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的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必知100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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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必知100事(四四)海禁政策:中华帝国的沉重枷锁
海禁政策: 中华帝国的沉重枷锁
启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人类文明交流是常态,封闭是变态。故步自封带来的不仅仅是傲慢无知,还有落后和消亡。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暂停东南沿海的贸易,我国首次出现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贯穿元、明、清三代,持续长达500余年,直到鸦片战争清朝被迫开关结束。海禁,指的是官方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并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通商的一种闭关锁国政策,也被称为“孤立主义”。
汉代以来,中国便通过丝绸之路和海道与多国进行贸易往来,唐宋时期的外贸尤其繁盛,元朝时,首次出现“海禁”政策,并被明清两代继承。这期间,海禁政策时常调整,据情况有张有弛。
宋元时期泉州交通图
从长远来看,海禁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海禁阻碍了中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而混乱的外贸管理使得走私活动更加泛滥,造成了海盗屡禁不止的情况,并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尤其是清朝时期的海禁,使中外交流不畅。有学者认为,封闭的环境不仅给了统治者盲目的优越感,还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相比西方落后,最终造成中国近代被列强侵略的后果。
那么,海禁政策实行的具体过程到底如何?
元朝时期是海禁政策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海禁时兴时废,且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调整之后会迅速得到恢复,没有对中外贸易造成严重的阻碍。
元朝的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世祖为了征伐爪哇国,暂时禁止了两浙、广东和福建的通商行为。战争结束后不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下诏海禁结束。
元爪战争路线图
第二次海禁于大德七年(1303年)开始,因海盗贿赂官员成风,为了整顿吏治,元成宗下令 “禁商下海”,并取消市舶机构,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明令重新整治市舶司,标志着第二次海禁结束。
第三次海禁,也是为了整治受贿严重的市舶司,元武宗在至大四年(1311年)下令取消市舶提举司。后来,元仁宗延祐元年( 1314年)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复立市舶提举司。
最后一次海禁从元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开始,因走私行为屡禁不止,元英宗下令扩大违禁物品的范围,并“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后在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为止,在 “泉 州、庆元、广东”三地, 恢复市舶提举司,第四次海禁正式结束。此后至元灭亡,市舶机构没有再发生变化。
短暂的海禁没有对元朝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元朝海外贸易非常频繁,商业经济发达,国内出现了风气开放、文化繁荣的景象。
到了明朝,海禁政策被统治者进一步强化,管制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久。
倭寇
明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山东、直隶、浙东、福建等地深受其害。加之元末农民起义的残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亦遁入海岛,与倭寇相互勾结,严重地威胁到明朝新生的政权。为了防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并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逐渐罢黜太仓、泉州、明州、广州等市舶司,几乎等同于断绝了中外贸易。并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废昌国县(今浙江省舟山市),将附近居民内迁,禁绝民众的一切海上活动,包括捕鱼。这样断绝沿海居民的谋生之路,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纷纷流亡各地,不少人入海从盗,或参与走私行为。
