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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纲五常是腐朽思想吗：贫穷，是因为思想太落后吗？三纲五常是什么？

晚清到民国以来，部分知识分子极度地仇视儒学，务除之而后快，为何如此仇视呢？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儒学死了，中国才有希望。

什么希望？

富强。

言下之意，中国的贫穷落后都是儒家造成的。也就是说，他们粗暴的将贫穷简单的归因为儒家思想，好像一个国家的贫穷就只是思想决定的，其他原因根本不重要或完全没有。

其实这样的单一思维方式，现如今仍旧大行其道：

1、你之所以贫穷，是你太守规矩，太老实，不敢越轨！

2、你之所以贫穷，是你不够努力！

3、你之所以贫穷，是你没知识！

4、你之所以贫穷，是你认知格局太低！

以上几种观点相信很多人听过乃至信奉过！

而且上述观点在不同时期流行过，比如第一个观点就在改革开放后90年代大肆流行过，很多的书都在教你如何敢闯，如何敢冒险，如何突破什么的禁忌，认为只要这样就能挣钱。

这些观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信呢！但是，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原因很简单，贫穷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导致呢？

就拿西方国家的所谓的富裕来说吧，他们怎么富起来的呢？

难道你真的认为是工业技术的发展吗？其实，他们的原始积累完全是靠剥削和抢夺。

英国为何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因为全世界搞殖民，到处利用比别人强的武力来抢夺资源和财富。

我们近代知识分子却看不到这点，他们天真的认为只要学到科学技术，只要学会所谓先进制度就能让国家富强起来。很快，他们发现儒学与科学、民主完全是对立的，阻碍所谓现代化的进程。

结论便是：“儒家不死，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儒家是现代社会的敌人，他们如是坚信着，直到现在，他们的信徒们还是如此迷信着。

那么，他们为何认为儒学与现代是冲突的呢？

因为他们认定儒学的本质就是“三纲五常”，而所谓的“三纲五常”就是吃人的礼教，就是束缚中国人思想的枷锁，就是陈旧的思想观念，就是不自由不民主！

而现代社会是不讲这些的，现代社会讲的是平等、自由。

实际上，近代讲自由、民主的那些知识分子们都是空想家，根本无力扭转中国贫穷的局面，为什么？

因为民主、自由根本不是西方人富强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注定失败。

所以，一个国家的富强不是单一原因促成的，认为只要科技强就富，是幼稚；认为只要制度好就富，那也是妄想；认为只要勤劳就能富，那也是意淫而已。

结论是，现代化不一定会让传统消失，把传统消灭了也不会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是不会消失的，没有传统哪里会有现在的我们呢？

那些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起来的观点，统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缺乏思考的。

也就是说，不论“三纲五常”到底是什么，本质上说，它都不构成对国家富强的阻碍，也不构成对现代的阻碍。就如同近代那些大讲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使国家富强起来一样。

现在很多还是拼命说三纲五常是多么的可怕，好像一碰就会死一般。这完全是观念恐惧症的表现。究其原因，是没有搞清楚其基本含义。为了消除思想混乱起见，有必要澄清此概念。

儒家系统阐述“三纲五常”，见于东汉班固《白虎通》。其中说道：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亹亹文王，纲纪四方。’”

这里所谓“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的相处之道。如何相处呢？

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后来儒家对此解释是同意的，如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礼纬·含文嘉》云：

“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一般的理解就是：君管臣，父管子，夫管妻，臣、子、妻就只有服从、依附的分，自己根本没有独立性。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理解。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班固《白虎通》讲“三纲”为“君臣、父子、夫妇”，其后他又对做了解释：

“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

也就是说，“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阴阳相互和谐的关系。

如何才能和谐呢？

西汉扬雄《法言》举“君”为例说明：

“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当学也。……如纲不纲，纪不纪，虽有罗网，恶得一目而正诸。”

