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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中的英雄人物简介：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你知道吗

黄侃被后世熟知的是他的学术，是章黄学派的代表人物。人们很少提到他曾经参与革命，即使提到也几乎没有谈及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革命前夜，黄侃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时评，导致《大江报》被封，进而引发革命骚动，顺势带动了革命情势。

投身革命大潮

黄侃早孤，学习八股文之余，四处浏览古代典籍。后到湖北省文普通学堂就读，开始接触西方民主思想。同学有宋教仁、董必武、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通过友人的介绍与黄侃结交成为朋友。黄侃经常阅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对孙中山有了解。黄侃与宋教仁关系很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如何排满兴汉、推翻帝制、拯救苍生、建立民主共和国。

20岁的黄侃，与友人密谋革命，不幸官府查知，被学校除名。湖广总督张之洞一看是故人黄云鹄的幼子，不忍屠戮杀害，反生怜悯之心，又怕荒废失学，于是出资送到日本。黄侃离开湖北，得以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宋教仁等人也遭通缉，纷纷逃亡日本，东瀛成了反清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黄兴等人集合力量，成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革命组织——同盟会。黄侃名列其中，成为革命干将。

在东京，黄侃拜章太炎为师，除了学习传统学术，还为《民报》撰文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其后又直接参与《民报》的编辑工作。先后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发表《专一之驱满主义》《贫死民》《讨满洲檄》《释侠》等文章。这些政论文章气势宏大、文风凌厉、感情充沛、论辩透彻，充满了革命的浩然正气。

1908年2月，生母病重。黄侃匆忙回国，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深入到蕲春及周边的黄梅、广济地区，举办演讲会，宣传反清思想。11月，生母病逝，黄侃悲痛欲绝，葬母亲于宅前三台山。当时张之洞已经离任，湖广总督换成了陈夔龙，四处逮捕革命党，探听黄侃在乡鼓动造反，派吏卒前往搜捕。黄侃闻讯仓皇逃走，从亲朋好友处筹借路费，辗转来到东京。一边跟随章太炎学习，一边投笔报刊宣传革命。

为革命鼓与呼

一年后，湖北革命党人来函，敦促黄侃回国共谋大义。黄侃与师友商量后，不顾生命危险，再次偷偷回国。在革命同志住所，黄侃与友人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武汉革命力量薄弱，新军加入革命党不多，普通民众对于革命存在恐惧，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务之急应该是办刊办报，宣传舆论，普及思想，鼓动和激扬民气，待机而动。

黄侃常常往来于武汉与蕲春之间，深入到乡野村镇，足迹踏遍整个鄂东南，为革命积蓄力量。每到一处，黄侃拜访当地豪杰，举办演讲会，痛说清政府的无能腐败、丧权辱国以及压榨民众的暴行，号召群众揭竿而起。当地的英杰纷纷来听，尊称其为“黄十公子”，并成立革命性质的群众组织孝义会。官府听闻有革命党在本地活动，派吏卒四处搜捕。黄侃只好谨慎从事。

在武汉，黄侃积极与新军和党人联系，酝酿成立革命团体。1911年1月，文学社成立，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黄侃等人是重要成员，起草并审定了文学社章程。文学社发行《大江报》作为革命喉舌，以研究文学为名，宣传革命思想，掌握新军武装。

武汉还有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叫共进会，与文学社志同道合，两个组织关系日益紧密，相约一起举行武装起义。同盟会重要会员谭人凤、居正等人奉黄兴、宋教仁之命回到武汉三镇，联络地方革命武装，得到黄侃和其他革命党人的支持。

1911年春，黄侃应自己的启蒙老师、河南布政使江瀚的邀请，在豫河中学任教，黄侃常在课堂上倡导反清。江瀚和校方担心遭到追查，念及旧情又不便斥责，只好婉言表示不想再续聘，黄侃在河南不到半年便辞职。

一篇时评千层浪

七八月间，黄侃回到武汉三镇。《大江报》负责人詹大悲、何海鸣设宴接风，纵论时政相谈甚欢。黄侃大骂清政府立宪是挂羊头卖狗肉，纯属政治欺骗，詹大悲、何海鸣等人深表赞同，邀请黄侃为《大江报》撰写时评。黄侃酒兴正浓，慷慨答应，一手握酒一手握笔，席间写了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署名奇谈。第二天早上，黄侃酒醒，启程回到蕲春，把此文抛之脑后。

