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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方法：译史||冯全功. 从概念史视角纵观中国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

本文来源：《民族翻译》2022年第3期

转自：翻译学通讯

摘 要：受实用理性的影响，有关翻译策略的争论一直是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核心。本文从概念史视角梳理了中国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包括佛经翻译时期的文与质、民国时期的直译与意译、新千年之后的归化与异化的主要内涵、相关争论、外部影响因素等，初步总结了这三组基本概念的概念话语体系，以为全面地、辩证地理解这些翻译策略话语提供场域参照。历时而言，这三组概念的内涵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归化和异化为主导的翻译策略话语。虽然翻译策略的基本概念是在争论中演变发展的，但几乎所有的争论体现的都是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张力与较量，最终走向一种中庸之道式的调和论。

关键词：概念史；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

1. 引 言

翻译实践的存在促发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身的思考与争论，这些有关翻译的反思性话语往往就是翻译理论话语。翻译理论话语可以是系统化、逻辑化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是零珠碎玉般的经验归纳。中国历来注重实用理性，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针对翻译而言，在实用理性的引导下，如何译（包括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历来思考与争论的重点。其中，翻译策略是宏观的，主要针对整个文本而言的，如果译者在具体文本的翻译中采取了某一方法作为主导翻译方法，这种方法也就上升到了策略层面，如直译、意译等。纵观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翻译策略话语构成了整个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也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所在，如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民国时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以及新千年之后的归化与异化之争。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是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三组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条主线。这三组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在跨领域移植或长期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变化？三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何区别，又有什么联系，各自有哪些与之相似或相关的概念？它们在国内引发了哪些争论，结果如何，最新又有哪些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这三组概念各自引发了大量研究，但鲜有把它们贯通起来的。本文旨在基于已有研究，从概念史视角梳理这三组概念的主要内涵及其区别与联系，探讨中国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 history of concepts）在西方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范式，尤其是以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R.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传统，影响广泛。概念史的认识论前提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方维规，2020：29），科塞雷克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八卷本）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科塞雷克提出了概念史研究的三个主要“命题”：概念即历史（基本概念是历史进程的指示器，也是历史发展的推进器）；历史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民主化、时间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以及“马鞍时代”（国家发展的转型或过渡时代，也译为“鞍型期”）（孙江，2020）。李宏图（2012）等也把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Q. Skinner）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纳入到了概念史范围之内，引发了一定的争议，被视为“臆断生造的”（方维规，2018）。两派的治学理路虽不尽相同，但无疑都是与概念打交道的，哪怕稳定的观念也需要通过易变的概念来表达。概念史主要“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的”（李宏图，2012：5）。换言之，社会中主导性概念的生成、变化、消失以及被取代的现象成为概念史研究的重点。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概念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已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包括翻译学，如王剑（2020）、刘润泽（2021）等。王剑的研究聚焦于外来概念的翻译史（如civilization的翻译），刘润泽强调的是概念本身的演变史（如文质的内涵），对概念史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都有所启发。

概念史强调整个社会中的基本概念，具有科塞雷克所谓的“四化”特征，有些基本概念是通过翻译进入本土社会的，所以概念史与翻译（作为手段）密切相关，也不妨视为“翻译概念史”（history of translated concepts）（胡开宝，2021）的研究领域。概念史视角下的翻译理论话语研究主要是借鉴概念史的治学理念与相关观点来探讨基本理论话语的概念变迁与历时演变，如探讨这些概念的主要内涵、梳理相关概念群、探索概念之间的关联、确立概念运用的各种影响因素、通过主导概念透视相关翻译史等。以下就从文与质、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三组基本概念来探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问题。

