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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朝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立志铲除恶习，只一招就让混混儿服软

话说1901年，李文忠公过世，临终前曾举荐一人，此人便是袁世凯。天子谕旨颁下，袁世凯自此出任直隶总督一职。

到总督任上之后，袁世凯按照皇上推行变法的旨意，在天津率先执意新政。筹饷练兵，建立北洋六镇，大力推行强国军事教育。兴办学堂，改革司法，创建实业，引进东洋先进学说，建立天津警察部，推行铁路建设等等等等，老袁此时的所作所为，可谓是开文明之先河，为腐朽的大清王朝迎来一丝曙光。

袁世凯由天津起家，立志要将天津变成大清国最文明之地。于是袁世凯竖起维新民风大旗，试图治理地方，彻底铲除天津地方的种种弊端。

天津这方土地，九河下梢七十二沽，老百姓自己形成了一副特有的地方文化，在外人看来格格不入，但在天津卫老百姓眼里，这些糟粕也好，奇葩也罢，都是老规矩，有规矩就不能破。可袁大人却恰恰是个厌恶恶习，喜欢不按规矩出牌之人，他对天津地方的种种恶习嫉恶如仇，借此机会，他要大肆整治一番。要让天津卫和朝廷以及大清国的州州县县看看自己的手段。

袁世凯早年落魄之时，也曾混迹天津居住过一段时日，他对此地甚是了解。在他眼中天津有四大害，这四害便是混混、盗贼、鸦片、娼妓。此四害非除不可，若不连根拔起，天津城无新政可言。

要治理“四害”，首当其冲的便是混混儿。袁大人要拿混混开刀，将这百年的糟粕拿掉，后面的几样便好办了。

说起老天津卫特有的青皮混混儿，这些人真可谓可恶至极，寻衅闹事，聚众斗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打架混不吝，行事不要命；什么抽黑签，什么跳油锅，什么滚钉板…..花样百出，一样比一样邪乎。就为在对方面前抬抬脸，有“艮”的混混儿就敢将两根手指从呼呼冒火的火炉子中夹出烧得通红的煤球点烟卷。两根手指被烧的滋滋冒烟，眼见油都快烧化了，可这位依旧面不改色心不跳，面带笑容跟你谈笑风生。末了跟你说一声“二爷，您老也点一颗吧”。试问你敢不敢，自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敢。得了，以后这位拿煤球点烟的混混爷就算吃上你了。

要说这煤球点烟，其实都是小打小闹，真的赶上为抢码头，争地盘，抽了死签儿，比这要邪乎的多得多。两口油锅驾起来，下面木柴烧的啪啪乱响，油锅里的油烧的咕咕冒泡。拿块面丢进去，直接变油条。别说人跳进去，就是油星子溅到胳膊上，你也疼的受不了。可天津卫的混混儿就敢往里面跳，这一跳，必死无疑。放心，你死了，你一家老小所有人等，这帮兄弟爷们儿给管一辈子，任谁也不能欺负孤寡。赶上哪位五行该死，活该送命的主子，抽了死签儿，应了这差事，那就必须要干，而且从头到尾不能犹豫，不能怕，不能退却。胆敢有一样露了怯，不用外人，兄弟齐手，把你废了，装大麻袋扔海河里，因为你给混混儿丢人了。

这等行径，袁世凯早就了解，如今要整治了，就给你来个狠的，混混儿不是口口声声说不怕斗狠吗？那就让你们看看袁大人的手段，于是袁大人一声令下，把天津卫所有“在籍”的混混全收进了大牢，一个一个提审，一个一个用刑，你不是狠吗？看看公堂上面的玩意儿跟你比哪个更狠。什么抽鞭子，压杠子、打板子，铁筷子烧红后往身上烙，办法有的是，老祖宗五千年来研究出折腾人的玩意儿数不胜数，管保让你服软求饶。服软的，大堂上磕个头，表明今后好生做人，安守本分。画押之后，开枷松绑，乖乖回家，再不许到街面上逞凶斗恶耍混不讲理，如若再被拿获，只有一条路，站笼伺候。

您猜怎么着，这招真管用，别看平日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光膀子露纹身，满口骂骂咧咧，见谁都横着走，可如今过了一遍堂，一个个老实极了。成千上万“好汉爷”一个个成“孙子”了。

