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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1961年的春天颁布一个“新书销售排行榜”，列居榜首位置的八成是一本名叫《不怕鬼的故事》的书。

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和各种鬼怪斗智斗勇的故事，70篇，6万多字，表面上看，编选者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而实际上还有一位不挂名的“天字第一号特约编辑”。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终生不怕鬼、不畏神，《不怕鬼的故事》从编选，写序到正式出版，他始终参与，表达着自己人定胜天的思想和精神。

到底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超自然力的“鬼”，在今天这样一个日趋包容和开放的社会，无论民间还是学界，比较一致的态度是“存异不求同”，而我们今天从史料笔记中选取的两则故事，没有被收入《不怕鬼的故事》，比较鲜为人知，却分别从两个角度，说明了“鬼”的真相。

一、鬼挨揍为什么会喊“救人”？

梅蒐是民国早期的一位知名的记者和学者，本名蔡松龄，他在《北京益世报》上开辟的专栏《益世余谭》，专门记叙旧北京的逸闻趣事、生活百态，后来汇编出版，是一部内容丰富、意趣盎然的短篇随笔和笔记集——《真鬼活鬼》就是其中的一篇，发表时间是1920年的10月21日，讲的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楞爷捉鬼”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了大约“三十年开外”（即1890年前后），国子监地方有个少妇被虐自缢，于是谣言流布，说那地界儿闹鬼，“每到二更之后，现形追人”，熟悉北京地理的读者都知道，国子监跟雍和宫只隔一条马路。旧时，那里可不像现在变成了热闹繁华的佛具一条街，基本上就是胡同平房加野地。“二更”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黑得跟矿井似的，所以碰到“鬼”的也大都是到了晚上沿街叫卖的小生意人，比如卖馒头、卖硬面饽饽的。他们遇到鬼，吓得把筐子一扔就跑（背着筐子怕跑得慢），连钱带货就算完了，这回到家还得连说庆幸，总算捡了条命回来。

在雍和宫附近住着一个名叫“楞常”的汉子，本是个摔私跤的出身——在清代，军队有专业的摔跤手，而民间的摔跤高手都叫“摔私跤”的。一天晚上，楞常背了个包袱打国子监经过，遇到了那个鬼。鬼扑了上来，青面獠牙十分可怖，本以为楞常也跟其他人一样扔下包袱就跑，谁知楞常本就胆大，功夫又练得好，上去一脚将鬼踹趴下，挥拳便打，那鬼大喊“救人”，楞常一听打得更狠了，因为鬼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该喊“救鬼”才对嘛。

街里街坊的闻听楞爷打鬼，纷纷出来看热闹，才发现那鬼原来是附近的一个破落户，“装鬼吓人，皆为劫掠财物”。

梅蒐讲这段三十年开外的旧事，主要是当时北京发生了一桩诡异事件，东直门外湖渠村有个名叫高升的逆子，有一天举着菜刀追杀老娘，被其父打死，埋在了村外一个名叫塔园的地方。每到晚上，高升的魂灵就化作“忤逆鬼”，现形追人，而且专门追独行的旅人，旅人落荒而逃，丢失财物甚多。然而在梅蒐看来，却别有见教：“高升生为逆子，死为孽鬼，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断无现形追人之事，且鬼物劫财，尤为奇谈。考其行形，恐与国子监之缢鬼同出一辙。”在文章的末尾，梅蒐叹道：“要是楞爷在世，必然要到湖渠村，演一出《活捉》的……其实真鬼未必害人，倒是活鬼比真鬼王道。”

二、雍和宫“打鬼”有典故

不知道除了“练家子”以外，家住雍和宫附近，是不是也与楞爷敢于打鬼有关。

我们现在过春节，一般从年三十到长假结束那天为止，在农村可能要过到正月十五，但在老北京，时间可就长了去了，从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开始，这春节就算开始了，一直要到正月三十日雍和宫“打鬼”结束，才算是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

“打鬼”是俗称，真正的名字叫“跳布札”，这是个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驱魔散祟”，是一种黄教喇嘛的特有乐舞，也是非常隆重的宗教大典。《燕京岁时记》记载：“打鬼本西域佛法，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者，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佚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跳布札时，喇嘛们戴着面具，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在鼓乐和诵经中翩翩起舞，场面庄严热烈。

“跳布札”一共分成十三场，这里不逐一介绍，单说第十二场的“斩鬼”和第十三场“送祟”。“斩鬼”是指在弥勒佛法力的威慑下，众星神和金刚捉住了魔王，现了原形，原来是个一尺多长的面人，被钉在三角钵里，一位金刚用一把金光闪闪的月牙斧砍下了魔王的脑袋。接下来的“送祟”是庆祝胜利，有两位黄衣喇嘛抬出一个三角架子，顶端是一个骷髅头，象征着被杀的魔王，在众喇嘛的簇拥下，于鼓乐声中走出昭泰门用火焚化，表示魔王的灵魂也被消灭，从此天下太平了。