到了明成祖时期,虽然有郑和下西洋这一盛举,但明成祖却从未放松海禁政策。他不仅延续了明太祖的海禁措施,还下令将民间海船全部整改,以切断沿海居民出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明成祖则大力发展朝贡贸易,在恢复了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来远、安远、怀远等驿,以接待外国朝贡的使臣。
为了彰显明朝的国威,朝贡贸易往往秉持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忽略市场规律。这令各国为了获利,大量输入明朝人不需要的东西,因此经常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现象,导致明朝大量亏损。朝贡贸易自身的缺陷,使得它的寿命必然不会长久。于是,在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朝贡贸易也随之衰落。
明朝中期,海禁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全面爆发。民间走私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系列武装走私集团。代表人物为嘉靖年间的海盗头目王直,一时“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趸达到数十万,并自称“靖海王”、 “徽王”,他与日本倭寇相互勾结,造成了40余年的“嘉靖倭乱”。明王朝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也难以禁止。
后来,靠着两浙总督胡宗宪和军事天才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断打击,才瓦解了走私头目和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骚乱。
嘉靖帝死后,明穆宗认识到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于是着手调整海禁政策,并在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
堵不如疏,隆庆开关很快就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公开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道路,不仅走私行为得到抑制,朝廷还获得了大量的税收。史料显示,仅福建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明朝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广受世界各国欢迎,于是大量白银流入明朝,有力促进了国内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好景不长,清朝时期,海禁政策发展至顶峰,全国只有“一口通商”。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支持反清复明势力,尤其是明郑小朝廷,顺治帝实行了“迁界禁海”。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比明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于1684年设立了四大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分别是粤海关(广州)、闽海关(福州)、浙海关(宁波)、江海关(上海),其中每一个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康熙皇帝甚至恢复了与日本的往来,比隆庆开关的范围更广。
此时,距离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已经过去近200年。欧洲人将殖民势力逐渐扩张到全世界后,一直尝试突破中国的贸易门槛,比如葡萄牙在明朝登陆澳门后,不断经营,到清朝时已经在澳门生根发芽,拥有自己的武装、教堂和城墙。这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悦,1717年,康熙下令实行“南洋禁海”,关闭了部分通商口岸。
后来雍正曾短暂开海,但是到乾隆年间,西方殖民者仍不断试图渗透中国,1755年发生了“洪任辉事件”。
广州十三行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前往宁波增加贸易量,这导致广州港大受影响,于是朝廷将浙江海关的关税加倍。洪任辉便进京告御状,申诉海关官员的勒索行为,以及争取洋商的贸易权利。这触怒了乾隆皇帝,直接导致清朝的海禁政策再次加强,最后只允许广州进行对外贸易,史称“一口通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从上述海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历代政府不断加强禁海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消灭反叛势力。
元、明、清初期,为保证新生王朝的统治,配合国家剿灭前朝的反叛势力,统治者通常选择将海外贸易一禁了之,来避免不稳定因素的出现。短时间来看,海禁对于稳定边疆地区,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统治者为了获得海外贸易的最大利润。
