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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背景（“巴黎和会”幕后英雄）

巴黎和会背景(巴黎和会背后的英雄)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毫无公平可言，中国的权益完全被忽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列强并不主张中国收回，而是想转让给日本。

这一消息使欧洲和会的特别成员陈友仁感到愤慨。他找到顾维钧和其他与会者商讨对策，并敦促中国代表退出会议。尽管中国代表团和陈友仁尽可能地进行外交努力，但列强对此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陈友仁联系了同情中国的法国华人和欧美各界知名人士，并召开了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会议。会上，陈友仁用英语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谈到了中日关系和日本的野心，条理清晰，一针见血。他的演讲几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此时由于北洋政府没有明确态度，指示代表团自行决定。代表团内部也有分歧，有人认为既定事实已经摆在那里，还不如签字；而顾维钧等人则认为这是对国家的羞辱，坚决反对签字。作为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代表，陈友仁也警告代表团，如果代表团违背民意签署合同，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阻挠。最后，在各方压力下，中国代表团达成协议，拒绝签字，退出会议。弱小的中国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让列强刮目相看，让世界各国相互尊重。

而且，考虑到中国和陈友仁的实力悬殊，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山东迟早会被日本吞并，所以会后继续为这件事奔走。他认为列强不是砧板，可以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矛盾解决问题:美国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共享”，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对美国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美国国内对巴黎和会的决定也有很多讨论。于是，陈友仁给美国国会发了一份长电报，揭露日本的扩张野心，指出日本已经触及美国的利益，希望美国能向中国伸出援手，敦促尽快解决山东问题。电报合情合理，谦虚谨慎，不卑不亢，触到了美国的痛处。此事传开后，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大报纸纷纷转载。

迫于舆论压力，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山东问题，发现确实很严重。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联合英国向日本施压，最终迫使日本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契约》，使日本寻求的山东利益合法化化为乌有。

2、华盛顿会议：日本开完会后发誓一定要报复美国，日美之间有何恩怨

“奉劝美国政府及时止步，不要将曾经亲善的日美关系一手毁掉。”

“我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必须报复美国！我们自发排美，拒绝购买美国消费品，排斥美在日的一切经济活动！”

“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一度退让只会让对方觉得我国地位的低下，除此之外没任何作用。既然如此，帝国征服与我国国民必须打起精神，为重振国威而努力。否则，这将为我国后代留下耻辱。”

1921-1922年，无论是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还是在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报复美国”一直都是日本人内心最深处的诉求。

在这场“鸿门宴”中，日本不仅失去自己的忠实盟友——英国，还亲眼见证了自己“海权梦”的破碎。

那么，华盛顿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何等的不堪，让日本放出如此“狠话”呢？

（华盛顿会议）

一、收起的獠牙：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妥协

1904年日俄战争后，不明战争实况的日本民众对突然接受没有一分钱战争赔款的讲和结果深感不满。

在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更主要是针对日本政府的。只不过，由于美国在这之中作为居间仲裁者的角色，劝说了日本接受媾和条件，所以日本民众顺带将这一反和谈的情绪投射到美国身上，对美国心怀芥蒂和不满。

日俄战争后，日本实力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加州地区出现“排日运动”，这使得反美情绪席卷日本民间，日美就此走上了交恶之路。

日本民众意识到，自身通过日俄战争的获胜所确立的“大国”地位并未得到美国的认可，它还依旧将自己视作“二等国民”。

（华盛顿会议）

加州地区不断进行着愈演愈烈的“排日运动”，包括意图剥夺在美日本人的土地权。

日本民众希望通过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压制地方排日运动发展。

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国内将此视作国内政治问题，日本的抗议没有得到美方的积极反应。

日本民众对美的厌恶发展至反感，视美国人为不重感情、没有契约精神（1907-1908年两国签订的“君子协定”）。

尤其是当1919年巴黎和会上“废除人种歧视”提案被否决后，日本民众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民间反美情绪愈演愈烈。

