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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新华之名

首发：10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刘菁、李亚彪、杨玉华、

张紫赟、刘美子、陈诺、水金辰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翻开新华社新闻“档案库”，仿佛穿越时空，一篇篇文章、一幅幅图片，把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

90年来，新华社始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一代代新华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燃烧着理想。无数新闻名篇，以新华之名，忠诚于史，立传中国，立传中国共产党，它们犹如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恒星，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芒……

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2011年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以新华之名，记录时代

自诞生以来的90年间，新华社记者一直在现场，一直在见证历史、记录时代。

这种记录，是见证胜利的那份新华社电文。

“快看，是啥？”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照例走到新闻台窑洞查看有无重要新闻，同事交给他“日本投降”的急电。吴文焘打电话向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一消息。约在半夜时分，就从枣园传来朱德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这种记录，是照进黎明的那束亮光。

“当我看到‘剿总’高级官员桌上一只磁制记事牌上写着的‘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时，我为这愚蠢的谎话而笑了”“伪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从吉普顶往飞机上爬，却被一脚踢滚下来”“周福成（国民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想召集他最后的军事会议，却没人出席，各团纷纷直接向解放军投诚”……这是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1948年冬随部队进入沈阳街头巷尾采访写出的《光明照耀着沈阳》报道中，沈阳解放的情形。

这种记录，是宣告新生的那句播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0月1日，新华社国际部编辑，不久后成为新中国首批驻外新华社记者的瞿独伊，在开国大典上，用俄文向世界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言。14年前，她的父亲、曾任红中社社长的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14年后，瞿独伊亲眼看到父辈牺牲换来的这一天，那种光荣成为她“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摄

这种记录，是气壮山河的那首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源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抗美援朝中，新华社先后派出100多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组成报道团队赴朝，这是新华社历史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陈伯坚将采访时发现某炮兵部队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写的这段誓词，写入稿件，后被音乐家周巍峙谱曲加工，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这种记录，是点亮荒原的那片灯火。

1964年1月，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坐火车北上黑龙江大庆油田，采访新中国努力摘掉“贫油国”帽子的故事。据记者回忆，东北平原上，采油井上升起万点灯火，高耸入云的钻塔伴着向地层进军的轰鸣声，运油列车一列列飞驰而去。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跳进泥浆池调制泥浆的王进喜，看到跳上罐顶、脱下棉衣、压灭火焰的奚华亭。大庆人艰苦创业，让记者想起“当年闪亮在延水河边的窑洞灯火”，随后写下反映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这种记录，是走出国门的那届会议。

“十二时三十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出现在纽约市的上空……”1971年秋天，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新华社记者叶志雄作为国内派出的唯一文字记者随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望着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飘扬，他赶写了到达纽约后的第一篇通讯：《欢迎您，七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记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抵达纽约》。据他回忆，“中国代表团成员在热烈掌声中步入联大会议厅，首次坐到置有‘CHINA’名牌的席位上”“智利代表则热情地朗诵了毛主席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第二十六届联大会上的中国代表席，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一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新华社发

这种记录，是改变命运的那场考试。

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集中考试。新华社记者庄凯勋与同事走进北京电影学院旧址小西天，观摩表演系考生的小品，采访后来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方舒等学生。庄凯勋回忆，恢复高考后，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人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学生。新华社在海外中文报刊发出专稿，预言中国新一代电影明星将从他们中产生。

这种记录，是唤醒大地的那声呐喊。

新华社记者袁养和1978年与同事深入无锡采访乡镇企业，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厂开办时没有电焊机，工人们就趁别的厂下班时去借，晚上抬过来，清晨送回去，整整抬了两年”“厂房用毛竹做屋架，油毛毡盖屋面，芦席当墙壁；工厂搬家时，全厂40个工人把几间房子一抬就抬走了。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农机厂，几年中上交积累上百万元”。他们写出《这条路子非走不可》《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等稿件，新华社连续播发。袁养和曾回忆说：“新华社一开始就把乡镇企业视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事物，积极扶持，热情讴歌。”