2. 佛经翻译时期的文与质

文质是在中国本土形成的一组重要概念，最初是作为伦理哲学由孔子提出的，他在《论语·雍也》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般认为，这里的质指人内在的美德品质（仁为核心），文指外在的礼仪举止（礼为核心）。后来文质的概念进入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哲学领域，再后来才进入文学领域（束景南，1993）。扬雄提出了“文质相副”说，第一次把文质运用到文学领域，他的“基本看法是质决定文，文表现质，质待文而成，文附质而行，要求文质相副。他说的‘质’包含了‘情’、‘道’、‘事’三个方面”（束景南、郝永，2007：87），对刘勰的“文质”说（文附质、质待文）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学领域，文质主要有两种内涵，一指文章的文采与情事，一指文章质朴与华丽的两种风格，这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表现。佛经翻译时期对文质的争论显然受文学理论（文章学）中文质观的影响（尤其是行文风格方面），但又有不尽相同的内涵。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开启了佛经翻译理论话语中的文质之争。支谦请维衹难的同道竺将炎翻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者，或得胡音，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朱志瑜、张旭、黄立波，2020：1）^[1]。这里的质包含了音译，指质朴平实的语言风格，文指的主要是文雅与文饰，或者说是稍有文采的语言风格。梁代慧皎在《晋长安释僧叡》中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56）。十六国的僧叡在《小品经序》中写道，“胡文雅质，案本译之，于巧丽不足，朴正有余矣”（26）。这里的“巧丽”与“朴正”对应的也是文质两种语言风格。东晋道安在“五失本”中提到，“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6） 。道安不懂梵文，他强调佛经翻译要“贵本不饰”“因本顺旨”“了不加饰”“案本而传”，但同时又意识到“达”的重要性（如评价安世高的经文“时有不达”），充分体现了文与质之间的张力。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写道，“而嫌其丁宁，文多反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慧常避席谓曰，“大不宜尔……愿不刊削以从饰也”（11）。慧常所谓的“刊削”也是“饰”或“文饰”的一种表现，道安“五失本”中的后三条都是关于刊削原文的，以达到“传可众心”的目的。东晋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写道，“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15）。这里的“尚文”“简略”“文丽”基本上是同义词。僧叡在《大智释论序》中写道，“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以文求之，无间然矣”（31）；“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32）。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简”与“文”是相通的，“裁而略之”也就是“以文求之”。鸠摩罗什（上文中的“法师”）为佛经翻译的文派代表，由上述引文可知，“文”不仅指译文的语言风格（与文章学中的“文”基本同义），同时还指刊削、裁略原文的手法，以迎合“秦人好简”的阅读心理。佛经翻译之说以会出现删繁就简的现象，除了胡秦（汉）诗学品味不同之外，还因为经文本身重复话语很多（经文多用梵语中的大众语口传或书写，也就是赞宁所说的“苏漫多，谓泛尔平语言辞也”），体量往往也非常大，所以才会出现“计其遗落，殆过叁倍”（14）的情况，哪怕如此，“文藻之士犹以为繁”（14）。由此可见，文质的基本内涵还有简为文而繁为质的一面，这不妨视为佛经翻译中文质的独特内涵。

由于佛经翻译的神圣性，质派在佛经翻译理论话语中一直占据上风，大多反对删减性文饰，道安所谓“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也”（12）。这从大量相关理论话语中也可略窥一斑，如“贵本不饰”，“案本译之”，“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文质是时，幸勿易之”，“依实去华，务存其本”，“饰近俗，质近道”，“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敬顺圣旨，不加文饰”，“依慧不文，朴则近本”，“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等。这里的“本”指佛经原本的面貌（质），“饰”有文饰与删饰两重意义（文）。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翻译，毕竟还是要照顾译文读者的，也有译者充分意识到了文质的张力，进而主张调和论，以达到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的效果。东晋慧远提出的“厥中”论不仅因为前人译经出现的“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13）的现象，更因为“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14）的矛盾。梁代僧佑也写道，“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他还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44）来褒评安世高的译文，提倡的同样也是一种调和论。唐代辨机也说，“文过则艳，质胜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始可与言译也”（92）。在佛经翻译史中，理论上是质派取胜了，但实践中文派依然非常强势，包括支谦、鸠摩罗什等，玄奘在实践上则实现了“圆满调和”（930）的境界。总体而言，文质之争走的是一条类似于“正反合”（质-文-文质兼）的路线。