没有想到这篇时评一经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坊间纷纷传阅。如此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倡导革命，官府怎能不追查。《大江报》被封馆，詹大悲和何海鸣被逮捕，遭到刑讯逼供。二人倒是够朋友义气，誓死无畏，争相承认说时评是自己所作，不肯透漏黄侃的姓名。最后，夏口审判庭判处二人徒刑各一年。

《大江报》被封后，舆论一篇哗然，倾向、同情、赞成革命的新军士兵愤愤不平。新的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深恐军中大乱，下令对形迹可疑、倡导革命的士兵严密搜查，还把旧式的巡防营调入城内。一时间风声鹤唳，革命党人岌岌可危，文学社和共进会密谋联合起义，起义步骤和领导机关均已协调好，只等枪支弹药。

10月9日，因为研制炸药时不慎爆炸，起义总指挥部被破坏，革命首领或者被抓，或者逃亡，或者受伤，一时间群龙无首。10月10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慷慨遇害，城内按名册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天晚上，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

如此看来，黄侃所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是武昌起义的诱因之一。该篇只有短短几百个字，但立场鲜明，文笔犀利，饱含热情。因为这篇时评，引起了一连串的事件，促使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来临。

持枪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侃赶紧召集蕲春地区的志士，准备在家乡响应革命。无奈武汉三镇的同志一再催促，黄侃重新回到武昌，与黄兴、居正、田桐等人倡导渡江之议。革命军渡江，一举攻克了汉口、汉阳。詹大悲和何海鸣已经出狱，詹大悲被推举主持汉口军政分府事务，黄侃与何海鸣等人协助。

后北洋军兵临城下，武昌随时可能被攻破，黄侃与一众友人奔赴湖北东南，召集旧部孝义会，打算从侧翼攻击北洋军，援助武昌。蕲春等地的孝义会成员听闻“黄十公子”再次到来，非常兴奋，纷纷参加革命，短时间内就召集三千余人，拿着土枪土炮、刀枪剑戟共聚蕲春。

黄侃跃马持枪，满腔热血响应革命。无奈革命还未成功，手下的人便四处扰民，不听约束。大敌当前，未经战阵，自己人就吵成一团，怎能不让人沮丧。湖北都督府内也是矛盾重重，旧官僚和立宪党人频频掣肘，政局波诡云谲，投降之声不绝于耳，革命情势呈现的不再是朝气蓬勃。

蕲春当地的土豪劣绅怕革命损害既得利益，向广济县田家镇的清朝驻防水师告密。清军派重兵镇压，孝义会本是临时拼凑的武装，武器少而差，未经专业军事训练，中间还有大批阿Q式的无业游民，短暂抵抗后便作鸟兽散。黄侃一看大事难成，悲愤不已，途经黄梅到了江西九江，詹大悲亦在九江军政分府就职。唏嘘一番，都觉得党人已经暮气重重，革命未能改变黑暗落后，世间又多了很多纷争，黎民百姓再次遭殃，于是离赣到了上海。

离开政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展开和谈，清廷退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孙中山退位让贤，同盟会内部急剧分化。黄侃对前途更感失望，认为革命后的中国不如预期，为名利来、为名利去、为名利争、为名利斗的状况没有改变。除与汪东、刘仲遽等人主办《民生日报》，便是寄情诗酒，游戏人间，革命意志消失殆尽。1913年3月，黄侃赠给宋教仁的诗中写道，“嗟余遘幽忧，逍遥从此届”，可见对时局多么失望。

黄侃在上海共居住三年，中间短暂应直隶总督赵秉钧邀请，身处戎幕一段时间。赵秉钧知道章太炎和黄侃是师徒，礼遇甚隆，借此招徕革命党人，准备任命黄侃担任自己的幕僚甚至是秘书长。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黄侃对政治已无兴趣，加之座主又是袁世凯的嫡系，与老师章太炎有矛盾，踌躇徘徊后，去意已定。赵秉钧也就不再勉强，免其所任，放他回了上海。

从此之后，黄侃再也没有参与革命，一直潜心学术研究。（刘大胜）

2、辛亥革命中的英雄人物简介，你可认识这位绿林出身

绿林出身的李福林

黄干甫

李福林出身土匪，其后率领一路民军，参加了辛亥革命。 三、四十年间，先后任过“福字营统领”“福军司令”“南番两县清乡会办”“广惠镇守使”“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广州市市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粤军事特派员”等职。跟他一道同时起义的民军，如王和顺、黄明堂、陆兰清、陆领、李就、张炳、何江、黎炳球、何梦、周康年、石锦泉等，都如昙花一现，或仅一年半载，即被解散或归并，而他却安然盘据在广州河南，独霸一隅。我曾当过他的军部政治部主任、高级参议等职，对他稍为了解，现在，仅就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生概述于下：

