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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言文学考研必备――中国现当代文学简答题（二）

• 简述老舍《茶馆》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茶馆》是老舍 1957 年创作的话剧杰作。作品借北京城里一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 1898 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 45 年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 19 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在剧本中老舍采用了富于对比色彩的“人像展览”，穿插了喜剧元素，以充分表现特定时代社会的黑暗残酷与荒谬丑恶，从而有效地拓展了戏剧内涵的历史容量。《茶馆》形神兼备的戏剧对白，也充分现实了老舍深厚的语言功力。《茶馆》对中国后来的话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简述寻根小说的寻根指向和寻根意识

从寻根文学作品和理论中可以发现，文化寻根有两种指向：一是寻中国文化历史之源，如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等；二是寻民族文化心理之源，如儒、释、道。而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肯定性的文化价值（如阿城的《棋王》）；二是发掘当代社会心理中存在的传统文化积淀，批判其否定性的传统文化因素（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三是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想象历史或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力的精神源泉如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

• 简析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反英雄、反典型的意识，他们力图表现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普遍卑微的生活，但拥有着原动的活泼的生命力。他们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是普通人物都可能经历或遭遇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在新写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写实小说与以往的写实小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作家审美态度的客观化，追求生活的原色魅力。新写实在叙事时多以非典型的、无必然联系的“生活流”的写作方式为主，让人物、事件、场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自然而然的展现、于是，在新写实小说中，既无骇人听闻的事件，也无大义凛然的英雄，更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通常是用人物的心理体验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折射现实的存在。作家尽量将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取向隐藏，力图避免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对生活原相的过度干预。于是，新写实小说往往不存在一个贯穿于故事始终的中心情节，而多半是由一些散落的琐碎故事拼合而成的。

• 简析《创业史》中粱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

粱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但这希望仅仅是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当粱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地不满，暴露了自私、落后、狭隘、保守地小生产者意识。同时，他又具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地品质。土地的获得，痛苦的回忆，以及父子之情，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接近粱生宝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其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与个人发家两条道路中间的人物。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粱三老汉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是老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写照，具有典型意义。

• 朦胧诗在诗学与诗美上与传统诗歌相比，有什么不同和创新？

作为新思潮的朦胧诗，它以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诗歌艺术，打破了1949 年以后诗歌创作逐渐形成的自我封闭的艺术僵局，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北岛、顾城、舒婷、梁晓斌等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的作品尽管在个体风格上不尽相同，但在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上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特征。他们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对现实的理性思索和自我心灵的反思寻觅中，塑造了一代人整体自我形象：觉醒、独立、思考、追求。他们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和强烈的精英意识，在迷惘感伤的诗情中，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诗学主题。在诗歌创作艺术上，朦胧诗人摒弃了当代诗歌的直白、滥情的统一模式。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艺术手法，在意象的凝聚组合和时空转换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寓于象征的暗示之中，从而创造出繁复的意象群落和以象征为中心的表现模式，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同时注重对直觉印象的捕捉，以情感逻辑代替事物的客观逻辑，以主观真实代替客观现实，使诗歌深具现代主义的色彩。

• 简析巴金《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讲真话，抒真情，袒露赤子之心，勇敢探求真理，是贯穿于《随想录》整部书的总主题。在《随想录》中，巴金对史无前例的文革进行了愤怒的揭露，痛彻的控诉和深沉的思考，提出应该给这场空前的历史大悲剧做总结。《随想录》正是从一个侧面对这场民族性灾难的残酷现实作了深刻再现，真实记录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的心灵轨迹。巴金的反思究其实际尚不止于文革，其思想的触角和批判的锋芒还伸向了文革之前的十七年。《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受害者那样，简单的把一切责任都推向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与坚持讲真话相适应，巴金在艺术上追求的是朴实无华，自然天成。

• 寻根小说的“根”指什么，这类小说的特点有哪些？

寻根文学的根一是指寻中国文化历史之源，如楚文化、吴越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等；二是寻民族文化心理之源，如儒、释、道。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询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 以《文化苦旅》为例，简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而是将游历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显的情节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凭借山水风物以探求和透视民族文化底蕴、传统文化精神及人生真谛，反省民族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因此，他笔下的山水并不仅仅是自然山水，更是人文山水。比如《道士塔》、《阳关雪》。在其笔下，许多风景名胜或镌刻着历史名人印迹的文化场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成为承载厚重的文化内涵的物象。在艺术技法上，其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理性思考的深厚凝重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的有机交融，体现出一种大散文的风范。

2、“寻根小说”的特点

“寻根小说”的特点

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寻根小说在向传统文化回归时表现出对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与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寻根小说在具体作品中对原始或半原始文化表现出批判、认同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种倾向。

扩展资料：寻根文学最早出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名词解释 寻根小说 等！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写实主义: 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

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

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马原的“原小说” 马原式的形式感、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变得光彩夺目。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 “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

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叙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他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并把文学的本体构建当作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绝对目标。虽然，在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正面范畴。

但是马原为“形式主义”翻案、正名的决心非常坚决。他意识到“形式”是一个突破口，它最具有“视觉”效果，最能够以感性而直观的方式回应人们对“现代性文学”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够摆脱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因此，把“形式”极端化而上升为“形式主义”是马原最重要的文学策略。正是借助于极端的“形式主义”，马原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它不仅与传统的文学截然有别，而且与其时大红大紫的新时期主流文学也格格不入。

用李劼的话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乃是先锋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成果。这种形式主义小说的确立，将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⑧]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点夸张，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文学界对“现代性文学”普遍的焦虑和狂热的期待中，马原正是那个想像中早该来到的“果实”，尽管有点青涩，尽管有点“难懂”，但是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觉得非常解渴。

――这就是告别了旧时代的现代性的文学，这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文学，这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这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学。总之，马原提供了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样板”，回应了“什么是现代性文学”的问题，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所有想像。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马原自己也难免洋洋得意，“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⑨]。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形式主义”停留在形而上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力图把“形式主义”落实到“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这就使得马原式的先锋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还具有了表演性和示范性，这对于急于摆脱旧的文学枷锁，而又对新的文学图式感到茫然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马原不仅展示了什么是“现代性”的先锋文学，而且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实践这种先锋文学的方式。“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他对“叙述”的发现和强调，对虚构的重视，都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的诞生。

在这种文学观中，“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写什么”有关的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中有举重轻重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生活的源泉问题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而“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技术”性因素开始上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

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

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产生的诗歌流派，他们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特别注重是个本身价值的一群，如其代表诗人辛迪所说“我的是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他们要求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他们还追求个人与时代的融合，主张必须以血肉的感情书写思想的探索，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希冀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联，既要有凝聚的沉潜德育深切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人的目光。

;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

“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品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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