佛经翻译中文质的内涵在学界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大多承认文质是风格的范畴，如汪东萍、傅勇林（2010：71）就认为，“文质概念由文章学引入到佛经翻译之后，其内涵是指译文语言的文丽和质朴，外延依然属于语言风格范畴”。汪东萍、傅勇林还据此否认文质是翻译方法的范畴，与直译、意译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朱志瑜等在《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的“导言”中写道，“‘质’要求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甚至包括不符合汉语句法和表达方式；‘文’与‘质’相反，务使译文接近汉语的语言习惯。佛经原文重复很多，汉语重简洁，这个矛盾也反映在翻译的理论上，就是所谓‘烦简’的问题。按原文完全不变的是‘质’，尊重汉语习惯删减重复的被称为‘文’。”（21）。由以上分析可知，朱志瑜等人的观点颇有道理，但也不能否认文质指文丽与质朴的内涵。这在刘润泽（2021：125）根据应用语境对佛经翻译中文质的相关话语所作的聚类分析中也能得到印证，如“文”的相关批评概念包括华、丽、绮、艳、简、约等，相关译法术语包括减、削、斫、删、缀、阙等。总之，文质是佛经翻译的一条主线，其不只是语言风格方面的问题（文丽与质朴），更是翻译策略方面的问题（是完全“案本而传”“唯惧失实”还是“裁而略之”“非文不可”），也就是宏观上“如何译”的问题，是译者翻译之前首先要考虑并涉及全局的策略问题。

3. 民国时期的直译与意译

明清时期也有很多翻译实践以及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话语（如魏象乾的“正译”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等），但鲜有讨论翻译策略的。晚晴时期还出现了很多有关译名方法的探讨，但多限于具体的翻译方法（如译音、译义、创新语）。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主要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前夕及其后，这种争论甚至持续到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笔者在此之所以把其限定在民国时期，是因为这段时间的争论最为激烈，涉及的因素也更为复杂。晚晴时期的翻译大多有救亡图存的目的，注重的是“译其意不必取其辞”（544），严复、林纾的古文译笔大行其道。随着新文化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严林的译法饱受诟病（尤其是林纾），直译则开始变得备受推崇。

1918年，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一文中写道，“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603）。刘半农的观点为直译定下了基调，后来他也说过“我们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译”（1784）。同年周作人在《答张寿朋》一文中提出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614）的观点。1919年，傅斯年在《译书感言》中较早系统地探讨直译、意译的问题，他写道，“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文笔”（629），把“用直译的笔法”“用白话”等视为译书的基本原则，认为“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635）。傅斯年也提倡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了尊崇直译、贬低意译的序幕。不过他并没有对直译、意译进行界定，严复的“达旨”法是他批判的，应该属于意译范围，其后也有“达旨之意译”（1042）的说法。很多人和傅斯年的观点大同小异，如邵力子也曾说，“意译可以偷懒，躲闪；有看不懂的地方，不妨用己意猜度、篡改，或者竟忽略过去”（729），这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意译的“污名化”。1920年，周作人在《<点滴>序》中提到了“直译的文体”；沈雁冰也赞同“翻译文学之应直译”的观点，认为“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忘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文格’”（1014）。沈雁冰的直译观和周作人的比较相似，都强调再现原文的风格。1925年，周作人在《<陀螺>序》中写道，“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文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信和达”（1635）。同年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1676），不过这种“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直译法很容易导致鲁迅自己所谓的“硬译”。鲁迅的“硬译”引来了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批判，把其视为“死译”，进而提出“宁顺而不信”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往往提倡直译，如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鲁迅、沈雁冰、瞿秋白等，因为他们从事翻译的目的不只是要介绍国外文学与文化，还在于丰富与改造国语，输入新的表现法（包括欧化语体），这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民国时期，有人提倡直译也有人提倡意译。1920年，沈子善提出译书“主张意译不主张直译”的观点，认为“意译能够不违本意”，“直译是照书中逐句的次序为次序，遇到文法和中文文法不一样的时候，也不来迁就中文”（746-747）。一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译书很难被消化的“唯一病根就是所谓‘直译’”（972）。1923年，郭沫若写道，“我对于翻译素来是不赞成逐字逐句地直译”（1299），认为“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1026）；梦华则提出译诗“直译不如意译”（1039）的主张。吴宓借鉴德莱顿（J. Dryden）的说法把翻译分为直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认为“唯意译最合中道，而可以为法”（1128）。1929年，曾孟朴写道，“我是主张直译的，却不主张纯欧化的直译，要顺着文字的国性去直译”（1994），这显然和鲁迅的硬译观还是有区别的。1929年，陈西滢在《论翻译》中认为，“直译注重内容，忽略文笔及风格”（2036），并把其归为形似的翻译。陈西滢关于直译的理解与沈雁冰、周作人、鲁迅等人的还是很不一样的，关键在于要不要把文笔、风格纳入直译。