这种记录，是创造历史的那声枪响。

1984年7月，洛杉矶。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史上的首金，赛场中只有高殿民和官天一两个新华社记者。看到许海峰打完最后一发，为抓紧发稿，43岁的官天一抹着眼泪按动快门，29岁的高殿民把稿纸放在翻译员背上疾书，完成许海峰夺金中英文快讯的全球首发。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首枚奥运金牌后，在赛场受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黄中的热烈祝贺。新华社记者官天一摄

这种记录，是洗刷耻辱的那场回归。

新华社记者杨国强至今记得，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时，望着远去的“不列颠尼亚”号和撤离时彭定康僵硬的表情，一句“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出现在自己脑中。他与其他记者一起挥笔写下《别了，“不列颠尼亚”》。

这种记录，是舍生忘死的那些抵达。

背负沉重装备，乘冲锋舟绕过断桥，徒步翻越山体滑坡路段，同事险些跌入江中……新华社记者侯大伟等成为第一批到达汶川地震震源地映秀镇的记者。他的同事在去北川县的路上，随处可见“像房屋一样大”的巨石滚落，被砸坏的汽车扔在路上。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徐壮志搭乘飞机在汶川上空，靠空中机械师拉住腰带，半个身体探出舷窗，拍下当天全世界关注的震中新闻照。那场灾难中，新华社记者在包括北川、汶川映秀镇在内的6个受灾最重地区，在中外媒体中均实现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向世界发出报道。

这种记录，是穿越太空的那场对话。

2016年10月18日晚，两位新华社记者换上航天员中心工作服进入飞控中心。天地联络人利用争取到的宝贵10分钟，使用录音笔在密话间与景海鹏进行首次对话。当“我是新华社特约记者、航天员景海鹏”的自我介绍声响起时，两人“知道第一炮没有哑火”。随后在轨飞行的33天里，新华社连续推出的“太空日记”报道，首开世界新闻史上从地球外发回新闻报道的先河。

2016年11月15日，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航天员景海鹏（左）在天宫二号内首次接受“天地采访”，对话编辑部。新华社发

这种记录，是刻骨铭心的那波逆行。

在新华社记者马原驰记忆中，2020年2月3日，他乘坐了有生以来最安静的列车从北京驶往武汉，一节动车车厢里只有他和同事徐泽宇，“我们都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结束，病毒就像看不见的杀手，总觉得它就站在你的身后。”作为在抗疫报道一线的上百名新华社记者之一，抵汉次日，马原驰就用《中国在武汉10天建成一家医院抗击疫情》的直播，记录火神山医院收治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新华社在脸书、推特、优兔上对医院建设的全程报道，让外国网友刷新认知：“上帝花了7天时间造了天地万物，我觉得上帝应该是中国人。”

只有生活在激流中，才能写出时代的华章。

以新华之名，镌刻忠诚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院。

院中一栋青灰色的建筑静静矗立着，圆形拱门上写着“新华社历史陈列馆”，展品中包括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过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

90年前，江西瑞金，叶坪村。

1931年11月7日，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几十米的土墙瓦房中，21岁的发报员刘寅用缴获的电台，播发了“‘一苏大’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电波，如闪电刺破暗夜长空。

这是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的电台旧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红中社，就是新华社前身。新华社因党而生、为人民而立、随时代而兴，始终坚定不移紧跟党中央，留下一串串忠诚的足迹。

这足迹，始终如一，紧跟党中央。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红中社文字广播在陕北瓦窑堡恢复，《红色中华》报和红中社参考刊物亦同时复刊。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1947年，新华社工作队紧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番号“四大队”。1948年秋，总社的主要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抽调到西柏坡，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这个“新华社总编室”，距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住处只有几百米。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同日，新华社也向北平进发。

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外景（2011年7月26日摄）。新华社发

这足迹，跋山涉水，始终牢记使命。

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陈庶回忆，延安时期没有电，为抄收外电消息，只好用手摇马达发电。战争岁月里，从社长到编辑都轮流当摇机工，手摇马达为收发报机提供电源，一直持续7年。新华社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每到一处宿营地，就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门板当桌子，趴在炕沿或灶台上，甚至就着膝盖编译稿件，让行军队伍掌握山外头的消息，也让牵挂中国前途的中国人民，及时听到党中央声音。