从乡村少年到绿林魁首

李福林系广东番禺县大塘乡人。出身贫农家庭。幼年只在乡中私塾念过一年书，便随父在乡耕种。常夜学习技击，孔武有力，父亲怕他在乡中滋生事端，便托亲戚介绍他到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一年以后，考入广东巡抚衙门的“喇叭队”。不久，因误班被责，离队回家，在乡中“番摊馆”帮闲，并捞取鱼虾度日。

李福林在广州时，常到城隍庙听说书人讲《水浒传》，思想深受影响。因而常聚集乡中失业青年在家习技击，讲水浒故事。这些青年正苦于生活逼迫，走投无路，于是都想仿效梁山好汉，遂互相结合，公推李福林为“大佬”。并订誓约三条：第一、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第二、不准犯本乡邻一草一木；第三、泄漏秘密行动者处死刑。向天立誓。就此，李福林以河南为基地，率领徒众，乘夜秘密渡河北（广州市区）行劫，开始了绿林生活。

被劫商店，纷纷向南海、番禺两县署报案，要求缉拿严办。县署也多次雷签火票派差役到大塘乡缉拿李福林，不获，只得把李的住宅拆平，并悬赏500元缉拿李归案，借以恐吓。但李毫不畏惧，依然照干。每遇“水紧”（缉捕紧急之谓），便躲离到大塘乡不远的敦和市的丛林中，有时则躲在戏班的红船里。“水头”一 过，他又出来行动。弄得当局毫无办法。只得把悬赏花红一加再加，直升到3000元之巨。

李福林由此声名日大。广府属各县的绿林头目，多和他秘密往来。李很懂得做人情，捞到什么油水，从不独吞，因此无形中被绿林推为魁首。

清当局见悬红缉李不获，又再使一计。严责李姓族人，缴足3000元存库待赏，以此来逼迫族人交出李福林。因此，族人中怪李连累自己，纷出怨言。李姓族望李树椿（清进士，分发河南省候补知县）便出面提议大塘乡本家出资，劝李福林离开故里，出洋谋生。李福林看见当局追拿甚紧，今又感族人相劝离乡，只得暂往南洋躲避。

亦官亦霸，盘踞河南

1907年，李福林在新加坡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于是年由洪门中的曾克齐、刘岐山（李福林此时也已参加了洪门）介绍参加了同盟会。1908年，他由新加坡转道越南到河口参加黄明堂起义失败后，便以革命党的身份，由孙中山介绍，重新返回到广州河南，负责联络广府各属绿林，准备起义。

李福林再次在河南出头露面，是1911年11月张鸣岐被迫宣布广东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当时李福林奉朱执信命令，以“福字”营统领，率领标统李雍、李湛等3000民军，来省拱卫。从此，李福林开始踏上了军界的门槛，河南也就成了他出入的老巢。

河南共有72乡。广东的大航商谭礼庭，富户陈俊民、潘某以及大绅江孔殷都住在这里。李福林部队能否在河南站住脚，就得看这些人的态度如何。李福林率部抵达河南不久，便把自己的“族望”李树椿请来，为己策划。李树椿建议：第一、保境安民，不许别的民军混入河南，扰乱治安；第二、不要得罪当地“巨室” (指富商劣绅等），可以得到他们协助。这个建议就成了李福林盘踞河南16年的行动准则。

李福林根据这个宗旨，首先依靠江孔殷做他的“文胆”，为己出谋献策。随后，李福林又把自己的第二女儿，嫁给谭礼庭的大儿子为妻，结成亲家。谭礼庭有电轮50多艘，来往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李福林就派队为他护航。谭礼庭原是靠桂系势力起家的，陈炯明统治广东时，曾把谭的50艘电轮扣住了，谭策动李出面交涉，李就以革命党人的招牌要挟陈炯明放行。他问陈说：“我是不是革命党？我对革命有没有功？有，你就得听我的话，放走我亲家的轮船。”陈看在他的面上，终于放行了。