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对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体现了对“概念含义的竞争性解释”（李宏图，2012：5），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斯金纳所谓的“不存在所谓概念的历史，而只有如何使用概念的争论的历史”（孙江，2012：8）。由于概念界定不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说清楚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换言之，“直译与意译的区分是相对的”（高健，1994：5），不应当把二者对立起来，并且还各有程度之别，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也体现在对直译的不同分类上，如成仿吾把其分为“形式的直译”（根据字典逐字翻译）与“内容的直译”（1202），雷海宗也有“灵活的直译”“逐字逐句的直译”“硬性的直译”“过度直译”（罗新璋、陈应年，2009：641-643）等不同的说法。这些分类也体现了基本概念的衍生性特征。直译意译之争的结果往往是走向调和论，朱复钧所谓“当用意译的时候便用意译，当用直译的时候便用直译”（2356），或者用王佐良（1979：131）的话说则是“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当然，还有另辟蹊径的，如林语堂认为直译、意译的命名不妥（如模糊性大，很容易流向死译、胡译），于是便提出了“字译”与“句译”的翻译方法，并认为“译文须以句为本位”（2450）。总体而言，受新文化运动等社会环境影响，直译在民国时期的翻译策略争论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哪怕其本身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定义。

关于直译与意译的概念，无疑也受西方译论的影响，如吴宓所谓的直译与意译源自德莱顿的话语，（逐字）直译与意译和圣杰罗姆所谓的“word for word”与“sense for sense”翻译方法也比较相似。然而，纵观民国时期有关直译与意译的论述，不难发现这对概念更多是本土生发的，是出于描述与指导国内翻译实践的需要。1921年，梁启超还用这对概念来描述佛经翻译，把从汉到唐的佛经翻译文体的历时演变称之为未熟的直译、未熟的意译、直译、意译、（玄奘）“意译直译，圆满调和”（924-930）。梁启超把文质问题置换为直译意译未必准确（如文涉及删削，意译则未必），但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翻译策略的相通性，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对概念的“民主化”或普及性。值得说明的是，直译和意译通常被视为翻译方法（熊兵，2014：85），本文之所以把其视为翻译策略，是因为民国时期对直译和意译的探讨更多是宏观层面的理念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的翻译方法。