元朝实行“官本船”制度,是中国古代加强官方控制海外贸易的典型特征。所谓“官本船”,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贸易所得利润,官七民三。
明朝初期实行的朝贡贸易,实际也是官方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清朝实行“一口通商”,也是为了减少海关管理难度,提高获利效率。
第三,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的惯性思维作祟。
元朝开海禁之先例,影响了明清统治者加强海外贸易控制的思维惯性。再加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且“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活跃性,让统治者认为我国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
漫画: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比如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但乾隆却以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拒绝了。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日本遣唐使学习唐朝的科技文化,都是通过主动交流从而改善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却使得领跑世界的中华民族逐渐被现代科技甩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再次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这说明平等与积极的交流,有利于个人和国家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2、清朝海禁的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必知100事
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开始,世界进入了大殖民、大航海、大贸易的时代。辽阔海面上一艘艘艨艟巨舰为寻求财富劈波斩浪。海盗因此兴起,私掠的、“公”掠的、“公私合掠”的各类海盗,出没在五大洋的各个角落,留下一段段传奇故事。
当时正值明朝末年,中国海上也诞生了不少传奇的海盗,如福建郑芝龙为首的“十八芝”集团,驰骋东亚海疆数十年,盛名远播西洋。其子郑成功,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上图_ 手持权杖的郑芝龙,见于一幅荷兰人绘制的海图
清代以后,随着朝廷颁布禁海令,海上贸易逐渐萧条萎靡,海盗也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到了嘉庆年间,海盗活动却又开始死灰复燃,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中国的东南沿海,崛起一股股庞大的海上武装集团,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式限于仰攻,枪炮窘于逆击”,组织严密,意志顽强,“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使处于劣势也会拼死到底”。在海上横行无忌,劫掠船只,征收私税,甚至有称孤道寡,自立朝廷之举。
大清一统江山已过百年,清政府自己吹嘘是中兴盛世。可这些海上兴起的惊涛骇浪,如同内陆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一样,给统治阶级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大嘴巴子。为探究嘉庆年间海盗兴起原因,不妨先来看看各省海上的具体情况。
上图_ 老年时期的乾隆
- 南粤风云
清代广东海患始终不绝,但直到乾隆末年,都还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全老人还得意洋洋地说:“广东现无紧要事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形势就发生了急转而下的变化。
嘉庆七年(1802年),阮福映攻灭西山朝,统一越南。原先越南西山朝皇帝阮光平,曾招募大量中国渔民、水手,组建水师,被中国船员称为“粤南大老板”。西山朝覆灭后,水兵们失去依靠,回到国内,沦为海盗。开始这些溃兵还是分成小股各自为战。
上图_ 袭击西洋商船的广东海盗
但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其中七股最有影响力的海盗立下合约,组成同盟,“会同众议,以肃公令”,实现了海盗力量的大联合。从此华南海域,再无宁日。嘉庆十年夏,大洲盐场70艘盐船为海盗焚毁,不久另又有110艘盐船被烧为灰烬。
嘉庆十三年(1808年),海盗俘杀清军总兵林国良,攻入内河,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在三善地方,海盗洗劫村庄,把全村80多口男丁全部杀害,头挂在村口大榕树上,再将妇女掳至船上,扬长而去。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从广州至澳门的珠江两岸,许多因海盗土匪勾结烧杀抢掠的市镇废墟历历在目。
上图_ 张保仔(1783年—1822年),原名张保,籍贯广东新会县江门镇水南乡人