民国之前，北京的黄寺、黑寺都有跳布札，但辛亥革命后，由于经费不足，只剩下雍和宫一家了。新中国建立到上个世纪末，有史可查的唯一一次跳布札是在1957年，因为事先进行了认真的排练，道具面具都是新制的，所以水平极高，可惜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近年来，雍和宫恢复了“跳布札”的演出，但有较大的压缩、删减，据说风韵也不如从前，只能说聊胜于无了。

不知道清末“跳布札”最兴盛的时候，站在人群之中看打鬼的楞爷，是不是受到了感染，才在面对鬼魅时焕发出了无穷的勇气。

三、一只被真正捉住的“鬼”

比起楞爷，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江苏泰兴北区的张家河，也发生了一起捉鬼的奇事，被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文字学家汪恸尘记录在了《苦榴花馆杂记》之中。只是这一回捉鬼的并非什么摔私跤的英雄好汉，而是一名普通的张姓农妇。

张氏于农历八九月间在田里捡稻穗，因为累了，在河边休息，“忽见一五十余岁之老妇，手持破衣，强妇代浣”，张氏“力拒之而去”，谁知一进家，竟发现那老妇就坐在屋里，顿时惊叫起来，家人都聚了来，问出了什么事，张氏指着那老妇瑟瑟发抖，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番，谁知家中人竟个个面面相觑，因为顺着张氏的手指看过去，连个人影都没有，哪里来的什么老妇？

从这一天开始，“此鬼即不离妇左右，寝食亦必与共”，张氏对家人说：“鬼来时，高仅尺许，形状如猴，所谓老妇者，实顷刻间之变态耳。”但家人都不信她，实在被她纠缠不过，就请来巫师驱魔，却没什么效果。那鬼也是个无赖，骚扰个没完不说，还竟做些下流猥琐的勾当，有时将张氏的内衣扔到屋顶上，或者在张氏劳作的间隙，把她的农具扔到别的地方去。张氏恨极，因为听说“鬼怕渔网”，就跟家人商量，找了个渔网在门外等着捉鬼。

“抵夜”——到了深夜。

“妇忽大呼鬼至”，家人群起，在门口张开网，准备趁着鬼逃跑的时候抓住它，然而借着一盏油灯的灯光看遍了整个房间，只有张氏一个人在满室奔逐，只是她所向之处，所有的家具都在哐哐乱摇，好像有人在趋避她的追赶似的。一会儿，张氏追得累了，拿了一篾箩朝着前面扔去，似乎罩住了什么，“急呼门外蒙网罩于篾箩之上，箩中即有物撞动”。张氏用手从箩底探入，竟被那活物咬了一口，疼得缩回手来，手指已破。

乡下人从小听鬼故事长大，对鬼，却是听说过没见过，这一回居然真的捉到了鬼，又好奇又害怕，一起动手把那“鬼”从篾箩下拉了出来，接下来的比喻非常有趣：“俨然一焦木炭耳也，细验之，则又非炭质，略似未浸之海参，头面手足，隐约可辨”。

对动物学稍有了解的人，可以马上想到这是一只狗獾，也就是鲁迅先生在小说《故乡》中提到的“猹”。狗獾是一种鼬科动物，除了脸颊有白色的纵毛，通体偏近于黑灰色，背毛又硬又密，非常像没有泡发的干海参。

可是，狗獾比较喜欢在深山密林里挖洞居住，很少跑到人家里做不速之客，那么它是怎么到张氏家里来的呢，这要从张氏的“见鬼”说起。

一位普通的农妇，此前并无特异功能或受到什么大师开天眼，突然就见到了鬼，而这鬼还是除她之外所有人都见不到的，这让我们基本判断她是产生了一种名叫“发作性幻视”的症状，这种症状缘于癫痫病，可能与大脑受到器质性损伤、存在强烈的心理预期和刺激有关，也就是说张氏在河边见到的老妇、老妇逼她洗衣服、化成鬼对她骚扰不休，都完完全全是不存在的，那些闪转腾挪的农具、那些不翼而飞的内衣，也都是她为了“配合”自己的幻视而亲力亲为的结果，唯一真切的就是她捉鬼时屋里器具的哐哐乱摇——不要说捉狗獾，捉猫也一样的效果。

有趣的是，怎么“鬼”最后变成了一只“狗獾”呢？

须知在我国古代，民间对癫痫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治疗方法也是五花八门，除了跳大神驱鬼就是针扎锥刺把“鬼”给逼出来，还有一路就是放个“象征物”，然后找到或捕获之，让病人认为“鬼”已经被拿下——而农妇家人用的，正是这一招。

那只倒霉的狗獾被“置之瓷罐之中，用石板覆其上”， 第二天，“往观者络绎不绝，均由妇箩中拉出，裹之以往，然后一一示之”。其实这要是个有生意头脑的人，大可以办个“赏鬼一日游”，票价再高也是一定有人参观的，即便遇上有人认出狗獾，也只消说是鬼现出原形即可。只可惜捉这只狗獾毕竟是为了给农妇治病，三天以后，就绑缚起来扔到火里烧掉了。

其他现实中的“鬼”，大都也是这么个套路，不是人装扮的，就是人置办的，概莫能外，真遇到雍和宫楞爷那种不信鬼不信邪的，统统都得现了原形，而且喊的一定是“救人”而不是“救鬼”。（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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