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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舟山渔场的成因：新中国没有硝烟的战场——舟山渔场

1974年，正值舟山大黄鱼春汛的某一天，船老大陈良银像其他船老大一样，跟一起打拼的渔民兄弟驾驶木制机动帆船出海捕鱼。在那个年代，人们正好发现了大黄鱼最后的越冬场，所以遇上几万斤的大网头（爆网）又成了家常便饭。

那天，陈良银陈老大也遇到了一个大网头，只是这个大网头，有点大过了头，一不小心，整出了全国纪录，整整5000担（250吨）大黄鱼，真的是前所未有。后来也有亲历者说这个数据有一定的水分，是为了宣传效果，给凑了个整数，这里咱就不深究了，但这个后来成为典型的陈老大，咱就必须说道说道了。

舟山老一辈的人，特别是渔民，应该对这个陈老大不陌生，这个曾经因为大黄鱼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船老大，是当时舟山渔场的一张闪亮的名片。陈老大的成名之战，就是这网5000担的大网头。那次出海捕鱼注定是陈老大的高光时刻，因为不但鱼群就位了，还有两艘东南亚的“偷渔船”也在等他。

舟山渔场大名鼎鼎，周边国家的渔船“慕名而来”再正常不过了，而当时两艘船号为“ME5501”、“ME5502”的东南亚某国的钢铁渔船不但见证了陈老大的这网大网头，而且还就地搞事情，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就了陈老大。据当时亲历者口述，这两艘渔船非常不客气，趁着网头太大，陈老大他们应付不过来，一上来就开始割网抢鱼。来硬的未遂后，又来软的，打算用香烟和手里的金表换网里的大黄鱼。陈老大他们一步不退，终于等来了舟山渔场指挥部派来的指导船和四五十艘机动帆船。

当年这个大网头事件在国内轰动一时，让陈老大成了当时的先进典型，也成了舟山渔场的一个高光时刻，但这样的高光时刻毕竟短暂，在大黄鱼资源枯竭后，舟山渔场也慢慢陷入沉寂，从全国渔场渐渐退化成了东部沿海的地方性渔场。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没有这儿八经吃过野生大黄鱼，自然也就不知道舟山渔场，这个曾经的世界级渔场的魅力和它对于当时新中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的老邻居日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开始对我国丰富的海产资源进行调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看上了我国的舟山渔场。民国14年，也就是1925年，鸡贼的日本渔民先是拿我国的真鲷资源开刀。那时候还没金枪鱼什么事儿，真鲷作为日本国内鱼界的一哥地位还非常稳固，国内的需求也旺盛，在我国海域的年捕捞量更是达到了日本国内的10%。我国真鲷资源被消耗大半后，日本又盯上了小黄鱼。民国17年（1928年），有30多艘日本渔船，以上海为基地，长期在我们舟山渔场偷捕。民国23年（1934年）当年秋汛，据《舟报》登载，有260艘日本渔轮在我国海洋非法作业。

这个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更加恶劣。不但入侵的日本渔船数量增多，日本军队更是在舟山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大肆杀害渔民，毁坏渔船。根据浙江省渔业局的数据，1947年，浙江全省沿海地区的渔船数为15357艘，渔民108807人，渔获为17.54万吨，跟抗战前的水平相比，减少了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势如破竹，在1950年5月解放了舟山地区，舟山渔场也就在那以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舟山渔场就是个香饽饽，除了日本人，民国时期，江苏和浙江就为了这条大黄鱼背后的渔业税吵得不可开交，反倒是后来的杜月笙联合资本家成了赢家，通过冷藏设备和渔业贷款把渔民都吸引去上海卸货。各方势力都知道舟山渔场的好，但都只是榨取，像模像样的促进渔业发展的事儿真没做多少，舟山渔业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重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舟山渔场非常重视，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因为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舟山渔场就是一个异常珍贵的战略粮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舟山渔业进入了空前发展期。舟山渔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渔民不再给资本家捕鱼，而是为人民捕鱼；捕鱼作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渔船也从原来的木质风帆船逐步向机动船转化，网具也尼龙化，还增加了无线电通信设备。

在这个时期，渔民、渔船和渔获都又有了显著的提升。上世纪60-70年代，仅每年冬汛集结在嵊山渔场冬捕带鱼的渔船和渔民就数以万计，高峰期时的渔船数量达1万艘，渔民和周边后勤服务人员数量更是高达十多万。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舟山渔场遵循和执行国家计划，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调往全国城乡市场。据说，那个时候，首都北京水产市场供应的带鱼，10条中，有7条来自舟山渔场。