富商陈俊民、潘某等，在中山县一带购置几千亩沙田收租。每年收割季节一到，李福林就派出几营兵士到中山县去为他们看守禾苗。这些都说明他的军队是为地主富商服务的。

李福林的军队虽然挂上“民军”“革命军”的招牌，但它的主要成员却仍然是那些绿林好汉。李福林回粤组织起来的三千民军，就是通过他原来的亲信李雍、李湛、李伍平、李田招收来的。第一次北伐时，他的部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海）、番 (禺）、顺（德）三县的人，高级军官多是李姓兄弟。第一支队司令李雍，第二支队司令李芳便是他的同族兄弟。虽然，在攻打韶关战役中，两李都开了小差，打破了他“打虎不离亲兄弟”的想法，在后来起用干部时改变了仅用李姓兄弟的做法，但是他的部队成员仍然不接受外区的人（后来所起用的几个将领，如林驹、袁德墀等都是他曾多年合作过的绿林兄弟或是他绿林时期的救命恩人）。

1922年粤军攻下福州，李福林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三军，下辖4个旅，实际只有6000多人。李军和其他军一样，缺额颇多，各军都在福建省内大加补充，唯李福林军宁缺不补，只待回粤后再行补充。

福军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它的战斗力是不强的。孙中山曾给这支军队下过这样的评语:“福军离不开河南，离开河南就会打败仗。”例如在攻韶关战役中李的部队被打散，只剩下2000人。但一返回河南，就又很快补充起来了。这些便是李福林能盘踞河南的主要原因。

李福林在盘踞河南期间，购置了千多亩土地，建立了厚德围，雇工进行经营。与谭礼庭等合伙经商，每年都有巨万红利收入。他在军事方面，也着手建立自己的一套。他自设有制枪所，聘请石井兵工厂的技师担任制造，每月能制七九步枪300余支来装备部队。1924年国民党黄埔陆军军校学校成立，李福林除选送了20名军官到陆军学校学习外，自己又在河南小港地方，设立讲武学堂，聘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陈元咏为堂长，李朗如负责讲三民主义，军事课则由福军中毕业于军校的军官担任。这个学校主要是轮训班长以上学员。这对福军的军事技术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左右逢迎，随机应变

从辛亥革命至1927年，是李福林的全盛时期。这段期间，广东政局瞬息万变，大小军阀混战，凡数十起，军政大权，不断邅移。李福林独能左右逢迎，摇而不倒，除了因为他在广东的绿林人物中，拥有一定威信，和广州的绅商，有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戴，各方都需加以利用外，还有一点，是因为他对纷纭扰攘的政局，始终抱着“随机应变，保存实力”的态度。无论是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势力，或对各派军阀，都毫无例外。

1912年，陈炯明以副都督代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对孙中山先生已萌异志。陈为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在代理都督后，即着手剪除各地的民军。各地民军领袖，人人自危，都主张联合起来，驱逐陈炯明。独李福林以避免糜烂地方为词，坚持须请示孙中山先生解决，实则惮于陈炯明的势力，力求自保。陈炯明抓住各地民军步调不一的弱点，决然令所部向最不服从他的命令的王和顺部进攻。血战两昼夜，尚未解决。陈炯明乃派人请李福林出面调和：要求王部先行停火；愿编归福军的，便编入福军，不愿的，可资遣回乡。王部自此瓦解。

在此以前，陈炯明还令所部进攻石锦泉统率的民军。石部兵员不多，一触即溃。其余各部民军，亦相继为陈肃清。唯李福林因有同盟会要人邓泽如等的庇护，同时，更通过江孔殷，向陈炯明频送秋波（江与陈在清末，同在广东省咨议局任事，感情甚好）。江极力为李福林揄扬，故李福林所部民军，独能幸存。

袁世凯毁弃约法，孙中山先生起而讨袁后，陈炯明虽与袁有勾搭，但迫于形势，尚不能不于1913年7月18日在广东宣布独立讨袁。李福林在此严重关头，却迟迟不敢表示态度，虽经邓泽如敦促，仍托词推延，不允宣布拥护广东独立。袁世凯的党羽龙济光入粤后，李福林眼觅国民党的军队先后被龙济光解决，自己孤立在河南一隅，老巢难保，才急急忙忙派出他的胞弟李芳到香港，向邓泽如请教。邓泽如仅答以“保存实力，随机应变”八个字，并无具体办法。李福林只好就商于江孔殷。