4. 新千年后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在国内出现得比较晚，但目前俨然已成为国内翻译策略的代名词，甚至还囊括了直译、意译（熊兵，2014：84-85）。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国外韦努蒂等人的影响密不可分，也是国内翻译研究健康发展的一种表现。如果不究其名但论其实的话，道安提出的“五失本”是典型的归化翻译（包括语言与诗学层面），早期的“格义”也是典型的归化翻译。晚晴民国时期的归化现象也非常频繁，如严复把《天演论》中所引西方的“古书古事”改为“中事中人”，傅东华把《飘》中的人名地名“中国化”等。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写道，“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200）。梁启超的言论不仅体现了意译与直译也体现了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张力。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写道，（翻译《死魂灵》）“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接着又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2873）。这是“归化”二字在中国翻译界较早的一次露面，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提“异化”二字，但其中的“保存洋气”“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何尝不是异化翻译的表现呢。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傅东华等对“语体文欧化”（1921-1922）的大讨论也反映出了异化翻译的理念，只是他们用的是“欧化”二字，聚焦于句法层面而已。也不妨认为欧化就是早期的异化，但作为翻译策略，欧化的使用频率远远不如直译，包括其近义词洋化、西化等，后来随着异化概念的突起，欧化等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归化与异化的探讨集中在新千年之后，之前也有一些零星的论述。1987年，刘英凯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岐路”的论文，探讨了归化的定义、归化的原因以及归化译文的具体表现等。刘英凯（1987：59）认为，“‘归化’的翻译，归根结蒂，是意译的极端”，把归化与意译结合了起来。在这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异化”二字（“以旧诗词的体式翻译外国诗歌其结果难免是对出发语言的异化”），但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并不是翻译理论界常用的内涵。刘英凯反对归化翻译的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相对其后的翻译思想而言），可惜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吴泽林（1989：74）较早地使用“异化”二字，他认为“在翻译活动的历史过程中，引入与求异的要求和传统文化对异己物的抗拒通过 引人与抗拒、异化与归化的相互斗争，保持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平衡态势”。这是目前笔者读到的文献中首次并列使用“异化与归化”的，之后也有洋化、欧化等与归化并用的，如刘禹轩（1990）、刘重德（1998）等。郭建中（1998）的《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是较早地专门论述归化与异化的文章，他还提出“Venuti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同上：13），新千年后又多次深入介绍与诠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如郭建中（2000、2008、2009）等，促成了目前“言异化必称韦努蒂”的局面。谭惠娟也是论述归化与异化较早的一位学者，她（1999：45）指出，“异化还是归化一直是翻译界直译派和意译派争论的焦点”，进而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角度肯定了异化的价值。郭建中和谭惠娟的两篇论文的标题中都含有归化与异化，属于此类论文中（标题中含归化与异化）引用最高的十篇（都超过了230次），其他都是新千年之后发表的，其中有两篇的引用高达2300余次，这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归化与异化在近20余年的影响力。

孙致礼（2002：40）基于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考察，认为或者说预测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也就是以异化为主调；他还认为中国翻译界在20世纪后期对归化与异化进行重新思考，是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同时结合施莱尔马赫、韦努蒂对这对概念的理解，把异化和归化视为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孙致礼主要针对外译汉而言的，未能注意到翻译方向对采取何种翻译策略的影响。针对孙致礼的观点，蔡平（2002）提出了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而异化处于从属地位的观点。蔡平主要是从语言（形式）方面立论的，针对的是翻译方法，认为文化内容的归化与异化不属于翻译方法的范畴。暂且不论蔡平的观点是否准确，从他的文章中至少可以得出归化与异化在不同的层面运作（语言、文化），这对概念既可以作为翻译策略，又可以作为翻译方法。王东风（2002）简要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概念界定、历史缘起和理论现状（尤其是韦努蒂的观点），认为相对直译与意译而言，归化与异化把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由此可见，归化与异化的内涵要比直译与意译丰富地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学者的相关著述，尤其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归化与异化在国内外往往被视为翻译策略，针对这种倾向，韦努蒂甚至说，“异化不是一种策略”，“归化和异化是道德态度问题，而不是词语选择和话语策略问题”（郭建中，2008：43-44）。显然，韦努蒂强调的是异化作为一种伦理，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作为翻译策略，何况他自己在《译者的隐身》中也多次把异化作为翻译策略来论述，也正是策略的选择体现了译者的伦理。冯全功（2019）认为文化差异（包括语言、诗学、意象、思维等多个方面）是归化与异化的生成动因，没有文化差异，也就无所谓归化与异化，并把归化与异化分成三个层面，即句子上的方法层面，语篇上的策略层面和对待异域文化态度上的伦理层面。冯全功关于文化差异是归化与异化生成动因的观点比较新颖。然而，何谓文化？文化差异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语言差异属于文化差异的话，是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归化翻译？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新千年之后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探讨很多，更有大量应用研究，包括对某部作品或某位译者归化与异化的策略分析。从目前来看，理论上异化翻译具有压倒性优势，实践上似乎也占了上风，尤其是接受语境相对成熟的外译汉。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有学者提出目前的汉译外应以归化为主，如胡安江（2010）等。胡安江的观点不无道理，他关于如何根据形势选择翻译策略的思考体现了归化与异化的复杂性，尤其是涉及不同的翻译方向与文化地位时。换言之，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也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如弱势文化在译介强势文化时往往倾向于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5. 翻译策略话语的历时演变与概念体系