当然，这其中不乏真有那不怕死不怕折腾的好汉爷，人家那才叫真正的“玩闹”，真正的“大耍”。任你怎么折腾，这几位爷愣是不服软，你收拾的越狠他就骂的越凶，最后这几位全部关进“站笼”，置于公堂外的广场上，不许任何人送饭送水，头顶烈日，身迎狂风，脚踏青砖，来个“英勇就义”，为混混界叫叫板，三五日后，没一个活着出来的。

袁世凯这一手，算是震慑人心，老百姓茶余饭后提起他，吓得都不敢大声说话。不过袁世凯此举受到了乡绅文人的赞扬，不多日，晨报之中，出现一条新闻，天津各界联名感谢直隶总督袁大人英明神武，并送给他一个比混混儿还混混的雅号----“混世魔王”！

那么这位“混世魔王”袁大人后来又做如何，到底有没有真正令“四害”根除，这是后话，容大狮下次再说。真正精彩的在后面，今日这些不过是个引子罢了！

（此文由作者大狮所写，不得搬运抄袭！）

2、清朝末年直隶总督，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

【光明学术笔谈】作者：衣长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清朝末年直隶总督?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清朝末年直隶总督

【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衣长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直隶总督在清代诸多总督中政治地位最高，素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之所以直隶总督有着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因为其辖区的特殊。皇帝通过直隶总督，将中央意志转换为具体政令，由直隶总督贯彻推行至基层社会。同时直隶总督根据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相应的举措和建议提交中央，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轨道，达到中央增强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为凸显直隶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不仅充分放权于直隶总督，更给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将直隶省打造成全国区域内的治理标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

直隶省作为京畿地区，如何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受到清帝异乎寻常的重视。顺治初年，改明北直隶为直隶省，管辖8个府、2个直隶州、1个镇。清廷沿用明朝职官设置，在直隶地区设宣府巡抚、顺天巡抚、保定巡抚、天津巡抚（总督）、宣大总督、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等多名行政长官，进行分区治理。

康熙时期，相继裁撤官职后只保留直隶巡抚，形成单一行政长官制。雍乾时期，直隶省新设宣化、天津、承德3府，府的数量增至11个。雍正二年，清世宗以直隶巡抚李维钧治绩突出为由，授其为直隶总督，为示恩宠特别强调李维钧升直隶总督仅为特例，却事实上形成了直隶省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

晚清时期，升承德府朝阳县为朝阳府，直隶省府的数量虽增至12个，但实际境域并未扩大。这一时期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始探索官制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颁布《各省官制通则》，虽未进行直隶分省和增设巡抚，但在直隶省新设了提学司、提法司、布政司和巡警道、劝业道，各司道属员虽受直隶总督节制，而实行分科治事，遵循中央民政部、度支部和法部制定的章程治事，必要时由各部垂直管理，弱化了直隶总督职权。

督抚一体制在直隶省的形成，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直隶靠近京师，皇帝可以随时获取关于直隶总督的相关信息，此外大量官员往来京师必经直隶，会向皇帝奏报沿途所见所闻，加深了皇帝对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状况的了解。因此，皇帝不必设巡抚总督相互监督和牵制。第二，出于维护京师安全的考虑。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衔，可节制直隶提督及全省绿营军队，保证了军事指挥的统一性。另外山东、河南两省毗连直隶不设总督，一旦发生动乱，直隶总督可兼管三省军务，有利于维护京师安全。