那个时期的舟山渔场，妥妥的全国最大海鲜水产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基地，“中国鱼都”完全实至名归。

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年的大黄鱼渔汛期，凌晨两点，渔船就在指挥船的带领下前往渔汛区。天还未亮，整个洋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渔火，如同灿烂的星空投射在了大海之上。太阳出来之后，场景又慢慢切换成万帆竞捕的壮观场面。渔民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直冲云霄。当然，海里的大黄鱼也不安分，满洋面咕咕哗哗的声音，要不是晴空万里，还真就给人暴雨如注的错觉。如果将渔场比作为战场的话，少了血腥和杀戮，多了有条不紊的劳动号子和亮瞎人眼的渔获，是不是太轻巧了些？

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的自卫反击战，哪一场，不是以巨大伤亡作为代价，如果将出海打渔，比作上战场的话，怕是会寒了很多战士的心吧。出海捕鱼自然无法跟上战场相提并论，但要说舟山渔场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真的是一点也不为过，虽然不及真实的战场惨烈，但舟山渔场上发生的“战斗”却是一场持续了近30年的艰苦持久战。

前文曾提到，新中国成立后，舟山渔场的渔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期，其实这个空前的发展期，得打上引号。虽然跟新中国成立前相比，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话，其实，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一个百废待兴，道出了新中国的无奈，国家资源有限，只能优先发展那些对国家更重要的工业项目，像造船业，就只能往后靠了。

舟山渔场渔船的机动化率一直不高。1971-1975年间，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渔船总数为3.52万艘，其中木帆船为2.92万艘，机动渔船数为0.64万艘，差不多是五条船里面，只有一条机动船。机动船完全替代木帆船则是要等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了。海上作业本就艰辛异常，再加上渔船不给力，又给捕捞作业增添了不少的阻碍，而设备上的不足，只能靠人力来补。

我们不妨来看看同时期的苏联老大哥和日本在干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依靠二战积累下来的军工实力，开启了全球第三次拖网革命。这个第三次拖网革命，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拖网渔业的升级，因为原来的拖网作业已经无法满足战后鱼类消费市场的需求。苏联老大哥专门为远洋深海拖网捕捞作业研制出了体型更大的专业拖网渔船。渔船不但有冷冻室，还有加工仓，渔民可以在远海捞足了鱼，再回国。不但渔船升级了，拖网也升级了，原来只能在中等深度的大陆架进行拖网作业的第二代拖网，经过升级之后，能够在深度达800-1000米深度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欧洲各国和日本也纷纷跟进，进行远洋深海拖网作业，作业范围遍及全球各大洋。他们凭借先进的声纳探测设备，成功开发出了各种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底山地区的长寿鱼等新型经济鱼类。跟在老大哥后面的日本，不但凭借远洋渔业，极大地满足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水产消费市场，更将很多渔获出口到美国等地，赚取外汇。

反观国内，仅从渔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就能体会到当时新中国发展的不易。在几乎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我们愣是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大。

再回到国内渔业上来。因为硬件条件不足，我们只能依靠人力的投入来弥补不足。但因为当时没有成熟的天气预报系统和准确的定位系统，海上捕捞作业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上风险最高的行业，没有之一。虽然因为船难去世的渔民数量，根本无法跟在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去世的战士数量相比，但在漫长的岁月里，还是有上万的渔民兄弟魂归大海，这其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就是发生在1959年4月11日的吕泗洋海难。

事件是因追逐小黄鱼渔汛而起，全国5万多的渔民大军为了围捕小黄鱼群在吕泗洋集结，其中来自浙江的就有3300多条船和3200多渔民。谁也不知道小黄鱼大旺发的背后，居然潜伏着灾难。一个东海气旋强烈爆发，10级大风持续了6个小时以上，渔民作业的洋面转眼成了修罗场，大量渔船被毁，上千渔民伤亡。根据《浙江当代渔业史》统计，全浙江死亡渔民1479人，仅舟山一地就有1178人。共沉没渔船278艘，占出海渔船的8.39%，受损船只多达2000艘，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

灾后不到10天，舟山渔船又陆续扬帆出海。都说种地虽然收成不稳定，但至少没有生命危险，而出海捕鱼，虽然感觉像是无中生有，无须播种和等待，但个中艰辛和风险，不是渔民真的很难体会。

