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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提高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四条基本路径

丁志宏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强调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时隔不到一年，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再次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将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2017年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39岁已生育一孩的妇女不想生育二孩的排前位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和“没人带孩子”。2019年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0～3岁孩子母亲“最想获得的育儿支持或福利”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有便捷的托儿所/托育服务”和“发放托育津贴”。我们看到，在育儿成本持续升高、家庭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已成为优化生育政策、建立友好型生育环境的重要内容。

一、家庭生育的高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提升生育率方面都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育率的变化多是外生因素所导致。这些外生因素是多重的，既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也包括经济因素；其关系也是复杂的，仅就生育和经济关系而言，有生育率变动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的关系；也有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分析，主要从家庭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开展生育率研究，如孩子生产的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就是从微观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的，这里讨论的成本，多是直接成本。

目前，生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如果是高危育龄人群，生育成本会大大提升。特别是对于“生育力不足”人群，如果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往往花费更高。以试管婴儿为例，医疗费用涵盖夫妻双方身体检查费、促排卵药物费、取卵手术费、实验室胚胎培养费、验孕费以及剩余胚胎冷冻费等。我国常规试管婴儿一个周期大约需3-4万元，如果需要反复多次治疗，费用更多。

养育成本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公共普惠性托育服务缺乏，而市场化托育成本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教育成本，大约是学前教育的2倍，是小学和初中的1.5倍。导致人们对托育机构望而却步。2016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城市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调查发现，城市３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接受正式照顾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欧盟一些发达国家25-50%的入托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支出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家庭教育成本中的校外费用体现在父母为孩子报名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等，校内费用包括购买学区房、支付择校费等。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2014年全国课外辅导班的家庭支出均值已达 2268 元/年。

对育龄人群来讲，尤其是流动的育龄人口，高房价也是他们少生育或不生育的重要因素。一项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有更大的挤出效应，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降低2.4-8.8%。初次生育年龄上，房价每上涨1000 元，初次生育年龄提高0.14-0.26年。

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基本路径

（一）减轻生育能力不足群体负担，将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纳入医保范畴。

如前所述，相对于一般正常的育龄夫妇，采取辅助技术生育的夫妇经济负担更重。政府应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相关费用按比例纳入医保范畴，解决他们一部分家庭生育负担。另外，也可加快探索建立孕育保险制度，将低收入不孕不育患者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有效保障每个个体生育权。

（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流动人口住房负担。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接近5亿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7亿人，流动人口为3.76亿人。这些人口多处在育龄阶段，但高房价压力影响他们家庭生育意愿。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下，政府应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切实帮助流动人口缓解住房压力。

（三）推进托育体系和幼儿园发展，规范校外辅导培训机构。

政府和社会力量可依托社区，向居民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满足不同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托育和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通过税收补贴、育儿补贴、假期补贴等多种福利举措增加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同时，政府应对校外各种辅导培训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对收费、教育质量开展监督。

（四）实现税收制度与生育政策配套，实行激励生育的税收政策。

国家可通过税收这个“有形之手”，承担部分养育成本。建立个人或家庭为课税单位的选择性模式；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定额计算方式转变为实际费用扣除方式，依据子女数量构建差异化的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可依据子女数量构建“阶梯式”的房产税免税面积计算方式。进一步降低家庭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将育儿用品纳入增值税免税范围等。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2、生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女性生育惩罚高达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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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保护女性的权益，提倡性别平等，应该是提高生育率政策中核心关注的问题 | 图源：pixabay.com

编者按

2022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多位代表和委员针对生育政策调整发声。婴幼儿照护费可抵扣个税、三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免等生育成本具体建议也成为热点讨论话题。

然而，除了奶粉、教育等直接费用，有学者提出，更应该关注“生育惩罚”等对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的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这背后，倡导全社会从性别视角出发，理解女性为何不愿意生育、离婚率为何越来越高，以及将保护女性权益、提倡性别平等作为提高生育率政策的核心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撰文 | 刘倩 赵耀辉 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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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出生人口断悬式下降，社会各界就如何提高生育率展开讨论。然而，现有的讨论几乎只探讨直接成本，及与之相关的奶粉价格、教育费用、房地产支出等。我们则提出，更需要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个数字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计算的直接成本48.8万元还要高，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105.8万元。养育一个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230万。加之女性其他的后顾之忧，包括丧偶式带娃带来的职场家庭双重压力、离婚率上升导致的单亲风险、法律和权益保障不完善等综合因素，本文分别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不确定性成本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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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定义和计算

育儿直接成本一直在上升。从怀孕到生产期间的各项支出和风险，到养育所需的基本吃穿用，到教育费用、住房费用等，各项支出的价格上涨都增加了生养的压力。这部分之前讨论相对充分，本文不多议。