这七股海盗势力,除了以郑流唐为首的一股较早接受诏安,归顺朝廷外。其余六股,编成“天、地、玄、黄、宇、宙”六支舰队,分别悬挂红、黑、白、蓝、黄、绿旗帜。为首势力最强的为红旗帮,头目郑文显,人称郑一,早年跟随其堂兄郑耀煌落草为寇,后投奔越南西山朝。在嘉庆十年大聚义时,属下已有200艘战船,当之无愧的成为盟主。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时,仅在香港鲤鱼门地区,就有他的600艘海盗船在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南霸天。
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郑一为飓风所沉,死于非命。他的队伍为其养子张保仔所接管。
上图_ 战斗中的郑一嫂
张保仔,广东新会江门人,十五岁时出海打渔,为郑一所掳。郑一见其聪明能干,收为义子。其为人多谋善断,任侠尚义,能制服群下。郑一死后,遂成为红旗帮头领,并娶郑一遗孀石香姑(江湖人称郑一嫂)为妻。
张保仔在粤海纵横驰骋,“独雄于诸部”,嘉庆十三年杀死总兵林国良的就是他。同年八月他又在阿娘鞋击败参将林发,十四年,又在万山、广州湾连败提督孙全谋,六月,在桅夹门再次大胜清军,清总兵许廷桂兵败自杀。
上图_ 澳门守军使用的中西结合帆船
张保仔连战连捷。清政府视之为心腹大患。嘉庆十四年十一月,清军纠集民团,联络澳门的葡萄牙海军,在赤沥角围攻张保仔,企图将其一举剿灭,但在九天九夜的激战之后,还是让张突围逃脱。
朝廷进剿海盗无可奈何,于是便转变策略。广东巡抚,拿出了坚壁清野防御和政治招降两种手段。一面组织组织团练,推行保甲制度,“联防练丁,铸炮置械”,同时将官盐由水运转为陆运,让海盗无物可劫;另一面开出优厚条件,进行招安,同时在各支海盗势力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由于海盗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地位低下。在官府的封禁下,日子开始难过,再行招抚,便纷纷投诚。嘉庆十五年,黑旗帮郭婆带头投降清政府,不久之后张保仔也归顺朝廷,广东匪患才渐趋于缓和。
上图_ 海盗郭婆带的藏书船,据《点石斋画报》
- 闽海恶浪
再看福建情况。福建海盗最具盛名者,当属蔡牵。蔡牵,福建同安人(今属厦门),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至霞浦水澳村,给各家做佣工为生,补过渔网,弹过棉花。乾隆六十年(1795年),下海为寇,开始时同伙只有数十人。但蔡牵“善捭阖,能使其众”,“手下人见蔡牵,各人起坐自由,并无尊卑规矩”,他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从台湾海峡到山东半岛,都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劫掠商船,勒索赎金,征收商税,“番船一艘四百金,回船加倍”。
蔡牵除劫掠商船,还进行走私活动。他的船队游弋于大洋之上,操纵着对日本、荷兰的贸易。
上图_ 英国双桅帆船与海盗的近距离交战
蔡牵的船只,是一种叫做“鸟船”的尖底船,可以避免搁浅触礁,在海上行走如风,灵活机动,而且船壳坚硬耐造,抗炮火能力强。后来蔡牵又“厚赂闽商,更造大船之于霆者”,装备更加精良。
蔡牵的发展壮大,是和台湾的反清起义分不开的。蔡牵曾经五次进入台湾,积蓄力量,一度有盘踞占领台湾,形成武装割据之势。1805年12月,蔡牵第四次登陆台湾,嘉义邱红、风山(今高雄)李天赐、台湾府(今台南)周天寿各部反清义军纷纷响应。蔡牵夺取风山城,并对台湾府城形成合围。这时的蔡牵志得意满,他自称“镇海王”,刻了“王印正大光明”的金印,号令两万多人马,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上图_ 嘉庆皇帝(1760年—1820年)
蔡牵的活动震撼清廷,嘉庆皇帝极为震怒,调集闽浙东南力量,采取强硬措施剿灭蔡牵:
一是严格沿海保甲制度,无论土著客籍、畸零单丁,全部编入保甲,“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总甲;一村立一总保;一山一岙立一岙长,给以费,使之互纠通贼者,获之有赏。”保甲内无家属者,不得下海,下海者,互相保结。
二是大力发展团练武装。鼓励民间力量编练民团,任命地方官员出任民团帮办顾问,遇盗以鸣锣为号,互相接应协作。“沿海之旗连续如云,有警鸣锣相召,在田业农者闻声并集,故贼不敢近岸。
三是发展装备,提升武器质量。由闽浙两省地方官员和绅商踊跃参与,筹捐十万余金。在杭州、温州铸炮400余门,又造新式战船“霆船”,“最坚壮,加以大炮,兵威大震”
四是任命水师总统,统一指挥作战。1804年蔡牵四攻台湾之后。朝廷认为是因为金门、海坛各地水师协同不利所致。在惩办相关官员后,任命李长庚为闽浙水师总统。
上图_ 清代华南海盗使用的快蟹船
在朝廷的多措并举的全面攻势下,蔡牵处境日艰。嘉庆十二年(1807)初,据被捕的海盗供称:“蔡逆帮船原有三十余只,因沿海官兵杜绝接济,各贼船内食米、火药俱已缺乏,并兵船四路查拿,有私自驾船逃散的,此时仅存船二十五只,势甚穷蹙。各船内俱以地瓜丝度日,欲投朱濆合帮,又恐朱濆擒拿献功,心疑不决。”
但面对困难,蔡牵并未屈服。嘉庆十三年(1808年)一月,李长庚用十倍船只兵力从浙南千里追歼蔡牵,并在广东南澳黑水洋海域将蔡牵围困。但在最后即将登船擒获蔡牵之时,海上突起风暴,蔡牵趁机指挥船尾连发火炮,将李长庚击毙,突出重围。
杀死李长庚后,蔡牵的情况并未好转,他遭受多股清军的连续围剿,越打越困难。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月,蔡牵在舟山珞珈山遭遇定海总兵朱天奇截击,撤退后又在台山被福建提督王得禄围攻,在击败王得禄后,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又率援兵赶到。最后蔡牵的旗舰被撞坏行动不得,船尾又被击中起火。蔡牵不愿就擒,下令点燃弹药仓引爆战舰自尽。纵横东海十六年的“海贼王”,就此陨落。
上图_ 清军与海盗激战,据《靖海全图》,香港海事博物馆藏