在巴黎和会后，对美国深感失望的日本政府却是不顾民意，选择暂敛锋芒——不仅整改了外务省，还调整了对外方略，将“务实”二字贯彻到底：

面对即将逝去的“英日同盟外交”，日本忍痛割爱，及时转向了更符合当时国际背景的“协调外交”；

并搁置移民争议，在美国面前尽显卑微。

（英日同盟）

顾维钧曾评价道：“（日本）搁置移民问题而获取更大的实际利益，是‘对美协调’的首要表现。”

日本的“卑微”一直延续到1921年年末，也就是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日本迫切希望能够在华盛顿会议上有所转机。

然而，这次会议彻底让日本人“放弃幻想”。

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日英同盟、限制日本的海军军备和对华扩张等——日本成为了众矢之的！

1921年12月，《四国条约》签订，其是美国为反对“日英同盟”的延续而提出。

美国在一战前就对日美同盟怀有戒心，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就曾忧心地表示：

“日本凭借同盟在中国大陆随意行动，违反美国保全中国的政策。英国受同盟束缚不能支持美国，结果美国不得不处在单独对抗日英同盟的不利境地。”

一战后，日美关系愈发紧张，美国“对日本的诋毁、戒备与日俱增”。

随着第三次日英同盟于1921年7月期满，美国开始以拉拢英国来反对“日英同盟”。

（英日同盟）

美国国务卿致信英国驻美大使：

“太平洋地区唯一的困难源就是美日关系问题。美国政府在远东有着明确的政策，希望英国在同样的利益上与美国有着一样的观点。英国应该在远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日本在走向军部控制的道路上，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英美合作符合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

此时，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发现了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个鸿门宴，就连日本媒体也已捕捉到了美国政府对日英同盟的担忧。

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近日声明，美国反对日英以任何形式继续同盟，宣称这是对远东地区利益的威胁”。

尽管在日俄战争及第二次续约后，日英两国一直保持名义上的同盟关系，但是受制于遥远的地理空间以及陷身于欧战，英国并不愿意卷入日美之间的纠纷。

在第三次日英同盟续约谈判时，英国方面特意强调了英国免除日美战争时的参战义务。

（华盛顿会议）

日本也意识到日英同盟即使延续也是名存实亡，国内瞬间哀鸿遍野。

日本原敬首相提出：

“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不值得信任；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

紧接着，日本外务省也做出了“将来日英同盟不过徒有虚名”的判断。

而事实上，美国对日本下手早有征兆，奈何日本仍心存幻想罢了。

二、昔日的警告：消散的同盟

1921年7月，英国建议召开英美中日四国太平洋会议，讨论日英同盟的存废问题，解决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等。

面对英国的提议，日本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对于要不要参会日本国内意见不一。

尽管少数人认为英国在事先没有告知日本的前提下提出该建议，实在是不尊重日本的表现，而且“不能保证英国此次是否又与美国联合，将压制日本正当权利的获得。”但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日本应该利用好这次机会。

（20年代的日本）

驻英大使林权助坚持日本应积极参加此次协调会议，因为“有关帝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及帝国的切身利益”，日本应该抓住此次机会弥补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误。

同年7月，日本外务省官员松平恒雄根据林权助的报告，起草了《帝国政府关于太平洋会议所采取的方针》，认为日本应该参加此次会议，但是要提前限定会议的目的与参加国的范围。

在他看来，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防止日英美三国发生战争，“限定为确立远东太平洋的和平”；会议的参加国也应该仅限于利益攸关方，“寻求日英美三国的和平协商”。

“以往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常处于被动地位，现在应改变消极态度，妥善利用好此次会议的机会，以求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争取利用此次机会改变过去对华外交的失误。”

（日本的讽刺漫画）

然而，日本的想象有些天真。

美国对这一会议有着出乎意料的积极——它希望借此签订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来取代日英同盟，防止日英两国在远东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威胁。