舟山渔场，就是在这样条件有限，靠人力来凑的节奏下，为新中国的建设供应了大量优质的海鲜资源，生态的债是欠下了一大笔，但也在艰难困苦的磨砺中完成了作为新中国战略粮仓的重任。我们再回过头看看，曾经风光无限的苏联老大哥，早已在我们起飞之际四分五裂，俄罗斯更是至今都没有缓过劲儿来，反而是起步慢的我们，光在渔业这块，就从曾经只能在近海溜达，发展到如今渔船遍布全球的渔业大国，我们的综合国力就不用多说了。

舟山渔场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战役，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有限的硬件条件下，为新中国初期的食物供给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不能说如果没有舟山渔场的水产供应，我国的发展之路会滞后多少年，这个很难单独拎出来讲，但新中国就是靠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局部战役的胜利，才换来了如今的大好局面。

但如今舟山渔场的战役还远没有结束，当初欠下的债也到了该还的时候。当时不加限制的捕捞也许还能从物资匮乏方面找借口，但在如今的大好状况下，如果还无法为子孙后代留下这宝贵的生态遗产，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失败了。

代表性的大黄鱼恢复项目已经升级为省级重点项目并在稳步推进当中；沿海地区的渔民转产这几年也一直在持续进行中；虽然带鱼资源看似无忧，但舟山人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研究带鱼的人工繁育，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曼氏无针乌贼的人工繁育也已经在宁波大学取得突破。虽然好消息有一堆，但现实却是非常残酷，舟山渔场这个地方性小渔场的帽子想要摘掉，还得再等很多年。

舟山渔场的上半场瑕不掩瑜，也可说是差强人意，接下来就看下半场了。打赢了，舟山渔场仍将是世界级的渔场，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渔场。如果打不赢，那么我们将来慢慢只能吃养殖水产度日了。

2、舟山渔场的成因，东海的危机舟山渔场

舟山渔场的成因?东海的舟山渔场曾是我国最重要的渔场，这里水质肥沃，渔业资源相当丰富东海不仅出产著名的“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乌贼、带鱼），还盛产鲳鱼、梭子蟹、马鲛鱼、鲈鱼、鳗鱼等名贵海产品，堪称中国最大的“海上鱼仓”，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舟山渔场的成因?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舟山渔场的成因

东海的舟山渔场曾是我国最重要的渔场，这里水质肥沃，渔业资源相当丰富。东海不仅出产著名的“四大海产”（大黄鱼、小黄鱼、乌贼、带鱼），还盛产鲳鱼、梭子蟹、马鲛鱼、鲈鱼、鳗鱼等名贵海产品，堪称中国最大的“海上鱼仓”。

忙碌的舟山渔市

资料显示，舟山渔场出产的虾类有60多种，经济蟹类有11种，鱼类更是多达360种，另外还有20多种海洋哺乳动物以及154种经济藻类。该渔场位于东海沿岸流和台湾暖流的交汇处，渔业资源足以用“富饶”二字来形容。

作为东海最具代表性的渔场，舟山渔场真正的“黄金时期”还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当时该渔场的捕捞产量足足占了全国捕捞总量的10%~20%，可以说是风头尽显。

在过去的50年里，“四大海产”一直都是舟山渔场的头号“招牌”，渔民们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可观的渔获，消费者们也非常买账。1957年，东海小黄鱼的捕捞产量创下了新纪录，达到了2.9万吨；大黄鱼的历史最高捕捞产量则是10.16万吨，这一纪录是在1967年创下的。到了1974年，东海带鱼的捕捞量一举冲到了21.44万吨，创下了历史纪录。乌贼的最高产量则是在1980年创下的，当年的产量为2.9万吨。

东海大黄鱼

然而，以上这些成绩都属于曾经的舟山渔场，如今的渔场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四大海产”在回馈了东海渔民50多年后，产量逐年下滑，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从当地渔民的反映来看，在2010年前后东海的近海渔场就已经陷入了“无鱼可捕”的尴尬局面。

在四大海产中，大黄鱼因为过度捕捞险些被灭绝，动辄上千元一斤的拍卖价格更是让不少渔民趋之若鹜。如今，官井洋大黄鱼保护区成了野生大黄鱼的最后一个“庇护所”，但是种群恢复情况一直都不理想。东海渔场的乌贼也一度被捕捞到濒临灭绝，现在的资源已经有所恢复；小黄鱼和带鱼还能够勉强保持一定产量，但是和上世纪60-70年代相比还是差了很远。