直隶总督对辖区的阶段性治理

直隶北部地区为游牧和农耕文化交界带，满蒙等少数民族集中，实行内地府厅州县制与盟旗制并存的二元管理模式。直隶中部地区包含京师所在地——顺天府，遍布八旗贵族和诸多王公大臣，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因而实行京府制，由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兼尹共管。直隶南部为汉人集中区域，实行府厅州县制。直隶总督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关于直隶总督治理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五大方面。但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直隶总督对于辖区的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自雍正二年正式设立直隶总督到清朝灭亡，直隶总督一职共经历近百任。由于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有所不同，这就导致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理念和重点会发生变化。雍乾时期，直隶社会主要面临吏治腐败、钱粮亏空、河患频发、旗民矛盾等问题，雍乾二帝相继任用李维钧、唐执玉、李卫、孙嘉淦、高斌等一批能力突出的能臣。这一时期的直隶总督在治理理念上主要表现为锐意进取、倡导革新，这与雍乾二帝为政风格有着很大关系。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直隶总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绩。如李维钧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唐执玉革除寄庄寄粮之弊，反对集市贸易落地税银征收，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李卫改定区划、调整职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孙嘉淦与高斌督直期间，通过修建草坝、深浚河流、培补堤岸等举措，大大减少了直隶河患发生的频率。

乾隆后期以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役沉重，加之天灾不断，水患频发，直隶社会官贪、兵疲、河决、财困，最终演化为民乱。嘉庆时期直隶总督共经历14人，从其选任来看，多为善于捕盗，或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有经验的官员。但当这些官员到任后，也难以有效处理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屡屡遭受皇帝的训斥和责罚，与雍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衰败的形势下，直隶总督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均大不如前。

鸦片战争后，又新增外部威胁，直隶总督的治理重心由内转外，开始了近代化治理路径的探索。如刘长佑创办练军、李鸿章大力发展直隶海防、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揭开了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序幕。李鸿章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铺建铁路、电报线，袁世凯创建新式财政管理机构等，打开了直隶通往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道路。在吏治腐败至深、财政极度困乏的条件下，直隶总督制定的各项措施无法真正落实，取得的成效也极为有限。

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成效与局限

纵观整个清代，直隶总督对辖区的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如李维钧率先在直隶省推行摊丁入亩，一直沿用至晚清时期。李卫建立莲池书院，不仅奠定了直隶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带动了其他省份书院的建立。方观承在直隶建成义仓1000余个，极大地完善了直隶恤政体系，提高了地方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晚清时期，直隶总督刘长佑最先在直隶创办练军，对绿营进行改造，虽因受到中央限制，成效大打折扣，但却开全国兵制改革之先。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发展，直隶省军事改革率先步入近代化。鸦片战争后，清廷先后开展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改革。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努力下，直隶省先后创办了多个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建成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唐胥铁路。

但就整体治理成效而言，雍乾时期直隶总督治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首先，在整顿吏治方面。直隶总督通过整饬吏治，不仅打击了直隶官场贪污疲玩之风，增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监察力度，更完善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体制。

其次，雍乾时期，直隶总督在治河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是治理河道，防御水灾；二是赈济灾民。如孙嘉淦针对永定河泛滥问题，提出永定河复归故道的方案，并对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以及东西两淀进行综合治理。高斌针对永定河下游出现的低洼倒漾情况，及时增添四座滚水草坝，减少了水患的发生。

再次，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是在思想上笼络知识分子阶层，如方观承弘扬桐城学风；二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减少匪盗案件的发生，同时通过打击不法旗人调节满汉矛盾。

最后，发展文化教育。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决心建立一批省级官办书院来培养所需人才。时任直隶总督李卫立即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建立书院事宜，在古莲花池附近划出一块地方用以修建书院。为筹集经费他不仅捐出养廉银，还用皇帝赐银购买田产作为学田。整个乾隆时代，直隶地区新建书院达80余所，文教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直隶总督作为天子脚下的封疆大臣，虽然位列八督之首，但受皇帝影响也最大，凡是出任该职者无一不是深受圣眷之辈，这也表明他们对辖区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皇帝的意志。而辖区治理的好坏，也能反映皇帝与直隶总督之间关系的变化。如雍正时期的唐执玉与皇帝相处融洽，时人称“明良相遇，千载一时”。李卫作为雍正帝三大宠臣之一，更是不言而喻。到嘉庆时期，国势日衰，皇帝不得已赋予直隶总督更多的财权和军权，同时也增加了对直隶总督的不信任感。嘉庆皇帝在热河地区设立热河都统，又提升顺天府尹的政治地位，以制衡直隶总督，直隶省自此形成三位省级官员并存的政治格局。晚清时期，直隶总督与皇帝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中，皇帝日益倚重直隶总督的同时，对其提防也更加明显，采取种种举措对其加以限制。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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