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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绚烂多姿的服饰艺术与礼仪制度相得益彰，礼盛于太平，服正于礼盛，各朝各代正统服饰是基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形成，而朝代更替之际，服饰亦会伴随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发生转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期，政权更替下的社会动荡激发人们各阶层思想与个性之活力，亦影响衣冠服饰风格形成独特之异美，出现“服妖”之现象。

魏晋南北朝“礼崩乐坏”与民族融合的乱世之境，以及社会各阶层活跃的思想促使“服妖”现象的产生，衣冠服饰变化，多有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甚至发式与妆容亦有男女互效，男女无别，变节时代正统服饰，风格巨变。乱世之境中的“服妖”与其时代思想文化相互衬托，共同铸就魏晋之风度。

“服妖”一词最早见于汉代伏胜所著的《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

君之容貌不严肃端正，违背常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此在民众间则表现为服饰异常，“貌之不恭”则为“服妖”，所谓“貌之不恭”与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有关。“貌恭”为“五事”之重首，《尚书·洪范》云：“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

春秋时期，儒家提倡的“君子九思”融合了《尚书·洪范》中的“五事”，共同组成君子修身养德之标准。《论语》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儒家思想提倡君子风范德行表现为行为举止与容貌装饰，更能反映人的内在修养与品德。

秦汉以来，儒家“君子九思”的理念受到众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认可，并广泛强调“五事”与“九思”。《汉书》云：“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颜师古注曰：“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儒家思想中以“五事”或“九思”反映人的内在修养是否有德，内在修养之缺乏，是社会混乱失常的源头，与“貌之不恭，是谓不肃”意思相同，皆是礼仪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反映。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主流思想，“五事”与“九思”盛行，且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五事”还与五行相对应，广为世人接受认同，成为时代的正统典范。

何为服妖？《左传》云：“反其常性即为妖也”，可见古代实物偏离正常形态则为“妖”。汉班固认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风俗异变使得服装变化，违背传统常态，无“五事”之恭，亦无“九思”之正，则为“服妖”。此观念流行与后世历朝，《南齐书》云：“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轻剽奇怪之服，故曰时则有服妖”。“服妖”之本质为服饰妆容以及车马用具等生活层面发生背离传统风俗礼制之异变，且常发生于朝代更替、社会动乱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礼仪服饰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服妖”的现象，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自西周以来，服饰车马等生活内容便不再是单纯的御寒保暖、修饰仪容，方便生活的实用之物，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具有强烈的礼仪性质，形成“分等级，定尊卑”“名贵贱，弘教化”的重要礼仪服饰。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经两汉统治者的努力逐渐恢复传统礼乐制度，于汉武帝时“定于服制，班于天下”。礼仪服饰成为正统之仪。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乱政、饥荒遍野促使社会陷入动乱，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割据，社会动荡之势已成常态，传统礼乐制度“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功能丧失，社会再次陷入“礼崩乐坏”之境。礼仪文化的衰落使得两汉以来的舆服制度、礼容规范难以维系，而求异创新则成魏晋南北朝所盛之风，“服妖”之风渐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揭、氏、羌等北方民族纷纷参与到政权建立之中，民族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与服饰等皆出现胡汉融合之势。在北方各民族风俗的影响下，中原地区人们的用具、习俗等方面的“胡化”倾向格外明显，上至各政权的皇室贵族，下至民间百姓，“胡化”之风盛行与服饰礼俗各方面。北方各民族的礼俗、服饰因素传入中原地区，对传统的汉族礼仪制度产生强烈冲击，亦为中原服饰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各种“服妖”现象的发展。

形成与乱世之中的“服妖”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的衣冠服饰的变化上表现尤为显著。先秦两汉以来，服饰礼仪制度完善，对衣冠服饰有明确的礼仪规范，并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魏晋衣冠服饰以白色为主流，与传统服饰礼仪强调的“西方金色白，秋为杀气，白露为霜，白者丧之气也”相悖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白色的印象产生极大改变，不复忌讳传统观念中白色“凶丧之象”的寓意。魏晋士人服饰色彩皆以淡雅为主，白色极其受欢迎，尽管在喜庆场合亦是穿着白色服饰，甚至军队服饰中亦多以白色为主，仿皮弁而用缣、帛等材料制成白蛤为将士服饰。可以说是“礼岂为我设耶”，与此前传统礼仪习俗完全相悖，旧制不复，“服妖”之风渐盛。

传统“衣裳”之礼制亦是产生异变。自西周开始，“上衣下裳”已成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定制，《周易》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东汉末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上衣下裳”之定制发生变化，被维护传统旧制之人批评指责并纳入“服妖”之列。

根据《宋史》记载：“晋兴后，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盖裙。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陵迟至元康末，妇人出裲裆，加乎胫之上，此内出外也。”

