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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四等人制度：元朝的四等人制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帝国，它的大，不单表现在疆域的广博，同时也表现在民族繁多之上。这个王朝，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政权，可却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国。当时的各个民族虽然都有自己主要的聚居区，但是因为全国统一，社会稳定，所以形成了各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从拥有最高特权的蒙古帝王居住的宫廷，其中不仅有蒙古族人，也有其他民族通婚，嫔妃除了汉人，还有女真、高丽人等充斥其间，而服侍皇室成员和后妃的侍从，更是民族众多，不仅有中原百姓，更有来自吐蕃、唐兀（党项）的宫女。而朝中官员，除了汉族、色目、女真、回回等等各个民族的官员，亦有服务蒙古皇帝来自吐蕃的高僧“帝师”、道教领袖以及“备经筵”的儒生。

宫廷如此，而民间的各个民族交流更是密切，整个丝路繁忙不已，众多民族交流互鉴，元朝在中外关系紧密、种族繁多、语言复杂，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在看似“民族大融合”的一团和气之下，民族之间不平等制度却是处处可见，这其中最遭人批评的便是“四人等制度”。

“四人等制度”是元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是为了强化蒙古人统治特权，分化、压迫作为主体的汉族，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蒙古征服的先后，将国民列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措施。虽然关于这一制度的明文规定，一直未被发现，有些人便质疑此规定是否真实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可是如果从元朝的朝廷发布的一些诏令和文字来观察，都能清楚的看到这一制度的存在。

譬如，忽必烈执政的至元二年，朝廷就规定各路执掌实权的达鲁花赤（即“掌印者）必须是蒙古人，而汉人只能担任总管，回回人则可以担任同知。再譬如，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执政的大德元年的四月，中书省、御史台提出，要求各道的廉访司必须选择蒙古人为使，如果蒙古人出缺，则要由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子孙担任。

“四等人制度”中第一等是元朝的“国族”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

根据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写的《史集·部族志》记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成吉思汗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忙兀、兀鲁、泰赤乌、扎只剌等等二十个部落。另一部分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有弘吉剌、亦乞烈思、兀良合等十来个部落。此外，元朝统治者也将塔塔儿、札剌亦儿、蔑儿乞、斡亦剌、克烈等部落视为蒙古人。

第二等的色目人，大致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欧洲人。

主要有畏吾儿、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回回以及吐蕃、乃蛮、汪古等。蒙古国建立后色目人的规定比较模糊，直到元成宗大德八年，朝廷专门规定色目人是：“除了汉儿、高丽、蛮子诸人外，俱系色目人”。“色目”一次来源于唐朝，意思为“各色各目”的意思，元朝统治者使用色目人，主要指的是种类繁多，有时候也指称为“诸国人”。色目人是元朝皇帝最得力的助手，常常在元朝政府充当重要的财经方面的官吏。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之为“汉儿”、“札忽歹”，指淮河以北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以及之前被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个地区的居民。汉人包括的民族有汉族、女真、契丹、渤海、高丽。

第四等称之为南人，也被称之为“蛮子”、“囊加歹”、“新附人”等。“蛮子”一词，是否是元朝留下的旧俗，不清楚，想来或多或少有影响应该是不会错的。其实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种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为的故意分出三六九等，目的就是元朝统治者利用汉人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这个四个等级的人，其不同的的政治地位和待遇，首先表现在官吏的任用上。

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从元朝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的丞相职位，通常用的都是蒙古有功勋的大臣，即使是色目人，也必须要是“久经考验”的色目“老同志”才能充任。元朝初年，忽必烈曾经将汉人史天泽和契丹人耶律铸提拔为丞相，但是以后，元朝政府出台：“不以汉人为相”的规定。权力低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一职，也统统有蒙古、色目人担任，一般不会授予汉人，虽是德高望重的汉人亦不能担任。据《元史·兵志》记载，元朝政府严格防范汉人阅悉军机重务。故而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知院，亦即最高长官，有元一朝，除了少数色目人外，全部是蒙古大臣，没有一名汉人担任。执掌百官纠察的御史台御史大夫，按照元朝政府惯例，也是“非国姓不以授”。地方行省一下各级的地方政府最大实权的达鲁花赤一职，亦是蒙古人，蒙古人出缺，则由出身高贵的色目人选任，严格限制汉人担任此职务。只有个别南方偏远地区，条件艰苦，遇到蒙古人不愿赴任时，才考虑汉人充任。