延安时期新华社编辑在窑洞内工作。新华社发

这足迹，无论什么逆境，始终践行坚定。

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局和红中社共用一个伙食单位。为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大家每天吃粮限量，吃菜也极少油盐。苏区卫生条件差，红中社的同志轮番染上疟疾，编委任质斌还患了坐板疮并烂过腿，血粘在裤子上，痛得无法走路，坚持趴在床上改稿子或编写稿子，只为将党和红军的消息及时传播出去，将外界消息及时带回。

90年来，新华社的笔和镜头镌刻下一张张对党忠诚的面孔。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不怕牺牲、坚定无比。

1941年秋，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毅然砸枪跳崖。“五双眼睛在交换，五颗心在奏着一个节拍……五个人一齐，向下” “翻译官向清乡队叫喊起来，‘八路军真坚决啊，摔死不投降’”。新华社记者沈重以《棋盘陀上五壮士》为题，写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右）和宋学义（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坚守理想、视死如归。

1947年，面向阎军冰冷的铡刀，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毅然回答“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死有什么可怕”，从容躺在铡刀下。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听闻，当即赶去采访，追记下烈士生前最后时刻。毛主席先后两次挥笔，赞扬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以新华之名，镌刻的是一片赤诚、舍身报国。

接到原子弹研制任务后，邓稼先一夜未眠，怀着深深的歉意对妻子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位“两弹元勋”去世前，新华社记者顾迈男连夜赶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为进入这个“禁区”的第一位记者，她写作中多次落泪。“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顾迈男2019年接受《新华每日电讯》采访时说。

黄大年带领数百位科学家，用5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20年走过的路。他为工作“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他无法忍受随意拖拉研究进度，把手机摔在地上，“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新华社记者采访近半年，用数十万字素材还原一个个感人细节。报道播发后，亿万网民用“看哭”“中国脊梁”向黄大年致敬。

在90年如一日的履职尽责中，新华人也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着对党忠诚。

战场上，他们既是新闻记者也是新闻战士。

日军扫荡中，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黄君珏决不当俘虏，把最后的子弹打光，飞身跳崖。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敌人鞭抽吊打、“灌肚肺”、坐老虎凳、烧红的铁丝戳进乳房等酷刑，21岁的新华社女记者叶邦瑾用钢铁意志誓死保守党的秘密，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朝鲜战场上，指挥员牺牲后，被士兵误认为是指挥员的新华社记者阎吾挺身而出，接着指挥战斗赢得了胜利……

挑战中，他们以生命赴使命。

“我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保证这项报道任务的完成。”1960年，为生动记录中国登山英雄登上珠穆朗玛峰，26岁的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攀登岩壁，翻越雪坡，到达海拔高度直抵6600米的地方。他心脏出毛病，眼睛肿得睁不开，用一只手掰开眼皮，一只手写作。后来眼睛看不清字，只能口述，让报务员记录，用电码发出去。

大是大非前，他们坚持实事求是。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领导毅然拍板决定，播发《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这篇消息，被称为中国开始拨乱反正进程的标志。

以新华之名，扎根人民

苏北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纪念馆，里面立着一组雕像，那是两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当地村民的场景。

1980年，新华社记者周昭先、王孔诚到上塘蹲点近半个月，将当地推行大包干的艰难情况真实反映出来，保护了农民的创造。“他们是上塘人民的恩人，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纪念馆讲解员说，这是“人民记住的新闻，人民纪念的记者”。

新华社记者来自人民。烽火岁月里，新华社记者和人民群众一起，以笔为枪，并肩战斗。

《红色中华》报发刊词中，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该报主笔、红中社负责人周以栗家世代佃农，父亲是皮鞋匠，母亲是农妇。为建立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周以栗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还参加过武装起义。