相对翻译方法而言，翻译策略一种更加宏观的翻译理念，是针对语篇整体而言的，并贯彻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可视为翻译策略，前后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中，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也可作为翻译方法，表现在文本片段（如句子）的翻译上，此不赘述。梁启超（924）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把佛经翻译的文与质和直译与意译联系起来；孙致礼（2002：40）认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王东风（2002：24）认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这些观点都证明三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其内涵不尽相同，如文质不仅指翻译策略，同时也是译文风格。“‘概念’总是高度复杂的、高度竞争性的”（周保巍，2012：9）。针对中国翻译策略话语而言，这种竞争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某一概念不同内涵的竞争，源自概念本身的歧义性或多义性，如对文、直译、异化的解释；2）同一组概念的共时竞争，如直译与意译以何为主导翻译策略；3）三组概念的历时竞争，如目前归化与异化几乎已成为翻译策略的代名词，直译与意译通常仅被视为翻译方法，文质已基本上被尘封在历史之中。特定概念的内涵和翻译对象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这也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的一种表现。佛经翻译理论话语中的文表删削时与佛经的大体量、重复话语多等特征密切相关，目的是对佛教的有效传播；异化与当代尊重差异的伦理思潮有关，目的在于求真与保存差异；五四前后的直译更加复杂，对直译的提倡与对晚晴时期以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自由式与文言化翻译的反抗直接相关，与新文化（白话文）运动以及当时的拿来主义思潮也密切相关，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国语与引进西方文学与文化。其中，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成员之间关于直译、意义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各自信奉的文学理念（再现主义与表现主义）（胡翠娥，2013）。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策略基本概念的“指示器”（反映历史）作用。

概念的内涵需要通过与其他相似（相关）概念的对比与互动中获得，“对概念的历史研究，不单单是考察一个概念，还要研究在同时代其他与此相近或相邻的一些概念”，“所有这些就一起构成了概念群，形成一种概念结构，或一种概念的谱系”（李宏图，2012：6）。这种概念群就是一个语义场，为全面地理解特定概念提供了场域参照。通过通读《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翻译论集》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论著，笔者在此尝试梳理出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这三组翻译策略的概念话语体系或概念语义场，如下：

