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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的乌托邦,元宇宙:虚实融合的人类乌托邦

04-30 互联网 未知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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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中的乌托邦:元宇宙:虚实融合的人类乌托邦?

现代信息技术是基于光和量子传递、存储、处理与表现信息的比特数字技术。过去信息传递依靠马车,后来依靠火车、高铁,尽管信使还是坐在车上的人,但人所乘坐的车子底座变了,信息传播效率大幅度提高;未来人不动,信息流动起来,这需要数字底座。数字底座论认为社会信息流动的新座驾是数字技术。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融合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元宇宙,会是人类驾驶数字底座奔向的理想家园吗?

由于应用层还在不断探索之中,人们不断感受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扑面而来,目不暇接,因此需要一些思想观点来统领这些新现象。下列观点是对学界典型理论的介绍。

一、数据洞察论

从电子计算机到数字计算机,数字成了计算的基础。人类尽管有经验,但这些经验是有意义的数据,实际上人的头脑里还记忆储存着大量暂时没有意义的数据(惰性知识和经验),遇到合适的场景时才会启动。借助计算机将这些数据外化出来,就形成大数据。对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场景意义提取是数据分析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称之为数据洞察,即数据+场景=经验2.0。相比于人类经验,经验2.0能利用人类经验,并洞察人类惰性知识和经验、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所隐藏的智慧,形成一种基于数据的智慧。这种数据洞察出来的智慧能适应不同的场景。

二、虚实互补论

尽管数字世界并非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数字世界的原型,但数字世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形成出数字世界里的原创成果,并逐渐反过来优化、补充、改造现实世界,进而形成两个世界的融合。其基本发展路径:现实世界数字化-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相融。这种融合对于促进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融合,是一条可能的新路径。

三、网络连接论

网络本身就是连接。网络连接论是一种摆脱线性认知缺陷,认识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有效视角。其基本立场是,互联网社会演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连接。网络连接论将强度上或强或弱的连接,主体上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连接,应用上资讯型(数据)、互动型、信用型(可信的知识)的连接纳入分析。在此框架下,探讨不同类型网络连接的组合冲动与冲突,连接数量的规模效应和过载风险,连接质量的更替规律与逆袭风险。

四、媒体融合论

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一切技术都是人类智力的外化。现代信息技术扩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空间,但是数字底座也打通了各种媒介的边界,使得分化的媒体有了融合的可能性,同时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流动。

具体的来说,媒体融合可以是声音、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形式表达同一个内容和意义,并且利用某种技术手段实现模态之间的转化。例如当前在文字和语音之间已经可以实现较为灵活且有一定质量的转换,不管是语音识别,还是语音合成、智能同声传译、语种之间智能翻译、声音复刻技术等都在助力媒体融合,促进人媒融合。将图像、声音或文字转换成视频,或者反过来,也是例证。

媒体融合不仅在多模态之间融合,单一媒介内部也在加速融合。语文是以文字为主要符号来表达内容的,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了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这些文体都在共同表达人性主题。在高一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就以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共同表现青春的价值这个主题,学习者要多体会这种跨文体的融合倾向。

总体上,媒体分化是技术发展演变的结果,但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人的天性(格式塔心理)却要求媒体融合。网络连接和数字底座为媒体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虚实融合的元宇宙,会不会是人媒融合的乌托邦呢?

2、人类中的乌托邦,一个哲学的国度

人类中的乌托邦?作者: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人类中的乌托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人类中的乌托邦,元宇宙:虚实融合的人类乌托邦

人类中的乌托邦

作者: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托马斯·莫尔(约1478—1535年)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著作《乌托邦》于1516年12月在鲁汶印制第一版,次年在巴黎印制第二版。这部著作的成功,确立了莫尔作为人文主义著作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称为“政治哲学家”。