也就是说，君、父、夫是有责任先做好自己，然后才能得到臣、子、妇的尊重和效法。这其实是对君、父、夫提出高的要求，或者说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男人负责任、有担当，作出表率，女人尊重之，如此男女和谐相处，家庭一定和睦有序。

推广开，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难道你认为，男不男、女不女是好事？男的没担当，女的轻浮，这样的社会能好吗？

而“三纲”是要以五常为根基的，所以扬雄才会说“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

班固《白虎通》也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才有可能做到君父夫率先垂范、臣子妇随后效仿，实现“纲纪为化”，正如网之有纲而万目张。这就把“三纲”与仁、义、礼、智、信“五常”联系在一起，而且认为“五常”是“三纲”的心性基础。

有人说了，女的不能担当吗，男的不能跟着女人后面吗？你这是大男子主义！

当然可以，古代就有这样的事。就看看《红楼梦》就知道了，一家之主就是史老太君，她就是一个女人。子孙对她都很尊重，因为她很慈爱，有担当。

如今男女平等，女占主导完全没问题。但是，社会还要多给男人施加要求，他们要担当的更多才行，因为他们在生理有优势，至少体力好与女人，至少也不用生孩子。

而不能对女子要求太多，不能让她们担负太多压力，这其实也是在保护女性，根本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

一个应该，一个是事实，两个是不同的。在责任上，男人应该担负更多，应该做表率，但实际上可以根据情况变动，不可能那么死板。

有人又说了，男的占主导，就会导致男人的霸权，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对女人形成暴力或压迫。

这个主导是责任上的，是付出，不是搞什么权力斗争。当然，在现实中，男的觉得自己付出多，想事事控制别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这其实一种变态心理，不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单论权力，女人掌握了权力也是一样的，女人同样会对男人形成压迫和暴力。

所以，三纲一定要以五常为基础，要有仁义之心。

如《大学》所描绘的世界：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在儒家看来，孝从来都是不是单方面，悌也不是，父慈爱子，子才会孝顺父，彼此虽然身份不同但是都要彼此尊重。

一般情况下，长辈、位置高的人要主动表现出慈爱和关照，晚辈和位置低的人才做出回应。这其实也符合人性的，一般人在所谓的权威面前都是害怕的，所以权威主动是可以消除对方的焦虑和不安的。

2、三纲五常是腐朽思想吗，中包含着最伟大的社会秩序基本原理

“三纲五常”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都是小问题。在根本上，三纲五常是非常伟大的，因为它给出了正确的社会秩序基本原理，告诉人们，真正稳定而良性的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人性的基石之上。偏离和忽视人性，都所建立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真正良性的。

事实上，现代人只知三纲五常是封建糟粕，但对其内容和内涵基本是无知的。

何谓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三纲”的实质是什么？是三组人际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三纲”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在这三组人际关系中，前者是后者之主导、纲领。“三纲”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这里，把这种主导、从属关系机械化了、固定化了，混入了专制因素。

第二层含义是，这三组关系是人类社会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此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和纲领。人类关系可以有无数种，譬如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生产中的雇佣关系等等，但是这三组才是最基石的，这要把这三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就会出现。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稳定而良性的人际关系？答案是基于人性的相互尊重，即让自己的人性成分发挥，也要让别人的人性充分发挥。这就是《中庸》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中庸》的这句话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人心，与让别人的人性也充分发挥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性中存在关系基因、秩序基因，天然地存在着尊重别人人性的因素，天然存在维护良好秩序的因素。

孟子对这一点做了更详细而精到的论述，概括为两个字：“性善”。

“性善”不仅是说人性是善的，而且，人性是完全的、完美的。所谓人性的完全、完美，就是指人性中包含完全的人际关系因素、社会秩序因素，天然地具备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能力。只要充分遵循和发挥人性，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就会自然出现。