东海带鱼交易市场

随着东海的鱼越来越少，很多职业渔民开始入不敷出，出海捕鱼的收益甚至还不够油钱。在2010年前后，舟山就已经有不少渔民开始靠政府的柴油补贴勉强维持生计了。

我国对东海渔船的柴油补助政策开始于2006年，当时是根据渔船功率的大小进行油补的发放——也就是说，渔船的马力越大，补贴的力度就越高。在政策实施后的一年内，柴油补贴“催生”了商业资本，很多渔民咬紧牙关造大船，仅仅在浙江温岭就多出了200多条大马力渔船。

2016年8月1日，3500多艘拖网渔船从舟山出海捕鱼

机动渔船总功率的升高意味着捕捞强度的增加，大马力渔船数量的飙升加速了渔业资源的枯竭。浙江省海洋渔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的“三无渔船”多达12,000多艘，有执照的正规渔船不到2万艘。这样一来，原本就存在的过度捕捞现象就更加严重了。长期超负荷的捕捞无异于给东海的海产动物宣判了“死刑”。

其实，渔民的行事准则非常简单：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为了短期利益而盲目过度地开发，这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舟山渔民在修补网具

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东海渔业资源的损耗率在90%以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无节制的酷渔滥捕。在舟山、象山的码头，堆积如山的渔网随处可见，有些渔网的网目甚至像纱窗一样稠密。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别说是小鱼、幼鱼了，就连是鱼卵都能给捞上来”。

如此致密的渔具在近岸渔场日夜不停地搜刮，渔业资源想不衰退都难。2000年时，在东海上岸的渔获物中经济鱼类还占70%，低价值的鱼类仅占30%。到了2010年，东海渔获物中经济鱼类的比例就下降到了30%，低价值的小杂鱼反而“上位”，足足占了70%。

东海渔获组成结构的变化：小型鱼和幼龄鱼明显增多

这种现象是过度捕捞的典型信号。值得庆幸的是，从2016年12月开始，浙江省正式把近海幼鱼的资源保护以及浙江渔场的振兴提上了日程，虽然力度比不上长江流域的“十年禁渔”，但这对于东海的资源恢复来说已经弥足珍贵。

除了过度捕捞，东海渔场面临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严峻的水质污染。

2019年的《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公报》显示：在我国四大海区中，东海的污染面积最大，劣4类水质的海域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公里（200多万公顷）。尤其是在长江口、杭州湾以及浙江沿岸海域，水质污染最为严重。

杭州湾的水质环境已经连续多年“亮红灯”，风评一贯很差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在四大海区中渤海的污染是最严重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污染面积来看，东海的污染才是最严重的。东海受到污染的海域面积合计为5.2万平方公里，比其他三大海区受污染面积的总和（3.7万平方公里）还要多（具体数据见下表）。

四大海区的受污染面积

从赤潮的发生频率上来看，东海的水质污染也是最严重的。在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赤潮灾害总共发生了78次，东海的赤潮发生了38次，总面积达到了2028平方公里；2013年，全国的赤潮灾害明显减少（46次），发生在东海的赤潮灾害同样占了一半以上（25次），总面积为1573平方公里。

我国四大海区的水质状况分布，东海的水质明显更差

东海赤潮频发的原因，本质上还是氮磷等营养元素超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海海域的无机氮入海总量就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排放量由之前的80万吨/年逐渐上升到21世纪初的260万吨/年。仅仅是在长江入海口，排放到东海的氮源就有170多万吨——而这还只是2013年的统计数据，现在估计更多。

除了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导致的污染，各种不恰当的人为活动（如滩涂围垦）也进一步导致当地的渔业资源走向了“透支”。从表面上看，近海滩涂的围垦活动既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滩涂资源，也能够缓解沿海的土地紧张问题，这似乎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事实上，围垦造地往往会破坏海洋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甚至会严重影响鱼类的洄游。

2016年8月，浙江舟山金塘岛北部4700亩的西片围垦区

资料显示，2010年舟山群岛周边的围垦面积有5700公顷，2011年进一步增加到了6500公顷。更有甚者，浙江某市甚至还提出了一项指标任务：在2010~2020年围垦造地增加的土地面积不能少于34万亩。这对某些重要经济鱼类造成的伤害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总之，东海的渔场已经荣光不在，陷入困局的不仅仅是渔民，还有不知何时才能得到恢复的渔业资源。在鼎盛时期，舟山渔场的历史产量曾占当地渔业总产量的60~70%，而现在连20%都不到，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陷入困局的舟山渔港

东海的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绝非易事，其难度不亚于长江流域的“生态保卫战”。但有了长江在前面“打头阵”，东海的生态治理迟早也会被摆放到一个压倒性的位置上。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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