自西晋永嘉之乱，服饰逐渐形成“上俭下丰”的形制，其呈现出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服饰特点。史学家认为衣裳之上下为古代礼仪中君臣尊卑的体现，衣裳之宽窄更是穿着者权势地位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服妖”之“上俭下丰”实际上是魏晋王权衰落的乱世之象。

而女子服饰中内衣外穿的“裲裆”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宫干政之象的表现。古代封建社会宫闱之事为内、社稷之事为外，内外之别，杜绝女子干政。而自西晋皇后贾南风乱政之始，魏晋南北朝后宫女性干政之举颇为常见，是乱世之象的突出表现，“裲裆”服饰亦被划入“服妖”的名目之中。衣冠服饰之异变推进“服妖”之风盛行，并且在服饰妆容上出现男女无别的现象。

“服妖”之风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服饰妆容之上，发生男效女，女仿男的异变，一度形成男女无别的局面。古代封建社会中，鞋子是区别男女身份的重要服饰之一，虽男女皆可穿着，却在形制上有差异，女子鞋履的头部为圆形，男子鞋履的头部为方形。这与古代封建礼制存在关联，圆头鞋履有女子顺从之意，男子方履则有主导之意。西晋太康初年，女子履的形制发生变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其头部变成与男子履相同的方形。史学家常常将此“服妖”之象与王朝衰落的历史现象相互联系。

儒家思想文化之中，十分注重男女之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谈天地阴阳说天地之常为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这一思想融入到礼制思想中便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男女有别的性别差异思想观念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强调古代男女在社会、家庭地位上的有别，其二者间的差别亦表现在区分身份等级的礼仪服饰上，提倡的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礼仪文化逐渐衰落，传统礼制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受到冲击，当时之人不再拘泥于传统礼制的戒律，常与之相悖，男子服女子之服、女子饰男子之容的现象屡见不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相出众的男子常以玉、壁比之，不再如旧制中以与喻君子之德，而强调男子与玉在外观风貌上的联系。《世说新语》云：“潘安仁、夏候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壁’。”玉、柳等原本形容赞美女性的言辞亦来形容赞美男性，譬如有人赞叹王恭的形貌秀丽为“灌灌如春月柳。”魏晋职级男子审美倾向发生转变，而偏向于女性之柔美，且在服饰上亦多效仿女子。“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服也。”“更始诸将军过洛阳者数十辈，皆愤而衣妇人衣绣拥。是服妖也。”可见，魏晋南北朝男子服饰效仿女子已成常态。

魏晋男子不仅在审美倾向以及服饰之上呈现出女性化之象，在妆容、举止上更是将女性的阴柔之美效仿得淋漓尽致。敷粉、描妆、熏香、佩戴香囊皆是魏晋男子的偏好等嗜好。魏晋之时男子：“手持粉白，动相夸饰。”说的就是这种偏好。《世说新语》中更有“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将效仿女子之柔美展示的极其形象，服饰、妆容、举止皆详细模仿，甚至自由风采。

与男子穿妇人衣相关的，是妇人以男子的形象装扮自己。《宋书》记述西晋时期：“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袱帽之属为斧、诚、戈、戟。”“妇人而以兵器为饰，又妖之大也。”为魏晋之际，妇女常以五兵中的斧、诚、戈、戟用金、银、袱帽做成瞥、钗。此举以当代观点看来是妇女勇敢追求个性的审美创新，而在古代史学家却是有悖“国之大节”荒唐行为，与儒家传统礼制思想相违背。“服妖”之风下的男女互相效仿促使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绽放异彩，亦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的“服妖”现象中，突破传统儒家礼制思想的束缚，在衣冠服饰、举止妆容上打破礼制的规定与男女的差异，并在儒家传统思想崩塌的社会化局面中，积极展现思想情感的自我个性，热衷于真实的、毫无掩饰的表现自我，此人情放纵的社会风貌正式魏晋风度的重要特点。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政治操控下成为维护政治权利的工具。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松动，曾经被压制束缚的百家思想又再度迸发活力，在历史上精彩纷呈，魏晋名士乘势而起，独显时代风流。魏晋各阶层人士热衷于抒张个性，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服妖”之中的审美风向，生活情趣无不彰显其优雅从容、任情放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社会人阶层的主流行为趋向越轨于传统的思想观念之外，人们的人生取向，生活情趣、心路理念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逾越性体现在装饰艺术上，就是纵贯六朝四百年的“服妖”现象。衣冠服饰之变，男装女饰之上互相效仿等“服妖”，皆是时代之产物。

参考资料：

《宋书》、《世说新语》、《春秋繁露》、《周易》、《左传》、《汉书》、《南齐书》、《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论语》、《尚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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