江自以过去办清乡时，与龙经常往来，颇有交谊，遂自告奋勇，代李向龙说项。龙却不置可否。李的亲家张元铭、谭礼庭与浙江人沈毓华有旧。沈与龙济光为换帖兄弟，曾任广西知县，后因故被革，来广州豪贤街居住，与人合伙营商，饶有资财。张元铭、谭礼庭力托沈为李福林 向龙济光疏通。沈正闷居无聊，思利用李福林为自己进身之阶，立即答应。向龙济光吹嘘李在河南有办法，并作毛遂自荐，愿出任南、番两县清乡总办，以李福林为会办，为龙效劳。龙济光乃着沈偕李福林来见。沈毓华即约同张元铭、谭礼庭邀李同往谒龙济光。李福林深恐龙诱己前往扣押，犹豫不决，特约江孔殷密商。

江为其策划，先秘密把所有大炮对准沙面祖界，然后往谒龙，万一被扣，所部即向沙面开炮，造成外交上的重大事拌，使龙有所顾忌。李仍趑趄不敢行。嗣经张元铭、谭礼庭力劝，盛称沈毓华可靠，李福林始释疑，穿便服偕沈往谒龙济光。龙见李“谦恭柔顺”，奖勉有加。不旬日，龙即委沈毓华为南、番两县清乡总办，李福林为会办。

南、番清乡总办所辖的南海县各富庶市镇，早为济军（龙济光所部）占据，他军不得过问；番禺县属，则向为李福林自己的防地，亦无须清乡。所谓南番清乡，其实无事可为，不过收些烟赌陋规钱而已。沈毓华绰号“大粒烟”，烟瘾极重，百事不问，唯坐地分肥。此外，则常在龙济光面前吹夸自己的清乡成绩。龙信以为真。

时西北两江河道不靖，抢劫时闻，商旅裹足，迭请龙济光设法保护。沈毓华乘机建议龙济光命李福林成立“保商卫旅营”。李奉命后，立即组织成营，任族弟李群为营长。凡行驶两江的船只，只须向他领取红底白字的“福”字旗，插在船头，并由他的“保商卫旅营”派兵一班驻船，便可保无损失。每船每月纳保护费50元至100元。初试办时，来领旗帜的船只不多。但插了福字旗帜的船，行驶西、北两江，都得平安，其余船只，则仍遭洗劫。这是因为两江绿林头目，早已和李福林有了联系。于是，行驶两江船只，以后便只好相继来领福字旗帜，以致珠江河面，触目都是“福”字旗。福军收入不菲，军饷多赖此维持。

不久，袁世凯授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李福林亦被袁授为陆军中将。袁氏称帝时，封龙济光为郡王，给李福林勋五位，三等文虎章，特派王若周来粤送勋位和文虎章给李福林；李福林则派其胞弟李芳随王若周晋京谢恩。袁世凯为笼络李福林，特赏李芳为陆军少将。在香港的国民党人，都斥李福林叛党求荣，李犹腼颜自辩：“生为革命党人，死为革命党鬼……我现在的行为，是根据泽如先生的指示：保存实力，随机应变。日后当有事实表现以自白。”云云。

1916年各省讨袁军继云南起义风起云涌，政学会李根源等入广西拥岑春煊等设两广都司令部于肇庆，以桂军陆荣廷部为主力东下讨龙。李福林的亲家谭礼庭与桂军将领及政学会的人向有往来。李福林获悉都司令部成立后，一面派谭礼庭为他的代表，向都司令部拉拢，利用谭礼庭手下的船只，密运煤炭等物资给都司令部，供都司令部辖下的海军舰艇作燃料。另一方面，仍对龙济光服服帖帖。靠着这种两面逢迎的手法，李福林在龙济光被迫退出广州，桂系军阀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后，不仅仍能保住地盘，而且还在桂系莫荣新的手上，分得一个广惠镇守使的头衔。

其后，1920年，孙中山先生命陈炯明由漳州率师回粤讨桂。桂系莫荣新在广东的统治已岌岌可危。这时，李福林才在孙中山先生的严令催促下，和当时广东省会警察厅长魏邦平，在河南和佛山等地宣布独立，响应粤军回粤讨桂。1924年，在平定广东商团的叛乱中，与以黄埔军校学生及粤军张民达部为中心的部队担负了一部分任务。李福林卖党求荣的罪行，至此才稍稍为国民党人所原谅。