《红色中华》报创刊号发刊词。新华社发

当时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篇记者的前线来电，展现了共产党“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磅礴力量。

1932年，《红色中华》报记录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踊跃加入红军的故事：“最近一月来，自愿加入红军者，几近万人”，瑞金的广大人民群众“真像汹涌澎湃的巨浪一样，时刻准备着涌上前线”。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号召“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于是老百姓家家户户打草鞋，一个月内就募集20万双草鞋。

抗战时期，白洋淀中一支由渔民组成的“雁翎队”让敌人闻风丧胆。新华社记者石少华跟着他们转战，见证了他们穿上崭新的八路军制服，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雁翎队在冰雪中练兵。新华社记者石少华摄

一篇篇新华社报道见证着党与人民肝胆相照、心手相牵。

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调集重兵却遭到失败。红中社报道揭开了红军以少胜多之谜：缴枪的白军士兵看到当地群众自动帮助红军抬担架、对红军表现着无限的亲爱和敬仰，觉得很奇怪，问群众对红军为什么这样好？但对白军为什么那样仇恨？群众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渡江战役中，新华社照片定格了那个万帆竞发的画面，2万多名船工拖出藏在芦苇中、沉入江底的渔船，冒死送解放军过江。每一名解放军战士身后，至少站着十位支前群众。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不解：为什么自家军队的壮丁愁眉苦脸，来自人民的解放军却欢欢喜喜？新华社记者蓝芸夫告诉他：这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华社报道里，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有“人民记者”之称的穆青和同事含泪采访完成《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报道，树起一座“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共产党员丰碑。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穆青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再版。除了焦裕禄，为“人民的天下”大干的工人旗帜赵占魁、百折不挠的植棉模范吴吉昌、为建设红旗渠不怕流血牺牲的任羊成等……书中重温着这些共产党员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蛛的精神。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新华人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对年轻记者说，这个“根”应该扎在基层，扎在人民群众中。

“白天，给老赵打下手；夜晚，同睡在一铺炕上，亲如兄弟。如此20多天，边观察、边体验、边收集素材。”这是穆青采访赵占魁的情形。“那时的记者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乡就住在农民家里，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还经常给老乡做活、担水、砍柴、扫地……”延安时期，新华社记者海稜到农村采访，都是自己背上铺盖、带上馍馍。

与人民在一起，就要为人民鼓与呼。

1979年，新华社记者陈大斌等人的稿件《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中前进——滁县地区农村见闻》中这样写着：“……社员姚登祥，盖起了四间新屋，门前墙上用青石刻出四个大字：‘鸟枪换炮’，还有的社员在新屋梁上、墙上写上‘黄金时代’‘今非昔比’等大字，农民竞相用朴素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当时“左”的思想仍存，皖川等地探索包产到户面临质疑，陈大斌等人深入安徽小岗村等地采访一个多月，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较早从理论上支持了群众的探索。

不负人民，这是百年大党依然风华正茂的密码；不负人民，也是90年新华社栉风沐雨巍然屹立的根本。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90年来，从“茅屋通讯社”“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一步步走来的新华社，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看未来，以新华之名，记录伟大征程，书写时代风云，我们依然在路上……

2、如何在家体验坐老虎凳

如何在家体验坐老虎凳

老虎凳是中国旧社会特有的一种刑具，通过对双腿和膝盖关节施加人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以达到折磨、拷问受刑者的目的。

体验方法：

用刑的时候，让受难者坐在上面，上身要坐正挺直，紧贴靠背或者柱子。考虑到用刑的时候，受难者会反抗挣扎，所以必须将他的双手反绑在靠背后面。必要时可先将其五花大绑，上身要完全固定紧贴在靠背上，与横凳保持90度，这样用刑的效果比较好。有的时候还要将受难者的脖颈用绳索缠绕勒住，以增加他的痛苦。

双腿放到横凳上面，双腿并拢，大腿和膝盖部分要用绳索或者皮带牢牢地绑缚在横凳上，使双腿完全不能向上自然弯曲。越是绑紧绑死，用刑的效果越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绳索捆住受难者的双脚，要捆得紧一些，防止双脚挣扎。另外，双腿并拢得越紧，用刑效果越好，所以，双脚自然应该紧紧捆住。

