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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的关系：历史上的“三苏”

苏秦、苏代、苏厉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和谋略家，后世也称他们为“三苏”。一千多年的宋朝，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因才华合称“三苏”。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苏秦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

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 苏代：战国时纵横家。东周洛阳人。

苏秦族弟。初事燕王哙，又事齐愍王。还燕，遇子之之乱，复至齐、至宋，燕昭王召为上卿。或云秦兄弟五人，兄代、厉、辟、鹄，并游说。秦最少，故字季子。 苏厉（生卒年不详），东周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谋士。

家中排行第四，大哥苏昌跟随父亲苏亢经商，二哥苏秦极负盛名，苏代也是早有耳闻，苏厉本身在战国风云乱世中独居一隅，并且史料不多，故不如苏秦、苏代有名。

事迹以“苏厉谓周君”最为闻名。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一说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辙（公元1039年3月18日[1]－1112年10月25日[2]），字子由，一字同叔[3]，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位列执政。哲宗亲政后，因上书谏事而被贬知汝州，连谪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著有《栾城集》等行于世。

2、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的关系，苏辙苏轼之间的关系如何

提起《六国论》，如今通常指的是苏洵写的那一篇，一方面是因为中学教科书的选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篇文章确实写得还算不错，有一些现实意义。

但在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写《六国论》是一桩美谈，被士林称赞。当然，这个“称赞”并不是说他们文章写得多好，只是“互相吹捧”而已。

实际上，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六国论》非但写得不好，甚至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幼稚可笑。

苏辙的《六国论》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评价很高，历来认为其“甚得天下之势”。但作为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就显得很肤浅了，既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历史价值。

这篇文章讲了什么事呢？苏辙表达了一种非常幼稚的观点，即六国为何被秦国消灭，以及如何能改变被消灭的命运。

苏辙开篇明义，总结六国被秦攻灭的原因，即：

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翻译过来就是，六国的那些有智谋的人太愚蠢了，都是目光浅显之辈，根本就没看明白天下大势所在。这话说得年少轻狂，而在论证这一观点的时候，也暴露了苏辙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见识上的缺陷，即太过理想化。

苏辙在表达这一观点之后，给六国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主意。

他认为，六国的关键就在韩、魏两国，因为它们是锁死秦国东出的要冲。而要阻止秦国东出也很简单，只需齐、楚、燕、赵四国大力支持韩、魏，让他们与秦国死磕就够了。但现实却是，韩、魏依附秦国，齐、楚、燕、赵被“远交近攻”，逐一削弱。

苏辙也是据此认为，六国之士都没有见识，是一群贪图尺寸之利的井底之蛙。

然而他并没有想过，韩、魏愿不愿意以举国之力帮助四国阻挡秦兵；也没有考虑过，齐、楚、燕、赵四国愿不愿意全力为韩、魏提供援助。以当时的态势来说，七国都有一统之志，齐、楚、燕、赵趁机削弱秦、韩、魏三国国力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而事实上，历史也多次证明，六国联盟根本就无法稳定存在。

如果历史真能按照苏辙设想的那般发展，他的“计谋”倒是可以实现；而在实际上，苏辙的想法却没有一丁点儿现实价值。他的《六国论》之所以被一些文人看好，只不过是文章写得气势十足罢了。

如果说苏辙的《六国论》太过理想化，那么苏轼的《六国论》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苏轼的《六国论》没有讲述六国为何灭亡，而是大讲特讲为何六国久存而秦国速灭，最后归结于“养士”二字，明显带有浓重的私心和私利。

在这篇文章里，苏轼认为秦国能统一六国没什么了不起，而六国能存在如此之长的时间，说明其制度要比二世而亡的秦国好得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六国的贵族们争相养士，这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所说的“士”，并不是后世所说的“士人”阶层，而是指那些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人，包括“智、勇、辩、力”四类。简单来说就是：太聪明的、太勇武的、会忽悠的、能力太强的，这四类人都是不安定分子，需要特殊对待。至于那些愚朴的农民百姓，就应该用来无条件奉养这四类人士。