- 浙东狂潮
再看浙江情况。浙江同广东相似,在乾隆末年以前,只有当地的“土盗”,船不足十艘,人不满百人。但到了嘉庆元年,越南西山水师残部进入浙江海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浙江海域的越南海盗为首的是西山朝“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伦贵利,原姓王,广东海澄(今属汕头)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参加西山水师,因战功封侯。西山朝国势危亡之时,以“巡海”为名,率领战舰28艘, 进入浙江海域劫掠。
越南海盗原先为正规海军,装备精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本地海盗见状纷纷起而效仿,建立起军事化的武装海盗集团。最强的为林彩、庄有美为首的凤尾帮,有海盗船70多艘。还有林亚孙的水澳帮,实力与凤尾帮不相上下,活动在闽浙交界处。其次是江文武为首的箬黄帮,有海盗船20艘。福建海盗集团蔡牵、林发枝等部也常来浙江活动。越南海盗,本地海盗,福建海盗构成了浙江海上的“海王三叉戟”。
海盗力量强大,以至于清水师见到海盗船行劫,都“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却使情况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上图_ 清代海盗旗残片--十五仔海盗集团的旗帜,英国海事博物馆藏
嘉庆五年(1800年)6月,伦贵利部和水澳、凤尾、蔡牵各部在台州松门山集结,战船200多艘,兵力上万人。而应战的浙江水师只有三四千人,闽粤援兵又迟迟不至。海盗联军胜券在握,以为可以就此全歼政府军,让浙海彻底成为海盗的天下。
可是谁知此时,一场飓风猝然降临。一时“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海盗舰队“贼船撞破,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海”,守在岸上的清军“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是役被清政府称为“神风荡寇”。伦贵利被擒,凌迟处死。凤尾、水澳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相继败灭,“浙洋土盗尽平”。唯有蔡牵,在战后收编了浙江海盗残余,势力重新壮大。直到他最后覆灭后,浙海才趋于平静。
上图_ 西方油画上的广东海盗船
- 背后的原因
从三省海盗的兴起可以看出,嘉庆海匪猖獗的几个原因:
一是外部势力影响。广东、浙江的海盗原先都是小股势力,受越南西山水师残余激发,才形成了庞大的海盗集团。福建的蔡牵部也曾兼并了越南战船百艘,壮大了力量。
二是清中叶,民生困苦,官兵民反。清朝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人口膨胀,地少人多,特别是浙闽沿海地区,山地居多,社会矛盾更加激烈。这时清政府严重腐败,对百姓盘剥压榨更甚,百姓生活日窘。而东南地区长期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民间始终潜藏着反抗满清的思想,下海为盗,对抗朝廷自然不足为奇了。
上图_ 正在施展水遁的海盗,据清末《点石斋画报》
三是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清朝虽然整体上闭关锁国,但局部地区还是有对外开放的。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口岸,是“天子南库”,西洋商旅云集。宁波是对日贸易的重镇,是中国-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得近海国内航线也十分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船,足令图财者铤而走险。
四是清军的腐败堕落。至嘉庆时,东南已近百年无战事,军备不整,海防松弛,也给海盗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庆年间的海盗,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也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历经十余年,海盗渐渐平息,但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又带来了一场更大狂风巨浪,将中国拖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大狮子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刘平 社会科学 2013.4
〔2〕《纵横海上十六年的蔡牵》盛巽昌 航海 1993.4
〔3〕《清嘉庆年间的粤洋海盗——以张保仔为中心的讨论》 彭崇超 史志学刊 2018.3
〔4〕《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 谭世宝、刘冉冉 广东社会科学 2007.2
〔5〕《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十九世纪初“大海盗”蔡牵为中心的考察》 杨国桢 张雅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3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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