元朝在入仕途径上，也优待蒙古、色目人。当时的怯薛（皇帝亲近卫士）出身的人做官最容易，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和色目人，汉人极少有人能够进入此一行列，除非特别优待的汉族“官二三代”才能跻身其间。到了元武宗时期，分汰怯薛，只留下有功劳的蒙古和色目人，其余统统遭到罢免，严格禁止汉人、南人充当怯薛。

元朝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歧视汉人南人，在法律适用也是如此。至元九年，忽必烈听说常有汉人聚众与蒙古人发生殴斗，便下令对汉人严加管制。此后他又下令，如果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允许向所在官府申诉，违反者严厉治罪。四等人犯同样的罪，但是所受的处罚却不同。譬如元朝法律规定，凡是盗窃犯既遂者，都要刺字，但是范围却只限制在汉人、南人之内，蒙古人色目人则不在此限。倘若法官擅自将蒙古人刺字，还要受到革职处分。

元朝之所以推行“四等人制度”，其实是政治现实的必然。虽然蒙古人的军力强大，打败欧亚大陆多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异乎寻常的大帝国，可是也隐含着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便是，蒙古人统治的地区，不仅在人数，而且文化以及统治经验上都远远不及被统治者。这样一来，元朝统治者必然要寻求一种方式能够维护统治，保持社会稳定，方法有两种，一是彻底接受被统治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与被统治者融为一体。另一种，则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用政治法律的强力保卫自己的特权。

元朝统治者统治中原时，显然想到了后一种方法，就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坐看下等人之间互相的斗争内耗，统治者坐享斗争的果实。但是这种方法使用，一方面必须要恰当好处，不能操作过头，而且要随时聆听百姓的呼声，及时回应各个“人等”的要求。二是不能长期使用，只能短期应急。

可是元朝统治者显然认为大功告成，可以一劳永逸，即使中央财政连年出现亏空，入不敷出，统治者照样荒淫豪奢，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对于蒙古和色目人特权予以严格保护，阻挡下等人任何可能的上升的通道，同时残酷压榨汉人和南人，结果便是，一旦不堪忍受残酷剥削的农民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高举义旗，号召众人加入反抗的洪流，大元的灭亡，也就在眨眼之间了。

2、元朝四等人制度，元朝四等人制是什么

　 元朝“四等人制”的概念影响很大。历来治元史者多把“四等人制”看作元代政治、制度、社会的特征，认为元朝把治下民众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他们在仕宦、刑法、禁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这一说法不仅影响着治元史者，而且还曾进入中学历史教材，几成民众常识性历史知识。然而，这一概念近年受到不少学者质疑，一些新说法也相继被提出。

　　“四等人制”说。这是传统说法，自清末民国逐步形成。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元史》编纂粗糙，不少人致力于重编。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即是其中两部。两部著作中虽未明确使用“四等人制”的说法，然而文字表述中“分内外三等”“大别人类为四等”等语句，透露出种族等级观念。

　　同时期，在日本有“三阶级”“四阶级”的提法。箭内亘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进行了考证，进而以“三阶级之差别”为标题，论述蒙古、色目、汉人在任官、科举、荫叙、刑法等方面的待遇差异，并得出元朝优待色目、冷遇汉人的结论（《元代社会の三阶级（色目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3册，1916年）。箭内亘的论述成为“四等人制”概念形成的基础。尔后，倡导蒙古至上主义的羽田亨指出，元代以蒙古至上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分为四个阶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世界文化史大系》第9册，东京新光社1935年版）。

　　1938年，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出版，第二章标题“元代法定之种族四级制”，基本确立了“四等人制”的概念。1985年，丁国范发表《元代的四等人制》（《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一文，参照蒙思明提法，使用“四等人制”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四等人制”条目的内容与丁国范观点大致相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性使得“四等人制”说法几成定论，在学界影响很大。直至今日，采用此说法者仍大有人在。

