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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唐有才华的诗人满长安，为何唯王杨卢骆四人能称“唐初四杰”

诗圣杜甫有诗曰：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中的“王杨卢骆”就是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初唐四杰的诗文固然值得赞美，但我们在仰慕“四杰”如椽巨笔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他们身上的另一个闪光点。

那么，这个闪光点究竟是什么呢？在揭开谜底之前，咱们先来看一看和“四杰”同时代的几个著名诗人的人生履历。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生于公元645年，比王勃年长四岁，此公和王勃一样是唐代近体诗（主要指绝句和律师）的奠基人之一，其五言律诗格律严谨，颇为时人及后人称道，但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无论如何也洗刷不去的污点。

武则天统治后期，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凭借超高颜值受宠于年迈女皇，一时之间成了某些臣子献媚交结的对象，杜审言竟然也没能免俗，以年过半百之躯和可以当他孙子的张氏兄弟打得火热。等到神龙政变发生，张氏兄弟被杀，武则天被迫退位时，杜审言就要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了——一下子被流放到了三千里外的峰州，这个地方有多远呢？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在现在的越南国西北部。

当时和杜审言并称为“文章四友”的三个人分别是李峤、崔融、苏味道，他们仨之中有两个人和杜审言犯了一样的错误，这充分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苏味道的年龄介于杜审言与王勃之间，火树银花这个脍炙人口的成语就出自他的诗句“火树银花合，星河铁锁开”。

无独有偶，“模棱两可”这个成语也和苏味道有关，苏味道为人精明圆滑，怕担责任，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因此人送外号“苏模棱”。也正因为老苏有这样的性格，他才会在张易之兄弟权势日炽的时候有了逢迎依附之举，结果和杜审言一样落得个被贬边远州郡，但他不如杜审言幸运，没能熬过被打压的日子，死在了大西南的眉州贬所。

和杜苏二人相比，崔融应该算是小字辈，他比杜审言小八岁，比苏味道小五岁，可他却排在“文章四友”之首，道是“崔李苏杜”，应该是他的诗文当时最入女皇武则天法眼的缘故。受到皇帝青睐的东西往往在成就上走不远，比如北宋早年的西昆体，明朝初期的台阁体，崔融的诗文也不例外，所以，现在的唐诗唐文选本中，根本看不见崔融的作品。崔融当年曾经触怒过张昌宗，后来却和杜审言、苏味道同流合污屈节依附于张氏兄弟，神龙政变时当然也难逃厄运，被贬到瘴疠之地的袁州，好在他抗打击能力比较强，撑到了被召回京的日子，但不久就因为写《则天哀册文》苦思过度发病而逝了。

杜苏崔三人虽有污点，跟另一个著名诗人宋之问相比，就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位宋先生在人生污点这一项上，可谓是“更上两层楼”，甚至三层楼。他不仅媚附过张氏兄弟，还投靠过权臣武三思，并且是用朋友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官袍，还曾经厚着脸皮主动要求给女皇武则天做男宠，并且还被对方嫌弃，没有得逞。他不仅因为受贿被贬，最后还被赐死，另外，还有传闻说他为了得到一首好诗而用土囊害死了诗的作者——他的外甥，大才子刘希夷，不过，此说可信度不大——一则于史无据，二则，刘希夷生年早于宋之问，二人之间存在甥舅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和宋之问并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其实就是个小一号的老宋，他的诗名比宋之问略逊一筹，所犯过错也正好占了宋之问的一半，一是有公款私用行为；一是谄附张易之兄弟。虽然沈佺期在神龙政变时被流放的驩州比宋之问的泷州要远得远，但他遇赦回到京城后选择了低调做人，一心从事文学创作，不再参与权势之争，因此得以善终。

杜审言、苏味道、崔融、宋之问、沈佺期尽管都称得上是诗界翘楚，道德上却都有着难以抹掉的污点，千百年来一直在接受着文人学子的审视和批判，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初唐四杰则要高大上的多，他们不仅没有向权贵低头，而且还时有奋起抗争之壮举。

众所周知，骆宾王为起兵讨伐武则天的徐敬业挥笔写下《讨武曌檄》，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名句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殊不知，早在武则天刚刚开始依恃唐高宗的恩宠干预朝政时，骆宾王就曾经不顾身微言轻多次上书，引经据典讽刺后妃乱政，结果惹怒高宗武后两口子，被投入了深牢大狱，这才有了那首流传至今的《狱中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四杰之中，最有个性的要属杨炯，这是一个活得非常真实的人。当时，王勃凭借《乾元殿赋》名声大噪，于是就有了“王杨卢骆”的文坛顶级排名。杨炯年轻气盛，不甘心排在和他年龄相仿的王勃之后，就一时意气地发出话来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此后，想必两人之间应该展开过一场才艺大比拼，但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王勃不幸溺水离世后，杨炯痛心之余，将王勃的诗文汇编成集，并亲自为之作序，对王勃的文学成就给与高度评价。

杨炯的愤世嫉俗在唐代诗人中也是名列前茅的，“麒麟楦”一词就是他天才的创造。杨炯非常看不惯那些附庸风雅，虚伪矫饰的公子王孙，达官显贵，他特意发明了“麒麟楦”这个词来予以嘲讽，说他们好比是驴子身上盖了一张麒麟皮，表面看起来好似神圣的瑞兽，既华丽又威风，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蠢笨无比的驴子本质。

像杨炯这样的真正恃才傲物之士是绝对不会像杜审言、宋之问等人那样趋附投靠暴发户般的得势小人的，而杜宋之辈没能跻身“初唐四杰”之列应该与他们德行有亏乃至罪大恶极有一定关系，后世的奸臣蔡京被人们踢出“北宋四大书法家”的光荣队伍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 忆江南

2、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初唐四杰，他们四人都是官小而名大的诗人，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又合称他们为“王杨卢骆”。

最开始，王勃明确反对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得到了卢照邻等人的支持。四杰的诗文扭转了唐朝以前奢华宫廷感，把诗文题材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沙漠。他们让诗文更加有生命力，也更加贴近生活。其中，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而王勃、杨炯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初唐四杰虽然还未脱离齐梁以来的绮丽，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初唐四杰，他们四人都是官小而名大的诗人，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又合称他们为“王杨卢骆”。

最开始，王勃明确反对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得到了卢照邻等人的支持。四杰的诗文扭转了唐朝以前奢华宫廷感，把诗文题材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沙漠。他们让诗文更加有生命力，也更加贴近生活。其中，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而王勃、杨炯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初唐四杰虽然还未脱离齐梁以来的绮丽，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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