“性”其实是“心”之性，而“心”则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这个器官是逻辑上的、职能上的，因而也是虚拟的。所谓虚拟的，是说“心”的存在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是对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概括总结，并非说人在生理上真的存在一个具体化的“心”。既然存在思考认知活动，那么就应该存在一个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主体。

也就是说“心”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在人类所谓的概念中，是最抽象的。一般所说的抽象都是针对思考认知对象的，都是对“物的抽象”。而心则是直接针对思考认知活动本身的，是“心的抽象”。

“性”就是“心”的基本结构，也是心在进行思考认知活动时，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也就是说，人心是具备相同的基本结构的，基本相同的人性，正是因为如此，在判断和选择上，存在共识。这个相同的人性就是“理”、“义”，也可以称之为：义理、道、道理、道义等。

“义”、“理”是人心的基本结构，也是人性，是内置于人心之中的，人天生具备的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义”、“理”都是内在的，内在与人心，而非外在的，不是外在的规则条款。

同时，“义”“理”也是高度抽象的，并非物理上实际存在的，而只能通过人的判断和选择来呈现，即通过人的外在行为来呈现，通过做事、事来呈现。

“义”、“理”表现在外在的事件之中，就是“仁、义、礼、智”。但是外在的“仁、义、礼、智”，不过是内在的人性的呈现、外化，内在的义理的呈现、外化。

为了说明这一点，孟子提出了“心之四端”说。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既然，“仁、义、礼、智”根植于人心人性，由人心所发端，因此，也可以将“仁、义、礼、智”直接等同于人性。

到了西汉，董仲舒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信”字，将其称之为“五常”，成为“五常之性”。

因此，“五常”的实质是人性，也是作为社会秩序的“三纲”的基石。“三纲五常”是对孟子“四端”说的发展，继承和保留了孟子心性观、秩序观的内核。

但是，在孟子学说里，外在的“仁、义、礼、智”仅仅是“心”进行思考和判断和选择的效果、结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思考，在判断和选择，而非对教条的机械遵守。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不得”；“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就判断和选择，“执一”机械固守外在条款。

因此，孟子也不重视“信”，反对机械的“信”， “执一”就是机械的信。 他还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董仲舒却加了一个“信”，与“仁义礼智”并列，这不是加了一个字的问题，还代表着基本理念的变化。整个两汉，都是迷信之风盛行。董仲舒本人就迷信灾异和天人感应。这导致，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教条化、机械化了。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都成了要求人们去信仰和服从的教条。

董仲舒将“阴阳学”混入了儒学，以及机械的阴阳思想，强解人际关系和人性。并且要求人们去“信”，其实就是迷信。

迷信很容易和暴力专制结合在一起，最后发展成“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悲惨局面。

大家一定要清楚，将秩序根植于心性之上，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两汉之后，将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三纲五常”。因此，“三纲五常”包含了中国文化的秩序基本原理，但是也混入了迷信和专制因素。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存在四类秩序类型，但是唯有中国的秩序是稳定和良性的。

中国的秩序可以称之为“心性秩序”、“道义秩序”。道义即义理，发端与人心，也是人性。

现代之前，西方秩序是宗教秩序，其基础是人对神的信仰、迷信。

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存在过“法家秩序”，国王的意志通过成文法来体现，然后以暴力专制对法律进行贯彻。这种法家秩序在古波斯、古希腊等地都曾短暂广泛存在。

现代西方秩序，则是一种“制度秩序”，“民主秩序”。这种秩序与“法家秩序”非常接近，只不过，法律不在是国王意志的体现，而是公民利益和权力的体现。“民主秩序”的基石是个人经济利益、权力。实际上是保障个人在利益争夺上保持平衡、妥协，让利益争夺不那么混乱。因此，不可能真正稳定和良性，无论是曾经的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当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生的社会分化分裂已经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因此，在已经充分全球化的今天，唯有中国文明能够为全球提供一个真正稳定而良性的秩序，就是根植于心性和道义的“心性秩序”、“道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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