　　“四等人制”虚构说。20世纪末以来，不少学者对“四等人制”说法提出质疑。船田善之发表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否认“四等人制”存在的观点。他首先从“色目人”这一概念入手，指出“色目人”是汉语词汇，源于“诸色目人”，意为各种各样的人，大约至忽必烈时期成为一种制度术语而指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人。但是，在同时代的蒙古语或波斯语等文献里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他认为“色目人”是汉族认知世界的产物，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是汉族人虚构出来的。其次，他又从“根脚”“参用”等角度，指出地方志户籍上注明的民族或部族中，并未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种简单划分；元代高级官吏多由蒙古、色目人充当，其实是元代政权重视“根脚”的反映，并不是基于“民族四等人制”；汉人与色目人“参用”的用人原则，也不是为了牵制汉人和南人。总之，“四等人制”不是元代统治制度的基础（《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108编第9号，1999年；《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元史论丛》第9辑，2004年版）。最近，船田善之又撰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扩展（《元代“四阶级制”说のその后：“モンゴル人第一主义”と色目人をめぐって》，《アジア游学》第256号，2021年）。

　　对“四等人制”持有疑义的，还有杉山正明、刘晓、杜冠颖等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在统治阶层——蒙古人以外，并未特别设置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元代社会四阶级几乎是一个极端误解，元朝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有过什么限制（《クビライの挑战》，朝日新闻社1995年版）。刘晓认为，将元代人口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并规定其差别待遇的“四等人制”，从未见诸任何元代官方文件。所谓“四等人制”，只是后人将元朝相关零散规定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假设。蒙古统治者对被统治民族的防范始终是存在的，但这种政策是否已经完善到严密的“四等人制”，还存在许多疑问（《元代司法审判中种族因素的影响》，柳立言主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杜冠颖认为，元代族群分类形式多样，并不都按“四等人制”分类，且族群分类的形式、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存在一个从一而终的分类体系（《元代族群分类的演变》，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20年）。

　　“二等人制”说。关于“色目人”一词的来源，胡小鹏撰文对船田善之观点提出商榷，指出“色目人”一词虽然是汉语，但在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qari）或“合里·亦儿坚” （qari irgen）的译语。“色目人”一词涵盖的对象在蒙古语世界与汉语世界并不完全一致，其边界是动态的，有一定的模糊性。他进而提出了“二等人制”说法：蒙元政权的多民族政策，从根本上讲，是蒙古至上主义，即蒙古（国人）与非蒙古（“合里”）的二等人制，四等人制是细化的说法，汉文化意识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6期）。关于“色目人”一词在蒙古语中是否有对应的词汇，张帆也认为这个对应词汇是存在的。“蒙文直译体”是由蒙古文原稿翻译过来的，现存的“蒙文直译体”文书中，“色目”一词多次出现，这说明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访谈录，2017年）。

　　“四圈人制”说。近年，张帆在演讲和访谈中，对“四等人制”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四圈人制”的说法。他指出，元朝文献中并没有“四等人制”这样明确的提法，“四等人制”是后人概括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并不太合适。首先，不应当叫“制”。“制”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正规制度，然而元朝对此并没有系统规定，只有一些因具体事例颁布的政策。其次，“四等人”的说法也不太准确。“等”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四等人”让人感觉到的是高低上下的等级差别，而元朝实际状况其实是核心与边缘的内外差别，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等语句，反映的就是这种核心与边缘的差别。作者将蒙古人的七个圈层结构概念加以推衍，认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圈层式结构。因此，与其概括为“四等人制”，不如“四圈人制”更恰当一些（张帆《元代蒙古人的“圈层式”结构》，演讲提纲，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波斯语文献与蒙元帝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访谈录，2017年）。

　　“族群内外制”说。黄二宁从元代族群关系的角度，指出“四等人制”的说法是学界对元代族群关系以偏概全的总结，从而提出“族群内外制”的说法。他认为，元代四大族群之间更多的是内外之别、亲疏之别，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等级之别。这种“族群内外制”的成立，既是蒙古人“圈层式”结构的延伸和对辽金制度的继承，同时与儒家文化中以“五服”制度为核心的天下观念精神相通，是人类各地域族群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和实践（《元代族群关系再思考——以“族群内外制”为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总之，“四等人制”概念的形成，是由于以往研究将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对不同人群的规定加以简单概括总结，缺乏动态的、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详细考察导致的。这种过度概括无法准确反映历史的复杂性。近年各种新说法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概念的修正，使得元朝的族群关系、用人政策等问题更为明朗。我们期待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蔡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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