到了最关键的部分了，在双脚下面垫砖头。由于膝盖不能反向弯曲，所以受难者的双腿非常的疼痛，而他双手反绑，双脚也被捆住，所以根本无法反抗。

砖头慢慢垫高，受难者也越来越痛苦。如果大腿膝盖绑得很紧，那么脚下垫的砖头基本上不能超过3个，四个砖头已经是极限了，很可能会弄断双腿的。如果是为了折磨、逼供，而不想把他弄死弄伤的话，垫三块砖头比较合适。在三块砖头范围内长时间进行折磨，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受难者的体力和精神意志必然随时间的延长而被摧垮。

另外，用刑的时候最好是赤脚捆绑，以增加用刑效果。

如何在家体验坐老虎凳

老虎凳用的就是杠杆原理，自己一个人的话，也可以通过杠杆原理来实现加砖，当然与其加砖，不如加书来的好，也容易控制，不像砖块那么死板。

方法一、准备两个长板凳，一根木棍，书和绳子若干。

长板凳一个靠墙正常绑腿，另一个则横放在自己小腿上方(小腿上方的那个最好矮一点，)，然后双脚并拢绑好，并将绳子系在木棍的一端，接着木棍以小腿上方的板凳为支点，撬动小腿使之抬高，最后直接伸手将书放到脚后跟下面即可。

方法二、大同小异，找一个滑轮，一张板凳，绳子若干。

将滑轮固定于顶端，接于高处(只要是高处即可，可以是门梁，房梁都行)，然后用绳子绑脚，并再系一根绳子出来穿过滑轮向下拉动，使得双腿被迫抬高，最后再手动垫书即可。

顺便提一下，脚下垫的书最好不要超过20cm，之前可以先用尺子量一下，绑的时间也最好小于10分钟，时间越久越痛苦。

切记，一旦上绑，血压容易上头，整个人全程都会完全处在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尤其是感觉腿后有根筋拉着让你透不过气来。

五分钟就会汗流浃背，浑身难受。

至于绑手，玩儿过绳艺的一般都会活扣儿自缚的，当然技术不好点的自缚完了自己都解不开了，不过我有特别的自缚技巧，不太会发生意外，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当然实在不放心的话，用手铐也是可以的。

另外特别提醒，老虎凳就当情趣玩玩就够了，珍爱生命，远离暴力。

如果当真把它用作刑具来玩的话，估计没人能坚持的过10分钟

如何在家体验坐老虎凳

你坐在凳子上一天什么也不干，就知道什么是老虎凳了，老虎凳是一种刑具。由横凳和垂直的柱子或者靠背组成，两者呈90度。 用刑的时候，让受难者坐在上面，上身要坐正挺直，紧贴靠背或者柱子。考虑到用刑的时候，受难者会反抗挣扎，所以必须将他的双手反绑在靠背后面。必要时可先将其五花大绑，上身要完全固定紧贴在靠背上，与横凳保持90度，这样用刑的效果比较好。

老虎凳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事情要从中国近代说起。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动荡，外部面临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亡。

封建统治阶级、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动用枪炮、刺刀之外，还使用各种酷刑残害被捕的爱国民众和革命烈士。反动统治者的监狱里，使用最普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刑具，莫过于老虎凳了。而且这个刑具是中国特有的，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其他国家曾经或者正在使用老虎凳。

追根溯源，在清代之前老虎凳可能已经出现了，但历史材料仅限于野史杂谈，尚不足以进行科学严谨的考证，可以确认的是清末时老虎凳、杠子、棒打之类的刑具为衙门普遍使用。朝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义和团等农民起义时，不乏以老虎凳、辣椒水、夹棍等酷刑残酷迫害俘虏和囚犯。

辛亥革命成功后，尽管推翻了帝王专制，但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继续镇压劳动人民，反动势力延续着封建社会的一套骇人的酷刑。从军阀混战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像老虎凳这种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刑具一直受到各色反动势力爪牙帮凶的青睐，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被废除。