表1：文与质、意译与直译、归化与异化的概念话语体系

由以上概念体系不难发现，中国翻译策略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后面的往往以前面的为参考，同时结合时代思潮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直译与意译强调语言与句法层面，归化与异化则注重文化与伦理层面。这体现了斯金纳对概念史研究的两条线索：概念内涵的变化与概念名称的变换（刘徽，2008：25）。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归化与异化取代了直译与意译，成为翻译策略的代名词。关于这些概念的争论，由于历来对某一个概念很难有精确或公认的定义（概念往往只能被诠释），最后往往走向调和。关于文与质，北凉道梴在《毗婆沙经序》中写道，“考文详义，勿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35）。这里的“除烦”是文的要求，“即实”是质的表现，体现的也是一种调和论，不妨视为文与质“圆满调和”的先声。关于直译与意译，都以“达意”为要求，也都强调传达原文的“神韵”，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概念本身的争议性。关于归化与异化，概念所指的多层面性（如语言、文化、伦理、政治）更是让这两个概念纠缠不清。另外，除了归化与异化，是否还有等化的存在（也就是不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如把“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译为“趁热打铁”）？这也体现了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孙致礼（2001：32）认为，“如果我们可以笼统地把直译算作异化，把意译算作归化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翻译史跟其他国家的翻译史一样，整个也是一部异化与归化此起彼伏、竞相辉映的历史”。纵观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尤其是这三组概念的历时演变关系，可知此言不虚矣。

6. 结 语

受实用理性的影响，有关翻译策略的争论一直是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核心。中国翻译策略话语从古至今经历了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演变，相关概念的内涵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总体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如佛经翻译中的文有删减刊削以及文饰的内涵，晚晴林纾、严复的翻译有时也被视为“达旨之意译”，这种意译与古代的文基本上是相通的，也是民国时期直译派人物所反对的，鲁迅所谓“任情删易，即为不诚”（451）。把这种“任情删易”的色彩去掉，意译与归化就很相似了，这也不妨视为一种内涵的扬弃。每组概念都是竞争性的，在历代争论中，基本上都是质、直译、异化占据了上风（至少从理论层面上而言），体现了译者或翻译理论家对求真的追求，同时也是译者伦理的重要体现。不过在实践层面，文、意译、归化似乎依然比较流行（在晚晴等历史时期还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归化的语言形式，如严林二人的文言翻译、许渊冲（2000）提出的“发挥译语优势”等。这主要是基于务实的考虑，是为了照顾或迎合译文读者的需求，或者试图超越原文、与原文（作者）展开竞赛的一种表现。此外，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等都有很强的意译或归化倾向，对国内翻译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翻译策略话语中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体现的基本上是求真（作者、原文、原语文化导向）与务实（译文读者、译文、译语文化导向）之间的张力与较量。求真与务实也不妨视为历久不变的翻译观念史。翻译策略争论的结果往往是一种调和，得出类似“直译意译融于译、归化异化归于化”（赵彦春，2012：38）的结论。这种调和体现的正是东方的和谐思维与中庸之道，类似于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说。这也意味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综合考虑翻译目的等各种内外因素，辩证地认识与灵活地运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翻译策略，把概念转化为行动，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 释

[1] 本文会大量引用该编著中的文献，后文凡有重要的直接引用，只注明页码，不再标注其他引文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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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全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文学翻译修改等。

2、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方法，翻译技术问题汇总与解答

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方法?1.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术语提取工具吗？，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方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翻译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1.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术语提取工具吗？

目前国内外各种术语提取软件都有很多，按照系统结构整体上可分为独立式和集成式，其中独立式包含单机版与 Web 版。单机版如 SDL MultiTerm Extract、SynchroTerm、TermSuite、Simple Extracto；Web 版如 Sketch Engine、Terminus、TermoStat、语帆术语宝(LingoSail TermBox)等。而集成式就说的是 CAT 工具了，其依附于计算机辅助软件本体，进行术语提取，如 Déjà Vu 中的 Lexicon、Anchovy、memoQ 中的术语抽取模块。Sketch Engine 中的术语抽取功能也较简单快捷，可以尝试一下。

关于术语问题还可以参考一下王华树与王少爽老师的《术语管理指南》一书，以及中国科技术语 2022 年第一期中的一篇名为《术语抽取软件测评框架研究》的文章，里面的内容都可供参考。

2. 图书翻译可以用到 CAT 技术吗？

可以，在图书翻译中使用 CAT 工具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翻译流程的自动化，也便于管理翻译流程和质量控制，统一图书中翻译术语，提高翻译效率。

可以参考以下几位老师的论文：梁本彬、肖志清、徐彬、王臻等，具体论文如下：

• 徐彬,梁本彬,王臻.AI 时代图书翻译出版的技术应用现状及展望[J].外国语文,2021,37(01):18-25.
• 梁本彬.人文类图书翻译中的 CAT 可行性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2018(01):73-81 110.
• 肖志清.图书翻译项目驱动的译后编辑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3(05):38-51.