“乌托邦”(Utopia)是莫尔创造的一个词语,意为“乌有之地”。《乌托邦》一书的全称“关于一个最好的国度,关于新发现的乌托邦岛屿”,也表达了“乌托邦”作为“幸福与幸运之地”的寓意。莫尔将乌托邦的地理位置设定在“新世界”的一个岛屿,这是大航海行动衍生的概念。莫尔还塑造了一位大航海时代的传奇人物拉斐尔·希斯洛德——乌托邦的信息来源与讲述者。拉斐尔出生在大航海行动的发起之地葡萄牙,“为了前往遥远的国度增长见识,跟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三次航海远游”,访问过乌托邦所在岛屿。虽然拉斐尔·希斯洛德是虚构的人物,《乌托邦》表达的思想却是莫尔的政治意向与治国理念的真实呈现。

广义的哲学理念与普遍的哲学教育

乌托邦是一个经历过民智开启的文明之地:征服阿布拉克萨岛并且将之更名为“乌托邦”的国王乌托帕斯,将岛上“粗暴、野蛮的居民改变成为具有良好教养、懂人文学术、待人彬彬有礼的优秀完美之人”。开启民智的手段是教育,把读书学习纳入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

乌托邦的教育分为全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普通民众接受普及型的知识教育,精英阶层接受研究型的学术教育,由此形成体力劳作者与智识精英两个社会等级。

智识精英经历过“选士养士”制度的筛选与修炼,是智力超群、学养深厚之人。一部分“专注力强、才智超群、天资适宜学术之人”,在孩童时期被甄选出来,作为有潜力的智识精英施以学术教育。成年男女中的优秀者,经过荐举之后亦有机会增补进入智识精英的行列。乌托邦对智识精英在学术与道德方面有强制要求,未达到预期标准的候选人,淘汰之后退回到体力劳作者行列。在智识与道德方面始终表现优秀之人,“免除一切体力劳动,专注于学术”,传承乌托邦的价值观与学术水准,并且承担起为公众服务的责任。

乌托邦人对传统学术存有浓厚兴趣,学习“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在这些领域的造诣几乎赶得上古代哲学家”。乌托邦人“对于星辰的轨迹、天体的运行极为熟悉。他们巧于设计各式仪器,用于精确地观测太阳和月亮,以及目力所及一切星象的运行与位置”。关于“潮涨潮落,大海的含盐量,天体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乌托邦人的某些观点与古代哲学家相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乌托邦人“收藏有普鲁塔克的作品,也欣赏琉善的快乐诙谐”。乌托邦人吟诵诗词歌赋,阿里斯多芬、荷马、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都保存有“阿尔都斯小字印刷文本”。乌托邦人阅读历史,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撰写的史学著作都存书在册。乌托邦人学习医学,希波克拉底、伽伦的著作都在他们的阅读范围之内。拉斐尔在第四次航海远行时,为乌托邦人带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植物学著作、赫利奥斯与斯科里德斯编写的辞典。

莫尔推崇古典希腊哲学,认为优秀的哲学思想存在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对于希腊哲学的热爱,也传导给了《乌托邦》塑造的人物。拉斐尔并非仅仅是“帕利努鲁斯式的水手”,还是《荷马史诗》中“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国王”,是“哲学家柏拉图这位古代智慧的化身”。希腊语是学习古典哲学的必备语言,拉斐尔“虽然学会了拉丁语言,但是在希腊语言的造诣方面更加渊博精深……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的学习之中”。乌托邦人“轻而易举学会了希腊字母,词语发音清晰,背诵记忆迅速,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复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掌握了希腊语言,可以流畅地阅读名家作品”。莫尔并不否定罗马文明的价值,成就于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与诗人也得到了他的赞许。然而在莫尔心目中,希腊著述的重要性占据第一位,拉丁著述的重要性位列第二。

莫尔奉行广义的“哲学”理念,将一切学术都纳入“哲学”的范畴,不同学术之间只有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之类的区分。依照莫尔的理念,乌托邦是一个哲学的国度,乌托邦的成员都是哲学家。乌托帕斯在“乌托邦”创建伊始将一个“没有哲学”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哲学之城”。哲学不仅用来提升乌托邦人的智识与道德水准,塑造正直善良的人格,而且提供治国之道。莫尔持有“哲学治国”的理念: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致力于哲学研习,“由此可以带来完美的幸福快乐”。

