礼。这里有个疑点,就是丁韪良带领的只是西学老师,而不是所有老师,因为还有中学教习。
丁韪良走马上任后,《纽约时报》曾刊发报道:《中国帝国大学——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的校长。……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
1912年,曾负责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的罗惇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坚持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孙家鼐的功劳不容否认,但孙更像国子监的监事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而丁韪良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丁韪良任职京师大学堂期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同样受到了冲击。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这个曾参与京城抢劫的洋人也被恢复原职。
坚持孙家鼐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京师大学堂当时的编制是,管学大臣,然后才是总教习。总教习只相当于分管业务的副校长。况且,丁韪良只是西学总教习,而是总教习,不可能管理所有老师。
丁韪良在各种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校长”的角色。如在《中国觉醒》中写道:“清政府以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创办了一所京师大学堂,而我被皇帝下谕令任命为该大学的校长,并被赐予清朝九品官衔中的第二品顶戴。”
“我在担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于189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由光绪皇帝直接下谕令委任的,该谕令还发表在清廷的《京报》上,我的官品仅次于最高级。”
由此看来,事实已经清楚。孙家鼐更多是教育部长的角色,没有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具体事务,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当时还在俄国,也没有在京师大学堂工作过。作为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则是京师大学堂的实际管理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这第一任校长应是空缺的。既不是孙家鼐,也不是丁韪良,因为丁韪良有实无名,顶多是个代理校长而已,但根本没有任命。
后来人们在提到北京大学时,却很少提到丁韪良,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他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但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只能将其牺牲。
避讳掉丁韪良可以理解,但非要从1912年开始,将严复算作第一任校长,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在北大精神中,包括了“严谨、求实”,但北京大学真的做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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