3. 有没有工具或方法将多个记忆库合并为一个记忆库？

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比如，利用 CAT 工具，Trados 中的记忆库管理可以实现此功能；这里以在线版的 YiCAT 为例，可以实现记忆库合并的功能：进入 YiCat-语言资产-记忆库管理-合并-选择要合并的记忆库-合并。使用 Trados 进行记忆库合并会有些复杂，具体可以参考：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tZGTiAnr3Wnyvdfvu267ViK0lEIYXnMOTASR3_3CIqN2H3lEYAAQN_zL3yefctz&wd=&eqid=d1e1f5a3000e2a910000000561da4418

4. 对于有较长翻译实践但 CAT 经验缺乏的行业译员来说，请老师推荐一款易上手的 CAT 软件，以便运用于翻译实践提高效率？

目前 CAT 工具种类众多，主要分为在线版和单机版，单机版主要有 Trados、transmate、Déjà Vu、MemoQ 等，在线版包括 YiCAT、MateCat、Smartcat 等。从易上手的角度来说，在线版的推荐 YiCAT，它界面简介，操作简便。单机版的推荐 Déjà Vu，它的界面类似于我们平时用的 Microsoft Office 系列的界面，相对于其他几款单机工具，Déjà Vu 是相对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上手的。

5. Trados 辅助翻译软件有很多应用插件，请介绍一下一些插件如何使用？

下面内容供参考：① Termexcellerator，用Excel直接当术语库使用，多用于游戏本地化；② MT Comparison，对比不同机器翻译引擎，日常翻译用；③ Post Edit Versions，用于译后编辑结果对比，尤其是看生成的编辑距离图表。以及写论文做译后分析的依据; ④ 还有些最常用的MT Enhanced Pluggin、导出xliff文件、中英段对照等等。

6. 老师好，您可以推荐一款中英字幕文件的对齐工具吗？

关于处理字幕的软件，目前网络上也有很多，比如 Aegisub、Open Subtitle Translator、Subtitle Workshop、Popsub 等。更多工具，可以再微信搜索中搜索“【翻译技术科普】6 款常用对齐工具大盘点”，发现更多内容。

7. 目前有没有办法实现对俄语语料的词性标注？

有界面的工具推荐原始版的 Tree Tagger，懂 Python 的同学可以使用 Stanford CoreNLP、Stanza 或 NLTK 等。

8. 请问术语格式转换的工具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关于术语和语料加工处理，推荐大家使用我们开发的库酷语料工具 ，基本上融合了上述工具的多种功能，免费使用。如果发现问题或有改善建议，请随时联系我们。

https://note.youdao.com/s/4Johacbd 密码：TG6J

9. 库酷语料转化工具非常好用，但是导出的译文和原文 Excel 表格无法对齐？

库酷可以对常见的 Office 文档，TXT、TMX、SRT、ASS、PDF 等文件进行格式转换。界面右侧的细分功能非常多，根据需要可以任意组合功能按钮实现多种数据加工处理。估计是操作的问题。

10. 有推荐的爬虫软件么？以便在网页上抓取所需要的语料

爬虫软件有很多，比如八爪鱼、集搜客 GooSeeker、前嗅 ForeSpider、火车头、爬山虎采集器、parsehub 与 http://import.io。其中 http://import.io 以及爬山虎都是比较傻瓜式的操作，八爪鱼的操作不是很难。而 http://import.io 免费的抓取页面有限制，大概 2 万左右，如果是 Mac 用户也可以考虑使用 ki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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