1922年5月北伐时，陈炯明从中作梗。孙中山先生率师从桂林回梧州改道江西北伐，命李福林全军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李福林离开广州的第一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福林仍念念不忘他的河南老巢。在他率部离开广州时，还留下李群统率的“保商卫旅营”，守住河南，依附陈炯明，继续收他的“保商费”。

陈炯明叛变时，李福林已与北伐诸军进入江西赣州。闻变后和许崇智等回师讨逆，在韶州失败，与许部退入赣东。

同年8月，北伐军奉孙中山先生命自赣入闽，与段系徐树铮驻在福建延平县的西北边防军王永泉部合攻闽督李厚基，10月攻取福州后，北伐粵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可令，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1923年1月奉许崇智命离闽赴沪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改编情况，时滇桂讨陈军已入广州，陈炯明退走东江，李福林便与总部参谋处长罗翼群自沪返粤。

李福林回到广州后，即邀集各县绿林头目，请他们协助自己募集兵员。半月内，即募得3000多人，且多是自携枪械而来的。李福林即把他们编成一个警备军，由他自己直接指挥。

这时，原隶许崇智统率的东路讨贼军的李福林部四个旅，正随大军向闽返粤（东路讨贼军是在孙中山先生返粤后才自闽开拔回粤的)。途中，受到潜伏闽赣边境的陈炯明部洪兆麟、林虎等的袭击。李福林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自广州赴前线协助许崇智指挥作战，仍无法挽回衰颓的士气。这次战役，李部那四个旅损失最重，后来只剩下五、六百人回到广州。这是辛亥革命以后，李福林未能保住“实力”的第一次。但不久，在粤的各军，都奉中山先生之命改为“建国军”，李福林即将自闽回粤的残部以及他回广州后新募的“警备军”，合并成建国粤军第三军，李被委为军长，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仍由李任军长，兵员有五六千人。

1927年4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密电李济深派兵进攻湖南的唐生智。李济深即命李福林的第十五师自广州出发向湖南进军，李福林接到命令后，极不愿意，整日愁眉不展，敢怒而不敢言。他的第十六师在此以前，已随蒋介石去了南京，眼看是一去不返的了。现在，李济深又挟蒋介石的命令，要他把仅剩的一个师开往湖南，借唐生智来消灭他的力量。这是李济深剪除异己的一种手段，目的在消灭李福林的势力后，好以自己的清一色的势力统治广东。

李福林对此虽无法公开抗拒，但仍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实力。在执行命令时，李福林采取了拖延的办法。这也是李福林一贯的手法：对他认为于自己有利的事情，他的行动非常迅速、利落；对他认为于己不利的事情，则拖拖拉拉，敷衍推搪，在他过去的行军、作战中，已有不少这样的先例。第十五师的开拔，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装备情况来说，在一个星期内，无论如何 是可以把全师开拔出去的。因为李福林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第十五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全部集结到韶关；名为进攻湖南，实则徘徊粤北，静观时局变化。

正在这个李福林的最苦恼、最彷徨的时期，张发奎和黄琪翔统率着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由南昌返到了广州。李济深被迫改组了广东省政府之后，又被汪精卫骗到上海去。李福林像在没顶之前抓到一个救生圈一样，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派我去和黄琪翔联络，表示愿和张、黄在广东合作。不久，在他们的合谋下，便发生了“张黄事变”，驱走了李济深和黄绍雄，李福林的“实力”也因此才保持下来。

张黄事变不久，即爆发了广州起义。因事出仓卒，张、黄的部队都分散远驻广东各地，以警备原属李济深的陈济棠等部队，留在广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则在叶剑英率领下，参加了广州起义，使张发奎和黄琪翔都措手不及。起义那一天晚上，张、黄仅只身走脱，乘夜逃到河南李福林的第五军军部来。这一晚，李福林恰巧回到大塘乡的老家去了，我在那里值班，接到值班军官的报告后，即到大门外把张、黄迎到客厅里来。张、黄都只穿得一件衬衫，状极狼狈。他们来到第五军军部时，门前卫兵甚至不准他们入内，后来，因他们指名要见“军长”（李福林），才由警卫官进来请我出去察看究竟。