更重要的是，还有间接成本。例如时间和精力是看不见的费用，但确是重要考虑因素。例如，陪孩子本身不需要额外金钱支出，但如果没有孩子，父母本可能去工作赚更多的钱，或者出门旅游、看电影等。陪孩子的时间，表面看来没有成本，但要放弃的其他消费、投资或赚钱等时间和精力等，是之前生育政策讨论中忽视的重要间接成本。（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

换句话说，生育不仅要花钱，还会让父母赚更少的钱，这部分隐形成本不可忽略。由于生育和养育更多由女性承担，所以关注这些间接成本对女性的影响非常重要。

例如我们仅从对职业发展影响的一个角度探讨。Lundborg、Plug与Rasmussen对丹麦三万多名女性的研究，发现生孩子不仅对女性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在生育后的第1年，女性年收入减少约7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31%。在生育后的2-10年内，年收入平均每年减少约3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12%。生育一年内，收入减少主要因为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明显下降。生育一年后收入的降低却主要因为工资的显著降低，主要原因是女性会选择离家近的工作，平均离家距离减少了接近一半，而这些灵活性高的工作往往收入更低，所以换工作导致收入的下降。

大量研究证明，生孩子对职业发展有影响。生育对自身收入较高、年龄更大、配偶收入较高、在私有部门工作或国家延长产假政策后生育的女性负面冲击更大。这个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对于这些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大。

Kleven, Landais和Søgaard也研究丹麦的 “生育惩罚”，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时他们发现，孩子出生前夫妻收入变化轨迹基本一致，但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没有变化，只有女性的收入会下降。长期观测到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综合以上两篇文章，我们简单借用20%的 “生育惩罚” 来推算中国的数字。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35128*20%*平均每年11%收入增长*生育惩罚年限（过去10年和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10%-12%，我们以11%计算。2021年平均生育年龄28岁，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龄50岁，中间有22年的职业生涯）=57万的生育惩罚。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的生育惩罚为31万。以北京为例，一个孩子的女性 “生育惩罚” 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即使在性别平等和生育政策更友好普遍的北欧，“生育惩罚” 也都是女性在承担。所以我国的生育惩罚数字会比上面我们的推测数字更高。按照《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平均养育一个未成年孩子（0-17岁）的直接成本为48.8万，而我们上文简单推测的间接生育惩罚成本，就高达57万。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48.8 57=105.8万元。全国平均养育一个城镇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140万，农村孩子是61万，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是230万。再加上父母要放弃的其他时间、精力、娱乐、休闲等机会成本，生育的间接成本比直接成本要更高，更严峻。所以降低女性生育的间接成本，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关于20%的生育惩罚，一方面中国女性不会像北欧一样，较长时间不回归职场，所以表面的生育惩罚数字可能要低。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产假福利没有北欧高，大量双职工家庭存在经济压力，使得女性不得不尽早回归职场。这意味着女性需要一边工作一边育儿，身心压力更大，负担更重。）

生育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成本。首先，“丧偶式育儿” 对女性生育积极性有极大的打击。大量父亲们在孩子教育中严重缺失，对孩子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之外，也对母亲们增加了生活压力。在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背景下，女性不仅要承担职场上的压力，还要承担家里照顾下一代的压力。所以女性根本不敢也不愿结婚，不敢也不愿生孩子。

不确定成本还包括，随着离婚率提高，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风险提高。女性可能担心的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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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孩子抚养的观念不同，离婚后沟通和摩擦的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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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抚养权的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和成本增加，而抚养费不一定足够。另外，黄金生育期往往也是黄金职业上升期，不仅现有工作可能受影响，经验和教育的积累、职业上升的潜力也会受到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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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抚养权的女性近年出现 “紫丝带妈妈” 群体，她们即使有正当合理的探视权，却被前夫剥夺了探视的可能，长期看不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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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政策建议

那我们要如何鼓励女性生育，降低各方面的后顾之忧呢？我们建议是：

降低直接成本。我们已经看到部分政策的出台，从直接生育补贴，到部分地区的购房补贴、教育双减等等。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例如匈牙利政府包括从生第二个孩子开始，政府对家庭从房贷到购车等各项贷款都有补贴；到生育四个孩子及以上的母亲终生免交个人所得税；对三岁以下孩子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提供类似于产假的福利。

教育成本方面，北京大学赵耀辉和王格玮提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方面要增大教育投资，提升教师的工资，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从而普遍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需要放宽对私立教育的限制，腾出公立教育资源可以更密集的投入到更普遍的学生中。在大学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要着力于改善校际和地区间经费的差距，缩小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别。

房价成本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研究发现，中国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压力加大，养育儿子的家庭要增加储蓄并买房，从而大幅推高房价。研究发现，中国50%储蓄率的上涨是由性别失衡导致的。通常情况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2-1.07之间，而我国过去二十年平均数字高达1.15。所以严格控制婴儿性别的识别，也会相应降低整体房价和育儿成本的上涨压力。