针对日英协商后提出的日英美三国协调的机制，美国国务卿休斯建议把三国协商扩大为日英美法四国协商。

毕竟美国还对同盟过多年之久的日英关系心怀戒备，法国的加入至少可以平衡双方关系。

最终在12月13日的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法四国正式签署《四国条约》。

《四国条约》以一个不具实际意义的新合作架构埋葬了日英同盟。

这也难怪日本撂下“发誓报复美国”的狠话了。

然而，各方似乎都被日本的狠话欺骗了——日本方面的看法并非如此悲观。

对日本来说，《四国条约》的签署仍然残存有日英同盟的影子，并不意味着日本在日英关系处理上的失败。

（华盛顿会议）

国内也认为：

“日英同盟关系是我国向来外交的基本点……英国仍旧是我国外交上的伙伴。”

同年12月10日，直塬正直大使对英国代表普兰森表示：

“即使两国同盟终止，日本仍渴望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不仅不会改变，反而更加发展。”

而对于一直以来因移民问题和远东利益问题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摩对方的日美两国，对比日英称不上失败的外交，这可以说是日本的成功。

日本大使给美国方面致信表示：

“日本自然渴望加强自己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毕竟这对远东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但同时，日本也决不允许任何障碍阻碍与美国之间传统的友善关系，这个协约对日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对于日本来说，《四国协约》的签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日英同盟的忌惮，缓和了两国一直以来紧张的外交关系，也避免了日本陷入外交孤立的境地。

（华盛顿会议）

这其实暗中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提供了喘息之机，日本人甚至也为之窃喜。

但是，作为埋葬日本的鸿门宴，华盛顿会议岂会如此单薄呢？

接踵而至的各项协定将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五国海军协定》，彻底摧毁了日本人重振海权的幻想！

三、《五国海军协定》：压迫日军的“五指山”

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岛国，自明治政府建立后，海军建设一直是日本的重中之重。

在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计划建设一支以最新式战列舰和最新式装甲巡洋舰各八艘为主力的强大舰队。

此后，日本海军开始正式研究对美作战计划。

当然，这也是对1908年10月，意在炫耀自己的海军实力的美国舰队，在进行环球航行中特意在日本横滨停留的回应。

（日本“无畏舰”）

《方针》构筑了日本海军的政策的三大支柱，及以美国为假想敌、建设“八八舰队”、维持对美七成的海军实力。

翌年，日本海军首次举行对美作战演习：设想美军占领琉球的奄美大岛，日军出击迎战。

随后，美国也开始考虑在太平洋对日作战的问题。

深受马汉“海权论”影响的罗斯福加紧军备竞赛，谋求海洋优势。

1917年，美国海军当局提出：为确保本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海军军备规模必须超过日本两倍。

但是，建设强大的海军装备需要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日本在与美国的经济力量抗衡中显然占据下风。

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一战后各国对世界和平的呼吁，裁军成为可能。

华盛顿会议开幕后，裁军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关注点。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大会的首次发言中，即提出英美日三国主力舰比例为10:10:6的配额。

对此，日本代表显然无法认同。

（日本巡洋舰）

长久以来，日本海军政策的基础是美日两国的海军力量维持在10:7的比例。

被称为“日本的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家佐藤铁太郎曾指出：

“鉴于我国国力，不得不甘心于‘进攻不足，防守有余’的兵力。进攻舰对防守舰需要50%以上的兵力优势，防守舰对假想敌国舰队必须保持70%以上的兵力。”

所以日本在1907和1918年制定与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均以这种战略思维为指导，“七成论”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基本方针。

基于此，日本代表团和国内舆论都表达了对这一比例的无法接受，“报复美国”的论调再次成为民间的热门话题。

日本海军大佐坂本俊马在谈及日美主力舰比例问题时，认为此比例不均衡：

“今美国方面提出6成的海军主力舰比率，英国也表示赞成，我国应绝不妥协。这一比率不利于保障我国的海上安全，更不用说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了。如果英美拒不接受，我国代表团应退出会议。”

（日本驱逐舰）

日本华盛顿会议海权代表海军委员加藤中将也声明：

“七成海军装备是日本国防安全的最低限度……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迅猛，为了寻找经济的排泄口而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目的地，美国为此而大力发展海军军备，一定会对我国的在华利益造成影响。”