不管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的工农群众，还是皖南事变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战士[，或者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很多都受过老虎凳的残害。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才能够享受自由幸福的生活。

老虎凳是中国旧社会特有的一种刑具，通过对双腿和膝盖关节施加人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以达到折磨、拷问受刑者的目的。在黑暗的中国近代被反动势力广泛用于残害遭到关押的爱国民众和革命烈士。新中国建立后，该刑具已经被废除。

坐老虎凳

基本结构

长凳的一头竖直安装着一根木桩或者木柱，木柱与长凳的夹角呈垂直90°。用刑时需要在受刑者的脚下垫砖头，所以长凳的另一端会事先放几块砖头。

清代一些所谓讲究的老虎凳上还附带皮套，用来捆绑固定身体和大腿，脚下砖头用的是青砖，还有专门夹住膝盖、小腿施加重压的木棍，衙门管这个叫无情木。民国时期有些老虎凳的木柱呈十字状，架子两端有铁制锁扣，可以将受刑者的手腕固定在架子上，十字架的交叉上端位置正好对准受刑者的脖子，这里也会附带系上绳索，用来缠绕勒住脖子。

用刑过程

受刑者一般在上老虎凳之前已经遭受了鞭打之类的简单刑罚，为了继续拷问而加重刑罚，上老虎凳成了施刑者手里的一张王牌。准备上老虎凳之前，犯人的上身通常已经被剥光，光身绑在老虎凳上，以便于继续鞭打，而受刑者的鞋袜也必须脱下，这样是为了便于接下来捆绑双脚。于是，光膀子赤脚上老虎凳成为一种惯例，这增加了女性受刑者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

受刑者被强行按坐到老虎凳上，为了防止受刑者反抗挣扎，必须将上身牢牢捆绑在老虎凳的木桩上，而且身体的坐姿必须挺直，否则会影响接下来用刑的效果，这时受刑者往往会不愿配合而故意不坐直，施刑者就会对其进行威吓和肢体强力控制。不仅上身被绑在木桩上，受刑者的双手也必须被反绑在木桩

后面，这使得身体形成前倾的架势，也就是说还未用刑受刑者已经感到十分难受。一些十字架形状的木桩则将双手固定在左右两端，同样使受刑者倍感屈辱和无助。

受刑者的双腿被放上长凳，双腿并拢伸直，用绳子或者皮套把大腿捆绑固定在长凳上，捆绑越紧用刑效果越好，再用绳子单独捆绑双脚，但是小腿和双脚不固定在长凳上。捆绑妥当后往受刑者的脚下垫上砖头，使得双腿完全绷直抬高，随着脚下垫的砖头数量的增加，双腿将越来越疼痛。

由于大腿被固定于长凳，作用力完全施加在膝盖关节，这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甚至有骨头被当场折断的。如果垫上一块两块砖头可以忍一忍坚持住，那么当脚下的砖头增加到三块时，受刑者已经是大汗淋漓，咬紧牙关了。这时，施刑者会故意停下来，让这三块砖把人折磨一段时间，对受刑者进行威吓和诱供。

如果受刑者不就范，就进行鞭打，倘若仍然无动于衷，受刑者的双脚就会被死命抬起，随着一声惨叫，往脚下垫进去第四块砖，而四块砖头基本是人体的极限。这时，很多受刑者会昏厥过去，但又很快会被冷水浇醒。

手脚都被绳子牢牢捆绑，无论受刑者遭受怎样的痛苦都无法逃脱，甚至双腿连挣扎一下都不行，因为挣扎需要活动关节部位，而上老虎凳时双腿和膝盖关节部位被完全绑缚固定，且承受着重压，根本动弹不得。网上某些人主观臆断认为受刑者可以通过绷直脚背来缓解疼痛，这是不成立的。

如果说镣铐、绳索和铁窗剥夺了人的自由，那么上老虎凳的人可以说是连挣扎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可见能够挺过老虎凳刑罚的革命烈士的意志是钢铁铸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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