降低间接成本。如何让女性在享受有孩子甜蜜的同时，不用放弃职场上的追求？首先，对于事业型女性，特别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相应提高财政补贴。其次，优质廉价托育服务应是极为重要的配套政策。

幼儿托育服务被各国和研究都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新时代，生育政策需要更多关注帮助女性回归就业，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2岁以下的托育服务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但进展慢，存在不少制度障碍，准入标准过高。我们建议要鼓励和支持民办小型或者家庭托育机构，降低准入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企业方面可以提供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例如IBM的员工福利，包括为刚生育的女性职工提供母乳递送服务——回归职场的女性员工可以选择在挤奶后，由专门人员将母乳带到孩子身边，从而可以继续工作下去。这个政策不仅是对所有女性员工的福利，对公司来讲也可以保留有能力的女性职工继续工作，包括更高职位的女性管理员工，让她们在职业更高层的晋升过程中有更顺利的衔接。

第三，鼓励男性更多干家务活，是宣扬新时代新家庭的新思路。杜绝丧偶式带娃，让两性在家庭里有更平等的分工。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支持、以及对分担家务活和带孩子的观念转变，是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宣传和引导的方向。

政策方面，政策可以推出例如一个月的父亲产假。在父亲产假方面瑞典一直是全球领先，每个孩子的父母有18个月的产假，其中最少三个月是只能属于父亲的。如果中国爸爸们也有相当时间的产假，积极加入、学习并理解抚养工作，会对理解女性、增强家庭和睦、减轻女性后顾之忧有极大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父亲产假的推行有个前提，就是父亲会积极主动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而不是变成在家工作、或者补觉、锻炼、读书甚至玩游戏。父亲育儿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改变。

现有的舆论环境对男性有 “既定” 的角色定位。似乎多赚钱、不出轨，就是好丈夫、好爸爸。其实很多时候父亲们的缺位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他们成长的环境里父亲也不做家务活，所以他们没概念要帮忙，也不知道怎么做饭扫地。无感、无力和无奈。如果再没被积极融入带孩子过程中，新手爸爸们会有更强的挫败感，然后很容易直接放弃。另外，很多男性即使希望做全职丈夫和奶爸，他们也很怕受到 “不够男人” 的性别意识歧视，会三思多虑社会的舆论和朋友亲戚们的眼光。

曾提出，“男同志在家里不能当“大爷”，不能回到家里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所以男性的积极参与会对提高生育率、提高两性和谐、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希望看到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宣传，热情洋溢的赞美和宣传父爱的伟大，树立起一批干家务活儿带孩子的光辉奶爸模范。赚钱的爸爸酷，会换尿布会煲汤的爸爸们更帅更酷更幸福。

降低不确定性成本。离婚政策可以更好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例如魏文超撰写的《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一文提到，英国法律更倾向保障妇女和子女的权益，在离婚财产分配时女性通常会获得更多利益。女性在抚养子女、照顾家庭上的贡献也成为她们获得更多财产分配的砝码。社会福利分配制度也更多考虑到女性的权益，单身妈妈们会受到额外的政府特别照顾。她们不但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婴儿补贴和住房补贴，还能依据抚养孩子的性别、数量等获得政府分配的住房。

另据报道，北京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在裁判文书网抓取了700多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的判决、裁定，其中约有13%存在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实施方多为父亲一方。由此，更完善补充《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定义违法行为，更要规定违法后果，以及法院的严格强制执行等，都会对下一代以及女性的权益有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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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生育及养育不仅是女性的事，也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性别视角进行探讨，从女性角度出发，聆听并理解到底女性为何不愿意结婚，为何离婚率越来越高？生育率低是由于独生子女一代不理解多子多福，还是养育成本太高，亦或是由于性别不平等导致女性承担了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因此 “沉默罢工” —通过不生或少生来默默表达她们的抗议？

保护女性的权益，提倡性别平等，应该是提高生育率政策中核心关注的问题。提高生育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衡决策。一方面我们希望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有更高的GDP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职业女性会有更少时间投入家庭和生育，也会对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影响。所以生育和养育的决定，表面上是女性的选择，深层次上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选择，需要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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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倩，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机构无关。

赵耀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联合主任。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前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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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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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育娲人口研究公众号，2022

Lundborg, Petter, Erik Plug, and Astrid Würtz Rasmussen.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6): 1611-37， 2017

刘倩、张兰、尹兰馨，《破解家庭工作不可兼得—试管婴儿经济学》，《性别经济学》公众号，2019

Kleven, Henrik,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ogg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4): 181-209，2019

王格玮、赵耀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复旦金融评论》2022

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2011

魏文超：《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 ，《中英时报》

张荆及团队，《抢夺藏匿孩子蓝皮书》，《中国妇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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