他之所以认为这一比率太低，是因为考虑到“美国拥有极其丰富而伟大的资源及工业力量，平时没有必要维持较大的军备力量，即使拥有与日本同等或低劣的常备军仍能保证安全；相反，像日本这样资源和工业力量都居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如果不维持强大的兵力资源，到危机时刻就难以为继。”

鉴于以上理由，加藤提出根据“国家体面论”：日本目前作为强大的主权国家，应该享有与美国同等的海军军备，即10:10的主力舰比例，所以对美保持七成军备已经是最大的让步。

与此同时，休斯的提议也无法得到美国海军方面的认同。

美国海军当局认为，休斯的提案没有体现出美国对日本的绝对优势，日本舰比例太高。

在此问题上难以决断，成为华盛顿《五国海军协定》的最大障碍。

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磋商后，迫于强大的外部压力，日本代表团最终做出了有条件的让步。

他们向美国方面提出，在美国答应缩减太平洋区域的防备或者维持防备现状，“削弱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集中活动以保持均势”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可以考虑美国的提案。

同年12月25日，英美日三国代表就海军裁军问题达成临时协定，“采用规定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比例为5:5:3的美国提案”。

这一《协定》成为了日本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成为了压在其身上的“五指山”。

但是，这一大山很快就被推倒了。

由于英、法两国拥有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需要保护，因此在二国的强烈反对下，华盛顿会议未能对辅助舰艇的总吨位做出任何限制，只是规定“各国辅助舰艇的单舰吨位不得超过10000英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

如此一来，《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各国海军军备的限制就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各国开始争相建造不受条约总吨位限制的排水量10000英吨、主炮口径为8英寸的“条约型巡洋舰”。

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共建造了2批8艘这种条约型巡洋舰（妙高级4艘、高雄级4艘）。

作为对日本建造此类战舰的回应，美国在1924年也通过了建造8艘条约型巡洋舰的法案（2艘彭萨科拉级和6艘北安普敦级），1929年再度批准建造2艘波特兰级和3艘新奥尔良级巡洋舰。

其他海权国家也纷纷跟进，相继上马各自的条约型巡洋舰建造计划，华盛顿会议后稍稍平息的海军造舰竞赛又在以条约型巡洋舰为主的辅助舰艇方面重燃起来。

1927年6月，美、英、日三国代表在瑞士的日内瓦展开会谈，意图缓和三方在辅助舰艇方面的新一轮造舰竞赛。

只是“心灰意冷”的日本根本拒绝交涉，日内瓦裁军会议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各国继续大肆建造以条约型巡洋舰为主的辅助舰艇，直至二战爆发。

最终，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放的狠话在珍珠港得到了印证，而日本也成为了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后记：

尽管华盛顿会议暂时搁置了“排日”问题，并对可能影响日本外交和日美关系的移民问题避而不谈，但是按而不表不过是权宜之计。

随着美国1924年《移民法》彻底断送了日本人驶往美国的前途，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马上被引爆，并迅速转化为排美行动，日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争夺也正式公开化，“门户开放”政策与“大陆政策”开始了真正的桌面上的较量。

这一时期东京《朝日新闻》涉美报道的词汇使用非常激烈：“侮辱”、“蹂躏”、“决裂”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此外，为证明自己之愤怒，报刊还选择性大量转载了世界各国的倾日舆论。《朝日新闻》更是连续五天刊载西方各国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到最后，极度失望的日本人喊出了与美国的“决裂”、“报复”，甚至直接将美国视作军事对抗的敌手了。

这一“反美”情绪的彻底激化，为两国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参考资料：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BDFA), Part II, Series E, Vol. 4, Japa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1906 年—1924 年卷。

[日] 东京《朝日新闻》，明治三十一年至大正十二年卷。

[日] 日本外务省主编：《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联合协会 1953 年版。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刘世龙：《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日本学刊》2002 年第 3 期。

王雁：《门户开放与特殊利益：日美对华政策的冲突与调和——以华盛顿会议上的“二十一条”问题为中心》，《理论学刊》2007 年第 8 期。

许赛峰：《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世界历史》2016 年第 3 期。

周颂伦：《最初的倾轧－－日美关系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世界历史》1998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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