乌托邦价值体系的核心:理性

在乌托邦社会运行规则的纵深之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理性”的思想动力来自古典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是人工设计的社会,“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是遵循理性的尺度,理性极大地点燃了人们内心对于神的热爱与崇拜”。莫尔在哲学的理性之中加入了“从宗教中提取”的原则,堪称“哲学宗教”。“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既软弱又不完善”。宗教原则的基本内容是“灵魂不死”:如果在尘世生活中践行美德与善行,就可以在未来获得“用理性加以验证”的酬报。

私有财产作为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支撑,是乌托邦首先拒绝的因素。“在无岛之地创建了一个岛屿”的乌托帕斯国王,“极为厌恶世间的财富”,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居家房屋”。乌托邦实行财产共有制度,一切物质与设施在居民中间按需分配。与私有财产一起拒绝的是门阀世族的社会地位,乌托邦不存在财富与门第的世袭继承。

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法律对于社会的规范作用微乎其微。在乌托邦,“一切物质由公共享有,每个人都获得充裕的生活所需”。“贤明并且以圣洁自律的乌托邦人,无须法律就可以使一切充足有序,唯有美德是无价之宝。”当法律的强制作用失去效力以后,人的行为依靠理性加以规范。乌托邦人的生活完美地诠释了莫尔的理念,相信美好的生活由理性主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友谊、和平之类的美德作为行动准则,人们之间互利互惠互爱,构建起密切和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管理者无须采取强制手段即可以使各类组织形成有机体。

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圈地”的批判

莫尔关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以现实的关怀为前提。《乌托邦》对圈地引发的社会弊端展开激烈批判:贪婪的土地所有者渴望从羊毛产业中获取超额收入,通过圈占土地而实现从粮食种植向牧羊业的转换,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生计。“贵族、乡绅、圣洁的修道院长们,不再满足于一年一次的岁入,……也不再满足于无利可图的闲散生活”。他们“把土地全都圈占成为牧场,推倒房屋、拆毁村镇,除了用作羊圈的教堂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站立的建筑”。失去衣食来源的农民由此陷入赤贫状态,除却乞讨与盗窃之外别无生路。“你们的羊不再是温顺的小型食兽,……而是变成了大型的吞食者。它们是如此狂野,吃光吞尽种田人。它们消耗、摧毁、侵占成片的田地、房屋、村镇”。世代耕种土地的农民“被驱赶出熟悉的祖屋,难以找到歇息的地方,……只能以偷盗为生,却因此而被处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发生在英格兰的“圈地”界定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莫尔也因为《资本论》关于“羊吃人”言论的引用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最初的批判者。作为人文主义学者,莫尔的批判停留在悲天悯人的现象层面,并未达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高度。

面对圈地引发的流离失所人口,莫尔认为政府的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法庭以绞刑惩治偷盗者,“超越了法律的公正性,对共同体造成了伤害”。“如此恐怖的死刑惩治,难以阻止那些无以为食之人从事偷盗”。“如若拥有其他的谋生办法,没有人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先是偷盗然后赴死”。莫尔提出:应对圈地弊端的有效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而是根除私有财产制度。“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续,大多数人就难以避免陷入赤贫的悲惨境地”。正是在批判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之上,莫尔为乌托邦设计出“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产品”的经济制度,借此实现哲学治国的理想。然而莫尔关于共有经济只是提出了简单的设想,缺少系统的理论构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研究者回望历史,将莫尔的设想定义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以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之一。

莫尔在《乌托邦》中表达的哲学治国理念,借鉴了柏拉图“公民教育的理性目标”,更是16世纪时代的产物。大航海行动的探险精神,造就了新世界的乌托邦岛屿。文艺复兴的人文环境,促成了将广义的哲学理念用于社会运行的规划。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社会弊端,成就了以共有经济作为哲学国度物质基础的思考。莫尔以新时代的思想风貌尝试“托古改制”,对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有细致入微的描述,有巧妙的构图呈现,阅读者对此有亲临其境、眼见为实的感觉”。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3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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