我把张、黄延入客厅后，立即派人往大塘通知李福林。李福林得讯即回军部，他对应变亦感束手无策。张、黄要求李福林立即拙调兵力去镇压起义的队伍，但李福林这时除了驻防在河南的“保商卫旅营”和特务营外，其他部队都还留在粤北未回。这一营兵力因为要保住河南的老巢，也抽动不得。商量结果，只好由张、黄急电佛山、江门把驻在那里的薛岳部队调回来，李福林也飞调在粤北的一个团回来，共同镇压起义的工农武装。

张、黄和李福林合力扼杀了新生的广州公社。但在南京的蒋介石为了找借口消灭张、黄的势力，却混指张、黄为共产党，大兴讨伐之师。黄琪翔当时还颇镇定，在出发前夕，曾对李福林说:“我亲自出马，先扫荡东路之敌，再回师肃清西路敌人。如你能固守广州一段时期，则事无不成。”李福林以平昔家居时惯有的态度，口衔一竿烟筒，双脚缩在椅子上，问道:“守多久?”黄琪翔 答道:“一个月。”李福林满不在乎地笑起来，说:“莫说一个月，再久一些，我也能守得住。”于是，黄琪翔马上出发东江；李福林亦即派出他的十五师的潘枝等两个团，往三水河口一带布防，以御桂军。

此时，南京蒋介石方面即加紧对李福林做工作，国民党中的要人函电纷至沓来，交责李不应和张、黄合作。本来就像墙头草 一样在各派军阀之间摆来摆去的李福林，意志便开始动摇。加上他平生最信赖的邓泽如，又派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劝李辞职，以平“众愤”。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只好辞职，请他的旧部邓彦华代理他的军长职。张、黄在广东的霸图固然落了空，李福林亦离开了广州，到香港作寓公去了。

再也跳不出蒋介石的掌心

李福林被迫出走香港之后，便在新界大埔地方购买了1000多亩土地，建立康乐园农场；又在皇后大道开设厚全银号，想以此作为“卷土重来”的资本。此期间，他曾一度赴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让他再组织军队，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只给以一个高级顾问头衔，他一气之下重返香港。

但是，到了 1937年抗战开始，这位绿林出身的将军便又成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双方争夺的红人。蒋介石为了利用李福林进行反间工作，特派在港的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找李福林联系。日本侵略军则派宫崎次郎亲送委任状给李福林，任他当伪华南军总司令，并约定1988年旧历年初一等李福林潜抵广州河南后，即派飞机到河南空投军械。这次，李福林却没有接受日寇委任，乘轮离港，到虎门时，改搭早由郑介民派来的小火轮，转往澳门。

1941年香港沦落敌手，李福林去了重庆。蒋介石看到此时的李福林没有什么可以利用，只给了他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的空衔。

1944年夏，蒋介石企图通过李福林收编在粤的敌伪军队和绿林队伍，以扩充自己的势力，才又假惺惺地封派他为军委会驻粤军事特派员。李福林也正想回粤重新组织他的绿林队伍，欣然领命，于1944年冬南返，抵梅县后，即发信给市桥土皇帝李朗鸡(伪军师长）、著名绿林头目凤凰九（叶衍龄）和周定宽等人，取得联络。

不久，西、北两江的绿林首领也都纷纷派员前来梅 县，表示愿接受李福林的指挥，当时号称两万人之众。李福林正在为他重回河南旧巢作梦之际，蒋介石却又使出他的回马枪，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宣布投降，即派张发奎接收广州，令各军不得擅动，听候派遣。李福林从梅县一听闻日寇投降，星夜驱车赶回广州来“劫收”，可是他斗不过张发奎等的“劫收”势力，仅占据广州市多宝路汉奸黄日祥的三层洋房，作为军委会特派员办事处而已。各地绿林头目和敌伪军官，一时纷沓而至，请李福林封官委命，他只能摇头兴叹。

自此，李就在他的河南厚德围和香港的康乐园，过他的“花果生活”了。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蒋政权行将崩溃，蒋介石、阎锡山还想最后一次利用这位绿林将军来为他卖命，曾派特务头子黄镇球亲到河南大塘乡探访李福林，花言巧语地要他出任要职。李福林鉴于大势已去，现在要他出任要职，显然又是蒋介石搵他的笨，便坚决拒绝说：“你们在南京享太平福时，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你们江山‘郁郁唝'（粤语，动摇的意思），好比风吹烂灯笼的时候，就来找我老李，我没这么笨”。李福林拒绝委任后，于是年8月底，携带家眷迁往香港，过他的寓公生活。1953年，李福林犯高血压病死于香港。年79岁。

　　来源：《近代广东名人录》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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