在苏轼看来，如果能将这四类人招到麾下，其他的百姓即使想要造反，都找不到领头的人，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为此，苏轼还要硬生生地在历史上找例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实，这也是苏轼的一贯作风，王安石等人看不上苏轼也正在于此。

苏轼说，秦二世而亡就是因为过于相信法度、秩序，没有了养士的风俗，以至于之前被供养的“智、勇、辩、力”四类人士在民间鼓吹，社会动荡。楚汉争锋之后，四类人士损伤惨重，所以社会相对稳定；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虽然也重视法令，但因为吴濞、淮南、梁王等人重视养士，所以社会才会较为安定。

然而事实却是，汉初几代帝王为了解决这些擅于“养士”的人而消耗大量国力，以至于七十年都无力对抗匈奴。而正是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逐渐清除了这些毒瘤，收回了“智、勇、辩、力”四类人士在社会上的特权，才使得汉朝日渐强大，最终逐寇大漠，饮马阴山，扬鞭塞北，声震异域。

苏轼熟读史书，自然不可能记不住这么简单的史事，他只是在故作惊人之语，通过“唱反调”的形式来引起士林关注而已。通俗点来说，不说“狗咬人”，偏说“人咬狗”，以此吸流量，博眼球。这种事情苏轼在当时经常做，也被很多人诟病。

所以，苏辙的《六国论》虽内容幼稚，但文风依然值得称道，而苏轼的《六国论》却早就泯然众人，鲜有人提及了。

相对来说，他们的父亲苏洵的《六国论》影射了一些现实，影响力更大一些。虽然受眼界的限制，苏洵对于现实的观察并不透彻，但却也在情感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苏洵的《六国论》也是开篇明义，提出了六国破灭的根由，即：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

其“弊在赂秦”一句，是全篇主旨，也刺在了很多人的痛处，引起了士林共鸣。虽然当时以及后世的很多人并不是很认可苏洵的观点，但也多认为这并不是苏洵的见识不高，而是有意的“借题发挥”。

苏洵在这篇《六国论》里“借题发挥”了什么内容呢？

苏洵认为，韩、赵、魏、燕、楚五国都慑于强秦，为图一夕安稳，争相割地；而齐国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却目光短浅，不能相助五国，所以最后孤立无援，难逃败亡。

他用燕赵两国与秦国的作战来举例，说赵国五战强秦，三胜两负，而赵国的衰落就是从贿赂秦国开始的；燕国更是敢于与秦国作战，而其灭亡也是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进献地图导致的。

众所周知，赵国后来之所以不能与秦国抗衡，正是因为屡次与秦军作战失利，国力耗尽；而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的目的也根本不是进献地图，而是胁迫甚至刺杀秦王。

苏洵对原因和结果避而不谈，明显是另有目的。他只是想得出一个结论，即六国的整体实力要远远超出秦国，而六国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不团结，争相“赂秦”，使得秦国更强，六国更弱，最终身死国灭。

而苏洵之所以想要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是在影射宋朝年年对契丹辽国赔款的现实，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了一句非常“诛心”的话：

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宋朝年年给辽国赔款，即所谓的“岁币”，虽然大的战事停息，但边境之上却屡有小股辽军入境劫掠。

乍一看，辽宋之间的关系确实和当年的秦与六国很像，但实际上却并不一样。苏洵只是看到了两者在表象上的相似之处，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宋朝为何会年年给辽国岁币。

从根本上来说，奠定宋朝年年给辽国赔款的“檀渊之盟”，实际上在订立之初就是一种“灭辽之策”，这个问题会另开一篇文章进行详细的论述。

如苏洵这般的士人囿于社会地位，接触不到当时宋朝真正的隐秘，所以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非常狭隘的，这也是眼界不足所带来的通病。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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